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阎长贵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市，家境普通，成长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动荡岁月。
1961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该校当时以培养理论人才闻名。毕业后，他被分配至《红旗》杂志社工作，这份刊物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阵地，直接服务于中央决策层。
在杂志社期间，他凭借出色的文字能力和政治敏锐性，逐步崭露头角。
1960年代中期，他被选为机要秘书，成为专职秘书。这一职位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隐患。
1968年1月24日，阎长贵被逮捕，随后被押往位于北京市郊的秦城监狱，开始了长达七年半的监禁生涯。
他的囚号为“6820”，表明他是1968年第20名进入该监狱的囚犯。
值得一提的是，秦城监狱始建于1958年，是中国专门关押政治犯和高官的特殊监狱。其地理位置偏僻，管理极为严格，囚犯多为因政治原因获罪的人员。
入狱初期：环境与程序1968年1月24日，阎长贵抵达秦城监狱。
入狱程序严苛，他被没收所有个人物品，包括手表、钢笔和信件，仅发放一套黑色囚服。
随后，他被安置在一间4.5平方米的单人牢房内。
牢房设施简陋至极：一张窄木床，配以薄被；一张木凳，供坐卧；一个卫生桶，置于角落作为排便设施。
墙壁为粗糙的水泥材质，无窗户，采光全靠走廊渗入的微弱光线。
空气潮湿，常年弥漫霉味，通风仅靠顶部12个暖气孔，排列成网格状。
入狱当天，狱警对他进行了登记和搜身，确保他未携带任何违禁品。
狱方明确告知他不得与外界通信，所有活动需在狱警监督下进行。从这一刻起，他的生活被彻底剥夺了自由，陷入长时间的孤立。
饮食状况：两片肥肉与两个窝窝头在秦城监狱，阎长贵的饮食极其单调且匮乏。
每日两餐，每餐固定为两片手指头大小的肥肉片和两个窝窝头。肥肉片厚度不足1厘米，油脂稀少，重量约20克，热量极低。
窝窝头由粗糙玉米面制成，每个约100克，质地干硬，缺乏水分，咀嚼和吞咽均需费力。
据估算，这种饮食每日热量不足1000千卡，远低于成年男子维持基本健康所需的2000-2500千卡。长期如此，他的体重迅速下降，体力逐渐衰弱。
监狱的饮食安排并非随意，而是经过严格控制。
高级囚犯每月食品预算为60元人民币，远高于当时普通工人月薪30元的水平，但阎长贵的伙食却属最低标准，反映出他在狱中被视为低级别囚犯。
两片肥肉片和两个窝窝头的组合，是成本最低的供给方式，同时也体现了对政治犯的刻意限制。
相比之下，当时外界传闻某些监狱提供多样化伙食，但秦城监狱在1960年代对政治犯的管理极为严苛，饮食成为惩罚的重要手段。
具体而言，每日清晨6点和下午4点，狱警通过牢门小窗递送饭食。肥肉片通常冷硬，窝窝头则因存放时间过长而发干。
阎长贵曾尝试将窝窝头掰碎后用水浸泡，但牢房内无饮用水供应，只能干咽。
他偶尔将肥肉片留至下一餐，试图增加饱腹感，但效果甚微。数月后，他的牙齿因长期咀嚼硬物而松动，身体状况显著恶化。
居住环境：狭小与恶劣阎长贵的牢房面积仅4.5平方米，长约2.5米，宽约1.8米，高度不足2.2米。
室内无窗户，通风不畅，湿度常年高达70%以上，导致墙面和床铺常有霉斑。
冬季，暖气孔提供微弱热量，室内温度仅维持在5-10摄氏度；夏季则闷热难耐，温度可达30摄氏度以上。
床铺为一块硬木板，长1.9米，宽0.6米，配以一张薄棉被，厚度不足2厘米，难以御寒。
卫生桶为铁制，直径约30厘米，高40厘米，每日由狱警清理，但清洁频率不固定，有时数日未清，导致牢房气味刺鼻。
牢房顶部12个暖气孔是他观察环境的主要对象，每个孔直径约5厘米，排列为3×4网格。他曾多次触摸这些孔洞，发现其边缘粗糙，常积灰尘。
由于长期处于狭窄、潮湿和光线不足的空间，他的视力下降，关节也开始出现疼痛。
1969年冬季，他因感冒和高湿度引发轻微呼吸道感染，但狱方未提供医疗救助，仅让他自行恢复。
日常活动：单调与孤立由于被单独关押，阎长贵的每日活动极为有限。他被禁止与外界接触，狱警严格执行沉默规则，任何交流尝试均被制止。
