解放战争中，作为战败被俘国民党名将众多，而只有一人，是蒋介石公开表态“一定要救他出来的”。

尽管他的级别并不很高，但在被俘前后，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却不小。

新中国开国上将、原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陈再道对他更是敬重有加，晚年回忆起来，唯独对他记忆深刻。

那么，这位国民党将领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同陈再道之间有什么过往？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此一人，便是宋瑞珂。1907年，宋瑞珂出生于山东青岛崂山一农民家庭。

他开始读书时，正赶上1914年日德战争，日本取代德国，成为青岛的殖民统治者。后来有关青岛主权问题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一直到1922年中国才收回青岛主权。

宋瑞珂晚年回忆起来，依然记得小时候的一首童谣：“甲寅年，日德开战，日本打青岛，来到即墨县。怨又怨，庄稼被毁坏，同胞受熬煎。”

而也正是这些事，冥冥之中为他今后的人生选择和投身革命埋下了伏笔。

1922年，因家贫，为补贴家用，宋瑞珂赴日打工，成为一名织布厂工人，期间，因不堪日本商人的欺压，宋瑞珂加入罢工行列，后因此被驱离回国。

当时的他怎么也没想到，他双脚踏出织布厂后，竟然会踏进军校。

回国后不久，宋瑞珂即收到了中学时期体育老师，黄埔军校二期生李郁文的来信，得知了黄埔军校第三期招收入伍生的消息。

当时军阀统治之下，黄埔军校的招生，只有在广州是公开的，其他各省都是秘密的，报考者也需要有国民党或共产党人介绍才行。

于是宋瑞珂又邀请了几位同乡同学，经江南公学的校长和招生委员介绍，才得以报名投考，最终被顺利录取。

1925年春，黄埔第三期开学，宋瑞珂成为1300余新生中的一员，自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宋瑞珂的女儿宋华斐在《我的父亲宋瑞珂》一文中介绍，父亲在黄埔求学，每日三操两讲，晚上自习，八时半点点名，九时熄灯就寝。两星期后，进行甄别考试。父亲记得试题是“试述投笔从戎的志愿？”“中国内乱的原因安在？”

可以说，那时的黄埔军校，集聚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青年，他们在国难当头投笔从戎，抛头颅洒热血。一如黄埔军校校门对联所写：“贪生畏死勿入斯门，升官发财请往他处。”

黄埔期间，宋瑞珂先后参加了对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对广州军阀的围剿和平息广州商团叛乱，亲历“沙基惨案”。

对于这段经历，宋瑞珂晚年回忆起来，直言“几十年已过去，但记忆犹新”。

1926年1月17日，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宋瑞珂留校担任第四、五期入伍生团排长。

之后北伐战争中，宋瑞珂身经大小数百仗，从排长、连长、营长，一路拔擢升至中校团副。

1931年，宋瑞珂任第18军（军长陈诚）11师30旅63团上校团长。

18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号称“王中之王”，建军最早、军史最长、实力也最雄厚，更是陈诚的起家老本。

陈诚

1930年中原大战后，陈诚升为18军军长，当时18军只有一个11师，陈诚兼任11师师长，后来经陈诚不断扩编，18军规模日益庞大。

据说当时很多国民党军校毕业生宁愿到18军当排长，也不愿到一般部队当连长。

而宋瑞珂可以说是跟随陈诚起家的18军“嫡系”。

1935年12月，宋瑞珂升任18军14师42旅少将旅长。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8军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

国难当头，陈诚惟有忍痛，咬牙下令：只要完成任务，18军就算打光打尽也在所不惜。

而宋瑞珂，更早在战前，便将子女先后送回了老家崂山，请父母代为抚养，以便减少后顾之忧，轻装上阵杀敌。

淞沪会战，又称“战场绞肉机”，是中国抗日战争初期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之一，整整持续了3个月，前后70万中国军人奔赴沙场，30万将士血洒前线。18军在淞沪会战4战罗店，伤亡惨重。

