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过自新　明清之际李颙用语。指一种主体自主、自觉地“复故”、“反本”的工夫。他说：“性，吾自性也；德，吾自得也。我固有之也，曷言乎新？”所谓“新”，不是在“本体之外，欲有所增加”，而是“复其故之谓也”（《悔过自新说》）。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悔过”，即去除那些不符合“天理”的欲念和行为，指出：“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苟有一息稍涉于懈，即非新”。应“先检身过，次检心过，悔其前非，断其后续，亦期至于无一念之不纯，无一息之稍懈而后已”（同上）。只有经过这样坚持不懈的努力，方能复明人所固有的至善本性，达到“自新”。强调：“人生吃紧要务，全在明己心，见己性，了切己大事。”（《书一》）认为，为学应“自尽其心，自复其性”（《传心录》）。“悔过自新”、“存心复性”是一种自主、自觉的修养活动，是针对理学末流提出的一种救治方法，是对理学心性学说的进一步强调。

明体适用　明清之际李颙的哲学观点。认为：“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盩厔答问》）“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同上）一方面，“识心悟性，实证实修”以明体；另一方面，“开物成务，康济群生”以适用。修养心性道德是“明体”，以此开出外王、事功即是“适用”。这两个方面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是一个由内到外的统一过程，“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实用。”（《答顾宁人先生》）“明体”与“适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明体”是适用的前提和基础，“适用”是明体的必然要求。既讲“明体”，又追求“适用”，是力图恢复儒学的经世传统，也是对宋明理学的一种修正。

明善格物　明清之际李颙格物论命题。李颙为学“以孔子为宗，以孟子为导，以程朱陆王为辅”（《四书反身录》）。而又提倡“经世事宜，实实体究，务求有用”（同上）。其“格物”说，既调和朱陆的理学、心学，以兼采实学的特点。认为“物即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之物；格者，格其诚正修齐治平之则”（同上）。“物”既指客观存在的事物，又是主观的思维、意识的活动。“格物乃圣学入门第一义”，“格物”的原则是“明体适用”。他指出程朱的“即物穷理”是教人“一物不格，则一理未明”（《锡山语要》）。但这只是“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靖江语要》）的道理。“格物”不同于“博物”，它不可停留于“外求”的阶段。强调“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内悟性”。“识内悟性”，复明人的良知本性，这才是根本。“本者何？即心中一念灵明，固有天良是也。”（《四书反身录》）“有了本不愁末。”所以“通天地万物、上下古今，皆此灵原之实际也”（《学髓》）。外在的一切事物都是“灵原”（或“灵明”）的显现而已。“格物”的目的是“为善去恶”，恢复人的本性之善。“大人之学原在止至善，故格物以明善，善非他，乃天下之所以与我者，即身心意知之则，而家国天下之所以得理者也。”（《四书反身录》）“明善”就是反求“于内”的“固有天良”。李颙是清初实学思潮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明善格物”是主张“经纶天下之大经，由于立天下之大本”（同上）。只要立明善存心之大本，便可“达开物成务之略”（《富平答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