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哪个更重要？

是物质激励重要呢?还是精神激励重要呢?有众多的专家和学者的研究结果证明“精神” 比“物质”更重要，但仅仅依赖精神激励肯定是不行的。

下属为什么要追随你?是因为你能够满足他们利益上的需要，如果不能满足他们利益上的需要，他为什么要追随你?

尽管这样的观点不容易让人们接受，但这是人际关系最本质也是最现实的体现。 激励的基本法则，学会给予。

由央视主持人张绍刚担纲主持的职场栏目《非我莫属》深受大家的喜爱。12 位来现场招聘的企业高管心里很清楚，要招到自己喜欢的人才，就要给出一个有竞争力的“职位”和 “薪水”。而来应聘的 8 位年轻人心里也同样有“一杆称”，我愿意追随哪个老板，就要看哪个老板能够给出让自己满意的“职位”和“薪水”。

领导就是交易的结果，当你对他人有所给予或有所承诺的时候，你才有资格对他人“发 号施令”。没有给予，也就不会有索取。

有许多优秀的领导人都非常注重精神激励，比如松下幸之助、曾国藩等众多的领导人都非常重视“精神激励”，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松下早在 1965 年就在日本带头实施 5 天工作制，1971 年松下员工的薪酬就已比肩欧洲薪酬最高的国家联邦德国，1972 年，松下员工的薪酬已经接近美国的水准，大约是日本国内的 1.5 倍。极大地激发了松下员工的工作热情。当时松下的营业收入比伯利恒钢铁公司、高露洁、吉列、高威、家乐氏、好利获得、 斯科特纸业和惠而浦公司的营业额加起来还要多。曾国藩的带兵秘诀就是“厚饷”。当时湘军士兵一个月的饷银是 4 两 2 钱，大约是绿营兵 1 两 3 钱的 3.2 倍;营官一个月的饷银是 150两，是绿营守备 25 两的 6 倍。记载说湘军“士气高昂，战斗力远胜于绿营。”摇摇欲坠的清朝依靠一支由农民武装起来的湘军，而不是绿营兵维护了自己的统治。

柳传志治理公司的基本逻辑就是相信人的本性中具有追求利益的特征。柳传志曾经这样与人讲：“在早期公司内部人事矛盾激烈的时期，我就采取了一个办法，让所有人车坐得更好，房子住得比我还大，钱多多地发。我全都给你了，那我剩下什么?我就剩下领导的权力， 我就可以领导你。”

杰克·韦尔奇同样认为“在想到员工激励的时候，首先还是应该考虑金钱激励。”那些 轻视“金线”作用的想法是愚蠢的。

下属为什么要追随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有“私心”，当他感觉追随你比追随他 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私心”时，他就会选择追随你。

人们需要表扬，但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老板的几句表扬而死心塌地地追随你。缺少物质激 励做支撑，精神激励就像是“海市蜃楼”，只是好看而已，不可能长久。

你要想激励你的下属吗?就给予他们“看得见”的利益，满足他们合理的“私心”吧! 这是激励的基本法则。

持久有效的激励，来自两个激励一起抓，这是不是说物质激励比精神激励更重要?问题不是这样的。领导是交易的结果，但我们却不能用交易的心态来实现对他人的领导。如果你用交易的心态来对待下属，那么激励就会 随着交易的结束而结束。要想使得我们的激励“持续”“长久”，还要注重精神激励。

有一次，华尔街日报记者就员工激励问题采访杰克·韦尔奇：在员工奖励方面，你认为 物资奖励和精神鼓励哪个更重要?韦尔奇回答说：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都是必要的，两者缺一不可。我遇到过只给员工发奖章的老板，他认为多给钱是愚蠢的。我认为这大错特错，金 钱和精神鼓励应双管齐下。

人们需要物质激励，也需要精神激励。一方面每个人都有私心，希望他人能够满足自己 的需要，实现自我的追求;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有善心，希望自己能够满足他人的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同和尊重。

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饭田觉兵卫是一位勇猛又擅长军略的武士，效命于加藤清正将军。 觉兵卫辞官归隐后，曾对别人说：“我第一次在战场上建功时，目睹了许多患难朋友因战殉职。心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再也不想当武士了。可是，当我回到军营，加藤清正将军。

夸赞我今天的表现，随后又赐给我一把非常有名的战刀。这时，我不想当武士的念头被打消 了。后来，每次从战场归来，我总有不想再当武士的念头。可是每次回到军营时，总又会受 到夸奖和奖赏。所以，我的心意一次次地动摇，总是没有达成我的心愿，也就一直效力于清正将军。现在想来，清正将军真是巧妙地利用了我。”

加藤清正将军巧妙地利用了士兵自私和虚荣的心理，既让他有物质上的收获，又有精神 上的享受。而饭田觉兵卫就是在这样的激励下，一步步成长起来，成为日本历史上最有名的 武将之一。

作为领导，你既要懂得尊重下属的“私心”，又要懂得激发下属的“善心”。只有物质 激励，有可能会激起人们不良的欲望，私心就会膨胀;只有精神激励，有可能会消弱人们的善良的追求，善心就会泯灭。

正如前任政协副主席王选先生在解释这个问题时说到的：“对员工只有物质激励，没有 精神激励，这是害民政策，反过来只有精神激励，没有物质激励，那是愚民政策。”

实际上，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就像你的左右手，只有当你把两支手握在一起的时候， 才是最有力的。