经此一战，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落空。

1938年，宋瑞珂任预8师副师长，又先后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40年又调任18军第199师少将师长，参加枣宜会战。

这一战，同时也是宋瑞珂抗战时期所参加战斗中记述材料最为详细生动的一战。

此战，宋瑞珂率部与日军四个师团兵力厮杀激战两月余，毙敌十三师团联队长柴田，199师全师官兵伤亡三分之二。

宋华斐在《我的父亲宋瑞珂》一文中说：

“战斗最激烈时，父亲仅率参谋洪毅烈、卫士黄正贵及传达兵数人，在将军岩顶部第一线指挥战斗，敌炮每日炮击四五百发，并兼有燃烧弹，电线被烧毁多次，父亲在将军岩坚持战斗三昼夜未下山。每天黎明前和黄昏后，炊事员从山下为官兵送来稠稀饭。待父亲下山那天，同僚开玩笑说：‘将军岩托将军之福，日本鬼子的炮弹总是打偏了。’”

1943年，宋瑞珂任第66军中将副军长，先后参加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转战两湖，履历战功。

1944年，宋瑞珂升任第66军中将军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15日，宋瑞珂率66军进驻武汉，任汉阳、汉口地区警备指挥官，准备参加受降仪式。

而也就在这时，驻扎在武汉的一个伪军头目，被暂编为军长，听说宋瑞珂率军进驻武汉，当即拿出两辆小汽车，要送给宋瑞珂，结果遭到宋瑞珂的严词拒绝。

而后这位伪军头目又接连上门求见、大摆宴席，极尽讨好，想要见宋瑞珂一面，结果宋瑞珂丝毫不给情面，打从心底里对此等丧失民族气节之徒深为鄙弃，自始至终都未露面。

后来《新湖北日报》鄂中版主任谢蔚明回忆起来，直言早就听说国民党66军宋军长是青岛人，黄埔三期毕业，多年行军打仗，部队向来以军纪严明著称，宋军长率部进驻武汉，武汉人民对他和他率领的部队更是百闻不如一见，宋军长拒绝伪军头目的表现更被传为美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身为军人，他既不惜死，也不爱财，气节难得。

1945年9月18日，宋瑞珂于华中地区在汉口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的受降仪式受降席上就座，接受了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及其参谋长中山勇少将代表所属21万日本侵略军的缴械投降。

日寇投降，抗战胜利。

在抗战中表现出色的宋瑞珂，这时又面临一个新的难题，即如何处理国共关系。

1946年1月23日晚，宋瑞珂邀请了共产党首席代表王震以及美方代表到自己驻地参加宴会。

会上，宋瑞珂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讲：

“我们66军官兵，殷切地盼望和平，不再发生内战。抗战八年，军民都极端的艰难困苦。大家渴望和平，以便休养生息，并迅速医治战争创伤，让流亡在外的难民回乡生产，安排职工复工就业，发展国民经济，解决人民生计。”

只可惜，事情的走向与这一番话是背道而驰。

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

深得蒋介石垂青的宋瑞珂沦为“内战先锋”，按照蒋介石部署，率66军（也就是整编66师，重庆谈判后，为制造裁军假象，蒋介石进行军制改革，66军变成整编66师，实际兵力没有改变）向我中原军区部队发起进攻，“打响了中原第一枪”，博得了蒋介石的青睐。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解放战争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而也就在挺进大别山的过程中，陈再道和宋瑞珂在羊山集交手，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是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4个纵队12万余人，悄然突破国民党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拉开南下大别山的战略进攻序幕。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蒋介石得知黄河防线被突破，急令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率三个整编师（32师、66师、70师），另有199旅由他直接指挥，北上增援，于7月10日分别进至金乡与巨野间的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地区，摆成一条南北30余公里的长蛇阵。