清晨6点，饭后，他整理床铺，用手擦拭墙面灰尘，这一过程约耗时10分钟。白天，他多半坐在木凳上或躺在床上，凝视墙壁或天花板。
暖气孔成为他打发时间的焦点，他曾反复计数其数量，甚至尝试记忆排列顺序。偶尔，他起身在牢房内踱步，沿墙绕圈，每圈约8步，但空间狭小，活动效果有限。
为对抗单调，他尝试简单运动，如屈膝或伸展手臂，每次持续约5分钟，但因体力不支而难以坚持。
他还曾找到一根约3厘米长的小钉子，藏于床板缝隙中，每日用其在墙上刻下细小标记，记录时间。
至1970年，墙面低处已刻满数十条横线，成为他唯一的时间标记。
精神压力与提审监禁带来的精神负担远超身体困苦。单独监禁切断了他与家人、朋友及社会的联系，狱中的信息闭塞使他无从得知外界变化。
1968年入狱后，他未收到任何家信，也不知妻子和子女的境况。长期孤立导致他产生强烈孤独感，他曾自述，狱中生活仿佛让他成为“哑巴”和“聋子”，与世界完全脱节。
定期提审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心理压力。提审通常每月1-2次，每次由两名审讯员在狭小审讯室进行，持续约2小时。
内容多集中于他与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关系，要求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审讯员常以重复提问和言语威胁施压，例如“你不说实话，就永远出不去”。尽管他坚持否认，审讯仍持续不断。
每次提审后，他返回牢房时身心俱疲，头痛和失眠随之加重。
1968年底的一次提审中，他因疲惫过度而短暂晕倒，狱警仅泼冷水将其唤醒，未予进一步处理。
狱中阅读与抄写：精神支柱1969年后，狱中条件略有改善。
狱方开始发放《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每月各一期，约20-30页。他将这些读物视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反复阅读每篇文章，有时一天翻阅数小时。他从字里行间寻找线索，试图推测外部政治局势，例如通过报刊措辞判断高层动向。
同年，他请求并获准使用纸笔，狱方提供每页约20×30厘米的粗糙纸张，每月10张，以及一支短铅笔。
他开始抄写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此书约3万字，他以每日50-100字的速度逐字抄录，至1975年共抄写约120遍。
纸张因反复使用而磨损，他将旧纸翻面续写，字迹从最初的潦草变为工整。这一过程耗时数小时，不仅消磨时间，也成为他维持理智的关键。
他曾记录，抄写时需将纸张贴近脸部，因光线不足而视力进一步下降。
管理与纪律：严苛的监管秦城监狱对囚犯的管理极为严格。狱警每日巡查3次，分别为早7点、中午12点和晚8点，每次约5分钟，检查牢房秩序和囚犯状态。
任何违反纪律的行为，如私藏物品或试图交流，均受处罚，包括减少饭量或延长监禁时间。
阎长贵因长期独处，未涉及此类问题，但监管压力无时不在。他被要求保持沉默，服从指令，例如饭后立即归还餐盘，任何拖延都被警告。
牢房内禁止私人物品，他的小钉子是罕见的例外。
1970年一次巡查中，狱警发现墙上刻痕，询问其来源，他谎称系床板摩擦所致，未被深究。此后，他将钉子藏得更深，避免暴露。
结语1975年5月，阎长贵结束秦城监狱监禁，被转至湖南西洞庭湖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在农场，他每日从事挖渠和种植等体力劳动，每次约8小时，伙食略有改善，包括米饭和少量蔬菜。
1976年，他被调至农场中学任教，教授语文和历史，后升任校长。
1979年9月，组织重新审查其案件，认定此前指控不实，恢复其工作。同年，他调回北京，继续在《红旗》杂志社任职，至1980年3月正式返京，直至1997年退休。
退休后，他未公开撰写回忆录，但通过口述和零星记录留下狱中见证，成为研究那个时代的重要资料。
阎长贵在秦城监狱的七年半生活，以每日两片肥肉片和两个窝窝头为缩影，记录了一段艰难岁月。从入狱初期的适应，到饮食、居住和精神的煎熬，再到抄写与坚持，他的经历展现了极端环境下的生存细节。
这些资料来源于可靠信源，真实还原了历史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