市场调查对公司运营有何意义？

谈谈你对“砖家”的看法。

砖家的解释

对于“砖家”的解读：所谓文化大师，学说却毫无科学依据；所谓权威人士，言论往往 自相矛盾。这些人被网友统称“砖家”。“砖家”不以求真知为目的，说话也不负责任，他

她们最终目标就是利益，而相关监管的缺失，导致假专家的泛滥。 对于定义理解：

泛指不学无术、却夸夸其谈、冒充学术权威者的人。

对精通某门知识的人的一种戏称，含贬义。

网络中专门发表自己杜撰的言论以吸引网友们拍砖的人。比如某砖家说要限制农      民工收入过快增长，可以视为故意吸引砖头的行为。

在网络世界，“专家”一词几乎已经成为贬义词，似乎我们这个世界并无所谓专家。但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在不断进步，而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专家的努力。

与专家的区别

“砖家”本意既指出“砖家”的专业水平不如专家，另一方面，砖家的“砖”字也暗示着他是其 他角色握在手中的一个工具——比如用于对某些看法进行拍砖。 砖家还有一层含义，源于砖本身为方方正正的建筑材料，性喜有序堆积不喜坍塌，因而 与专家判断是非均依据科学推断不同，而砖家则天然厌恶所谓破坏秩序的结论。 砖家比专家更受欢迎：因为前者有“大局观”，意见很灵活，可以根据哪种意见有利于保 持秩序；而后者坚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非不可混淆，因而过于“死板”，容易“添乱”。

由于特性的不同，“砖家”在共同的价值观与利益观中容易形成隐形的联盟，而专家各持 己见甚至在意见不同时绝不退让因而松散。

砖家之间形成的联盟就使“一盘散沙”的专家“相形见绌”，而砖家混在专家中越多就越不容易知道正确的答案，极端情况下砖家稳压专家一头甚至可以使我们无从得知“主流意见”压 根是错的。

砖家的形成

一是一些所谓的专家是“伪专家”。这些所谓专家并无真才实学，只是因为媒体邀请，就

信口雌黄。甚至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像专家，而不惜伪造学历、工作经历等一切与可以蒙蔽邀请方和受众的资料。

二是一些专家本身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但需要评论的事项并非其所擅长的研究领域，只

要与其所研究的领域有些许关系便以专家身份发表言论。例如，本来是需要牙科领域的专业意见，却可能是一个肝胆科领域的专家乱说一通。

某些公司的代言人。

砖家的影响

一是让媒体失去公信力，媒体以后报道什么都可能被质疑，即使祭出专家这一面大旗也 不再管用。

二是损害真正专家群体的形象，现在“专家”一词都快演化成骂人的词。

三是损害受众的知情权，公众受“砖家”误导，难免误听误信。

四是直接损害受众的人身和财产利益，比如证券领域的黑嘴、药品领域的托就会产生此种危害。

预防监督

要重视受众的监督，对于“砖家”不妨无情棒打，对于造假“砖家”和无知“砖家”应尽可能曝光，要让其斯文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法律要跟上。例如，《食品安全法》规定对只管收钱不顾消费者死活的代言人追究连带赔偿责任就是比较好的办法。因此，最好《侵权责任法》对“砖家”直接规定相关法律 责任，让“砖家”不仅偷鸡不成，最好还蚀把米，甚至倾家荡产。

新型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既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为政者必须作出回答的时代命题。构建“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既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廓清边界、干净干事提供了重要遵循，也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等新的重大论述，对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需关注的问题

当前，政商关系总体健康有序，但政商两界中少数公职人员和民营经济人士存在对中央 八项规定以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等政策的理解偏差和执行偏差，对新型政商关系的认识不够 精准，在双方交往“度”的把握上存在担心“越界”而 “远离边界”的情况，因此产生了一些影响“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构建的问题。

行政审批改革亟需深化。不少企业反映，对政府的交叉管理模式难以适应，虽然不少地 方政务服务中心做到了“一站式”受理，但有的地方权力没有下放，大厅窗口人员多为“收 发员”，审批中的各种要件、程序和环节依然繁琐，需要耗费企业大量财力和精力，导致企 业延误甚至错失了市场机遇。

政策信息公开不够及时。绝大多数涉企部门的工作内容和事项基本实现了网上办公，一 定程度上减少了涉企部门与企业面对面接触的频率，由于一些政策措施没有完全打通“最后 一公里”，存在企业对政策措施知晓少、认同度低、受益不足的情况。

政务服务效能有待提升。涉企部门窗口服务总体是热情的，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门好 进、脸好看、事难办”和“清而不亲”现象。一些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大，经验 主义、应付思想较多，责任意识、效能意识较淡，专业素养、政策水平跟不上时代和发展需 要，企业“往返跑动”的现象时有发生。

平等尊重关系尚未形成。个别涉企部门存在对政策选择性执行的情况，政府的承诺有时 还兑现不了。本土企业与招商引资企业、存量企业与增量企业、规上企业与中小企业有时难 以执行同样政策，无法享受同等待遇。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有时会遇到不少体制性和政 策性障碍，部分实施细则门槛设置过高，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

机关作风建设仍需加强。在政商交往中，由于当前禁止性规范较多，指引性规范较少， 特别是高压反腐之下，有些官员干脆舍“亲”而保“清”，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懒政和怠政问题。在一些部门，有的干部对容错机制把握不准，做起事来容易畏首畏尾、过度谨慎、怕担责任。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着力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正确处理好权力和资本、政府和市场、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政商两界做到亲不逾矩、清不远疏，双向通畅、界限分明、有为有畏，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义所在，需从五个方面着力：一是坚持以法治为根本支撑。有了安全、公平、稳定的法治环境，政商交往就有了前提、 有了底线、有了原则。要坚持法治至上，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应在法治框架下来明确和实施。作为领导干部，要把崇法守法作为从政为官之本，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作为企业家，要把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基，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