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秦城监狱，宛如一座封闭的世界，令人窒息。
阎长贵，这个曾经在《红旗》杂志社任职的年轻才俊，曾经站在政治舞台的中央，如今却只剩下一个代号“6820”，在这片冰冷的钢铁铁笼中度日如年。
日复一日，狱方发给的饭菜几乎没有变化：两片手指头大小的肥肉，几乎看不到油脂的窝窝头。
每一口咀嚼下去，都是无尽的干涩与沉重，而这一切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无可奈何的现实。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从秘书到囚犯1968年，阎长贵正担任毛主席妻子的机要秘书，这份差事让他站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
那时候，能当上机要秘书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行的，这活儿得直接接触到最高层的核心机密，身份自然显赫得不得了。
他之前靠着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崭露头角，这篇文章还得了毛主席的亲笔批示，那可是个了不得的荣誉。
文章写得有想法，文字也漂亮，毛主席一看就点了头，这事儿在当时传开了，阎长贵这名字也跟着响亮起来。
那会儿，他还是个年轻学者，脑子活络，笔杆子硬实，谁见了都得说一句“有前途”。
可谁也没料到，1968年这一年，政治风向突然就变了天。
陈伯达带着一队人马，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说是要突审他。罪名定得挺吓人——“关锋、戚本禹安插的坐探”。
这“坐探”说得直白点，就是间谍，意思是他给关锋和戚本禹当内线，偷偷摸摸通风报信。
关锋和戚本禹那时候也是政治圈里的大人物，可惜后来失了势，阎长贵就这么被牵连进去，卷进了这场风波。
抓完人没多久，他就被塞进了一身黑色的囚服。
押解他的车子一路开到了秦城监狱，这地方专门用来关政治犯，名气大得很，管理也严得很。
他被安排进了一间单人牢房，地方小的可怜，只有4.5平米。
房间窄得站着转个身都费劲，四面墙围得死死的，头顶上连个像样的窗户都没有，光线昏昏沉沉，空气也闷得让人发慌。
进了监狱，名字这东西就没用了，谁也不能叫真名，也没人敢问真名。
每个进来的人都被编了个代号，阎长贵的代号是“6820”。
这编号听着挺简单，可背后有讲究，“68”是1968年的意思，“20”就是他是这年被抓的第20个政治犯。
牢狱岁月：6820号的生存监狱里的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每天吃的东西就那么点，两片手指头大小的肥肉，外加两个硬邦邦的窝窝头。
肥肉薄得跟纸似的，油水少得可怜，窝窝头干得咬下去都费劲，吃完也就勉强不饿死，饱是别想了。
这样的伙食天天重复，年年如此，时间长了，身体自然撑不住。
阎长贵本来就是个文弱书生，没啥体力，几年下来瘦得只剩皮包骨，脸色蜡黄得像是生了场大病。
监狱里也没啥活儿干，时间多得让人发慌，他就整天盯着墙上的暖气孔数着玩。
那暖气孔密密麻麻地排在那儿，数着数着眼睛都花了，可他还是继续数，因为实在没别的事儿可干。
除了数暖气孔，他还喜欢听门外哨兵换岗的脚步声。
哨兵每隔15分钟换一次岗，走廊上那“咚咚咚”的声音特别有规律。他就靠这个来算日子，估摸着一天过去了多少时候，明天还剩多长。
虽然这法子挺单调，但在监狱里，能有点东西让他抓住就不错了。日子一天天拖下去，单调得像是被拉长了无数倍，可他还是得熬。
提审成了他唯一有点盼头的时候，虽然每次提审都得面对审讯人员的盘问，压力大得不得了，但他还是挺高兴能出去透口气。
每次提审前，他都会下意识地整理一下囚衣上的褶皱，尽量让自己看着整齐些。
提审的时候，审讯人员会带着纸笔进来，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抛过来，问的全是关于“关锋、戚本禹安插坐探”的事儿。
他被抓就是因为这个罪名，说他给那两位通风报信，可关锋和戚本禹失势后，他也跟着倒了大霉。
审讯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要他交代“罪行”，可他能交代啥呢，只能一遍遍说自己没干过那些事儿。
纸张中的转机到了1969年，阎长贵在秦城监狱的日子总算有了点不一样的东西。
那一年，狱方突然送来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报刊一送进来，他赶紧接过去，手忙脚乱地翻开，生怕漏掉一点内容。