刘邓大军见此长蛇阵，立即以第1、6纵队向敌32师、70师进击，以第2、3纵队向羊山集敌66师进击。

如此以2、3两个纵队对抗宋瑞珂率领的整编66师，也足见刘邓没有小觑宋瑞珂这一蒋介石亲信战将。

刘邓大军第2纵队的司令员正是陈再道。他和宋瑞珂，两人一个是农民出身，一个是黄埔出身，一方要快速挺进，一方誓死坚守，在羊山集形成水火不容之势。

而由于具备先天优势，羊山集易守难攻，地势较高，且保留有明末时期的寨墙，寨墙周围东南西三面又有丈余深的水壕，羊山脚下成了一片沼泽地，山上泥湿苔滑，再加上宋瑞珂下令加修工事，构造了各种明暗火力点，羊山集1000米开外的地区均被66师火力覆盖，使得攻击更加困难。

陈再道率部接连发动两次自下而上的仰攻，均未获成效，且伤亡惨重。

冀鲁豫军区独一旅参谋长杨昆后来回忆起当时战斗的惨烈程度：

“经常是两天吃不上一顿热饭，有时刚刚端起碗，敌人就上来了，战士们扔下饭碗进入战斗，等打退敌人回来时，常常是连饭带碗都给炸飞了。”

羊山集久攻不克，几乎成了一个死结。

立在山脚下的陈再道尴尬不已，上下开会寻找失利原因，结果却收到邓政委批示：“地形是死的，人是活的，少找客观，多找主观。”

刘伯承（左二）、陈再道（左三）

这一句一针见血的批示令陈再道惭愧地低下头，向刘伯承和邓小平立下誓言：“‘羊头’上见！”

7月18日，陈再道率部趁雨夜敌军大意之际摸上“羊身”，攻占“羊头”，实现誓言，只是由于第3纵队未能配合上，仍是没能攻下羊山集。

7月19日，就在陈再道意识到两个纵队必须合力，行动必须统一，并立下“不活捉宋瑞珂就解甲归田”的军令状，欲包围66师之时，蒋介石得知了66师困守羊山集的消息，当即从西安、洛阳、郑州等地调集重兵，准备压迫刘邓大军背水一战。

如此，解放军搞不好会落入反包围的命运。

面对此局势，7月23日，毛主席急电：

“为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对军事部署可作调整，对羊山集，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歼灭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而陈再道这时拗劲也上来了，誓言：“此战不吃掉宋瑞珂，我陈再道不姓陈。”

另一边，原本心里十分淡定，坚信只要守住羊山集，后续会有援军到来，实在不行还有时间撤退的宋瑞珂这时心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因为“猪队友”根本指望不上，66师死守羊山集半个月之久，国民党军的支援速度简直龟速，各自忙着自保和推脱，根本不敢冒险前进。哪怕是交情不浅，常德会战时宋瑞珂的直属上司王仲廉，接到蒋介石的命令，率5个旅支援，到最后也没赶到羊山集，只远远轰了几炮。

而硬着头皮赶来支援的王士翘所率199旅更一头扎进解放军的口袋阵，王士翘几经挣扎，还是当了俘虏。

宋瑞珂迟迟等不来支援，又缩回羊山集，最后只等来了蒋介石托郭汝瑰由空军投来的信。

信中，蒋介石盛赞宋瑞珂“能独率1师固守羊山集两个星期，实属党国中坚”，称呼宋瑞珂为“吾弟”，说自己对他和66师的境况“忧心如焚”，但仍希望他们“固守到底”。最后，蒋介石竟用“上帝保佑你”来鼓励宋瑞珂继续坚守待援。

宋瑞珂接信，心下便已了然。

羊山集战斗解放军

7月27日，天空突然放晴，壕沟和洼地的积水慢慢渗入地下，天赐良机。

当日黄昏，陈再道即下令各部向敌军发起总攻，此时，宋瑞珂已经弹尽粮绝，困兽犹斗，但依然在挣扎。

7月28日，这场较量终见分晓，解放军成功突破羊山集东西，攻占十字街核心工事。

宋瑞珂等63名国民党军官换上破旧的士兵军装，准备突围逃跑，结果被解放军堵住，躲进一座小楼，很快，小楼也被包围。

短暂僵持后，宋瑞珂知已入绝境，拔出了手枪，要自杀。

宋瑞珂

卫士金和甫却一把就他的手枪夺了过去，说：“师长，你死了，我们怎么办？”