这些纸张对他来说太宝贵了，不光是能读点东西，更像是跟外面的世界搭上了一根线。
他拿到报刊后就没停过手，每期都翻来覆去看，字都快被他磨没了，还舍不得放下。《红旗》杂志尤其不一样，那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现在在监狱里看到这些熟悉的东西，日子好像没那么难熬了。他读得特别认真，每篇报道、每段文字都不放过，生怕错过啥重要的消息。
光看还不够，他还找了支破旧的笔，开始抄写《论持久战》。
这本书是毛主席写的经典著作，内容讲得深，他以前就读过不少遍。
现在在监狱里，他一字一句地抄起来，抄了一遍又一遍，据说抄了上百遍，纸都快被他翻烂了。
抄写这事儿不光让他重温那些思想，还能让他手不闲着，脑子也不至于生锈。
他抄得特别用心，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纸张不够就反复用，硬是把这本书抄成了他生活里的一部分。
流放农场：从囚室到田间1975年5月，阎长贵终于走出了秦城监狱的高墙，结束了七年四个月的监禁生活。
刚迈出监狱大门，他就发现车子已经等在那儿，押送他的人一句话不说，直接把他塞进车里，方向不是回北京，而是往南走。
一站接一站，车子开了好久，最后停在了湖南西洞庭农场。
这地方离北京千里远，算是把他彻底“发配”到了偏远地儿。
西洞庭农场是个国营的大农场，锄头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他一个书生出身，手上没啥力气，干起活来笨拙得很，经常弄得一团糟。
刚开始那几天，管事儿的人看他干得慢，手脚不利索，没少训他。
可他没啥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学，慢慢地摸出点门道。
时间一长，他也能跟上大家的节奏，干得像模像样了。
农场发的口粮是每月18斤粮票和1.5元的菜金。
这点东西在当时不算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比起秦城监狱那两片肥肉和两个窝窝头，已经好太多了。
粮票能换点粗粮，比如玉米面或者杂粮，菜金能买点白菜、萝卜啥的，凑合着也能填饱肚子。
刚到农场那会儿，他还不大会过日子，粮票和菜金没几天就用完了，饿得肚子咕咕叫。
后来他学聪明了，精打细算着用，总算能撑到下个月发新票。生活虽然清苦，但至少饿不死，比监狱里那顿顿一样的日子强了不少。
在农场干活儿累归累，可人情味比监狱里浓多了。
一起劳改的人和农场职工，偶尔会给他送点东西。
有人送几捆柴火，让他能烧火做饭；有人送点自家种的菜，土豆啊青菜啊，改善一下伙食。
这些东西在当时对他来说可不简单，柴火能让饭菜热乎点，蔬菜能让粗粮吃起来有点味道。
干了一年多体力活儿后，农场领导看他有点文化底子，1976年左右把他抽调到农场中学当老师。
这活儿比种地轻松多了，他以前是搞哲学研究的，学问不浅，教书这事儿对他来说不算难。
他教语文、教历史，偶尔还给学生讲点哲学。
农场中学的条件差得很，课本少，黑板破，连个像样的教室都凑不出，可他还是认真教，学生也挺喜欢听他讲课。
后来，领导觉得他干得不错，又把他提拔成农场中学的校长，还让他兼着农场宣传部的理论干部。
重返北京1979年9月，阎长贵等来了平反的好消息。
这一天，他已经在秦城监狱待了整整8年，又在湖南西洞庭农场改造了4年多，加起来12年多的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
1980年3月，他坐上了回北京的火车。火车到站后，他下了车，直奔《求是》杂志社报到。
这地方对他一点不陌生，1961年他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红旗》杂志社，那时候《求是》还没改名。
回到《求是》杂志社，他发现这里变了不少。
名字从《红旗》改成了《求是》，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办公室里的气氛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政治风向变了，大家做事说话都小心翼翼，可总比过去乱糟糟的时候强。
他报到那天，同事们挺热情，招呼他坐下，聊了几句家常。
他没多说啥，直接拿起笔，开始干活儿。杂志社让他写文章、搞研究，这活儿他熟得很，虽然年纪大了点，可脑子还灵光，以前的学问底子一点没丢。
他写的东西多是理论文章，讲马列主义，讲社会主义建设，内容扎实，文笔也好，很快就在杂志社站住了脚。
参考资料：[1]阎长贵、叶永烈谈田家英之死，可能近乎事实[J].同舟共进,2012(1):7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