这一句话唤醒了当时的宋瑞珂。

他后来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心境：“我心里很悲凉，仗打成这个样子，对不起跟随我多年的部下……”

而小楼外面的枪声依旧不停，又在喊丢炸药包。

于是宋瑞珂说：“再打也不行了，你们哪个出去告诉解放军，我们不打了，我们投降。”

一旁的参谋长郭雨林说：“我去。”

小楼内63名国民党军官最终一致缴械投降。带头的郭雨林引导着解放军走在排头，指着当时身穿破旧士兵军装的宋瑞珂道：“这位就是我们66师师长宋瑞珂。”

也就是这时，陈再道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拍了一下宋瑞珂的肩膀道：“认识一下吧，我就是陈再道。”

两人四目相对，心境却大不相同。

宋瑞珂就这样被俘虏了，他狼狈地举起右手行了个军礼，就此为自己打内战的历史画下了句号。

后来毛主席曾亲自点评这段往事，说：

“陈再道是农民出身，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他很会打仗作战勇敢，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他就是土包子打败洋包子，放牛娃打败黄埔生的一位战将。”

而宋瑞珂，被俘后在解放军教导大队接受改造。

值得一提的是，宋瑞珂被俘后，1947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他的家乡青岛召开军事检讨会议时曾公开喊话称：“过去所有失败被俘的将领，都有罪恶，将来都应该受到处分；唯有第66师师长宋瑞珂虽然被俘，但我一定要救他出来，而且将来还要特别奖励他。”

这话可以说是蒋介石对宋瑞珂的最大肯定，只不过也只能说说了。

羊山战役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通道被打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解放军势如破竹，新中国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中成立。

功德林

新中国成立后，宋瑞珂和许多国民党被俘将领一样，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学习、改造。

1950年，宋瑞珂的妻子从香港赴北京，此后在上海定居，两人的5个子女后来也都在大陆上了大学。

如此，妻儿子女在外等候多年，1960年，宋瑞珂终获特赦。

而后，宋瑞珂投身文史材料研究，在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了一名文史专员，后又任上海市第五、六、七届政协委员，市政协办公厅专员、市政协祖国统一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民革祖国统一委员会副主任。

1984年，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宋瑞珂被选为理事。

陈再道

同年，北京举行黄埔军校60周年纪念会。宋瑞珂又见到了昔日战场上你死我活的老对手陈再道。

时隔几十年，再见面，已经站在了一条线上的两人，心照不宣，同时举杯一饮而尽，谁也没再提羊山集一战。

后来陈再道回忆起交手过的国民党将领，唯独对宋瑞珂敬重有加，谈及1984年重逢的具体细节，直言当时他一进入会场，就主动向人打听了宋瑞珂的座位在哪，而宋瑞珂听说后，拿着一杯红葡萄酒就走了过来，见他杯中是白酒，又返回座位，重新倒上了白酒。

两人的这段过往，也成为国共两党的真实写照。

宋瑞珂晚年在上海

1985年起，宋瑞珂担任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此后接待了数以千计来自台湾、港澳以及海外的同学和亲戚故旧，为祖国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在这期间，宋瑞珂陆续写出了《回忆淞沪抗战》、《山东青岛早期黄埔同学二三事》以及《回忆陈诚》等数百万字珍贵的回忆史料。

1995年，宋瑞珂在上海去世，享年88岁，自此走完了曲折一生。

素材来源：

[1]鲁南.大战羊山:千里跃进大别山前的最后一战[J].党史纵横，2014，(03):46-47+40.

[2]屈德骞.陈再道将军羊山活捉宋瑞珂[J].党史天地，2002，(08):15-19.

[3]"放牛娃打败黄埔生" 陈再道羊山集活捉宋瑞珂 半岛网-城市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