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贵的前半生基本上一帆风顺，受到了唐太宗和唐高宗两个皇帝的看重，很快就进入唐军高层。可自从在大非川之战中打了败仗以后，薛仁贵的官运就开始下滑，最倒霉的时候被流放象州。这种情况在唐朝还是很少见的，尤其是对薛仁贵这种地位比较高的名将来说。由于史料记载的缺失，历史上对薛仁贵的这段历史并没有详细记述，而是被一笔带过。因此在研究唐史的时候，这段历史便引出了很多猜测和说法。其中最著名的说法来自于韩国，韩国历史学者认为是薛仁贵在伎伐浦之战中败给了新罗水兵，才被唐高宗流放处置的。

韩国历史学者们为佐证这段历史，还拿出了他们的史书《三国史记》，以此来证明薛仁贵的伎伐浦之败对唐朝造成巨大影响，是唐朝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的重要原因。然而我查阅了中国的史书和韩国的《三国史记》后发现，这完全是韩国人为了彰显自己的面子，而进行的历史歪曲。实际上从《三国史记》中的部分记载就可以看出，韩国的祖先新罗人自古以来就有在历史文献上吹牛的传统。为了完成自己的吹牛大业，他们不惜篡改历史，粉饰自己的功业。而薛仁贵被流放象州的事情，也被现代韩国历史学者们视为粉饰历史的机会。

薛仁贵在大非川之败后被削职为民，但不久后便起复，成为朝鲜半岛的鸡林道行军总管。当时高句丽被灭国后还有很多贵族后裔和遗民反抗，对唐朝在高句丽的统治形成了阻碍。而新罗王金法敏为了避免朝鲜半岛被唐朝控制，派人暗中支持高句丽的反抗势力，并出兵百济故地，与唐朝争夺领土。

由于大非川之败造成唐朝在西域陷入与吐蕃的战争，而东线上高句丽问题又越来越严重，使得唐朝进入了两线作战的困难境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高宗李治派薛仁贵进入朝鲜半岛，以向新罗王金法敏问罪的形式，处理高句丽和百济的冲突，同时唐朝又派安东都护高侃和燕山道行军总管李谨行率兵进入高句丽。

从唐高宗李治这一布置可以看出，薛仁贵是负责对付新罗王金法敏，阻止新罗军队进入高句丽和百济生乱。而高侃和李谨行则负责平定高句丽的内乱，驱逐已经进入百济境内的新罗军队。

这场战争在高句丽方面打得很好，高侃和李谨行的四万唐军在平壤城外大败新罗军队，然后再在石门之战中大破新罗和高句丽联军，一举扭转了对唐朝不利的形势。石门之战后，新罗军队节节败退，很多高级将领战死，新罗王金法敏不得不遣使上表请罪，释放了之前抓的俘虏一百七十多人。而高句丽叛军也出现内讧，高句丽宝藏王外孙安舜杀死义军首领剑牟岑后退到了新罗境内。

可是在新罗方面却不太顺利，薛仁贵和高句丽降将黑齿常之率领船队跨过黄海攻打新罗，却在伎伐浦败给新罗水兵，被斩首四千余人。这场战争可以说是新罗对唐朝少有的大胜，于是在韩国的史书上被大书特书。在此战后不久，薛仁贵就被调回国，然后获罪被流放象州。于是韩国历史学者将两件事情联系起来，认为薛仁贵是因伎伐浦大败而被李治处置流放，也从侧面来证明当时新罗军队是对唐朝产生决定性的胜利。他们甚至篡改历史，把这场战争挪到了唐罗战争的最后，将其与安东都护府西迁联系起来，声称是迫使唐朝撤军的决定性战役。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此战只是唐罗战争上半场结束的标志，很快下半场就开始了。然后唐高宗大怒，彻底与新罗决裂，废除了金法敏的所有册封，改封金法敏的弟弟金仁问。然后他派名将刘仁轨随金仁问返回朝鲜半岛，接替薛仁贵出任鸡林道行军总管，组织反攻新罗的战事。刘仁轨进入战场后唐军及其强势，很快南下至七重城大破新罗军队，并将战线往南推进至新罗境内的买肖城。金法敏见到唐军大兵压境彻底受不了了，再次遣使向唐朝请罪。在得到唐朝回复之前，两军在买肖城发生大战，结果是安东镇抚大使李谨行三战三捷。

有趣的是，买肖城大战的事情又被韩国人篡改历史了。他们在《三国史记》中记载为新罗军大胜，击溃李谨行二十万军队，俘虏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和一些兵仗。这牛吹得就有点没有边际了，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

按唐朝军制，一个行军总管两万人军队配置。最初唐军进驻战场是薛仁贵、高侃、李谨行宫三个行军总管，六万人配置。再加上高句丽和百济故地原来驻守的唐军，总数量不会超过八万人。后来薛仁贵在伎伐浦大败损失不小，再加上在高侃和李谨行进入高句丽前，百济驻军也打了不少败仗，所以唐军进入新罗时总兵力不会超过五万人。

在这种前提下，新罗军在买肖城下二十万的辉煌战绩就是个笑话。当初唐太宗御驾亲征高句丽，十万大军配置战马也只有一万匹，都不知道新罗缴获的三万多皮马是从哪里来的。况且唐朝当时全国也不到五十万常备军，怎么会投入高句丽战场就达到二十万？唐朝的战略重心始终在西域，当时与吐蕃和西域各部缠斗，总兵力也没超过十万。唐高宗李治就是要迅速结束朝鲜半岛的战争，方便唐朝向西域增兵，又怎么会往新罗投入二十万军队？从上述各方面的情况看，这完全是新罗人和韩国人在吹牛。

从新罗人到韩国人，他们都把伎伐浦和买肖城作为自己大胜唐朝的标志，也将其作为唐朝将安东都护府西迁的转折点，以此表示他们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而薛仁贵和李谨行都是唐朝名将，都担任过营州都督和安东都护，在朝鲜半岛威名赫赫。韩国人如此吹牛就是为了向当地百姓显示自己的统治力，改编新罗与唐朝的地位和关系，这样有利于他们对朝鲜半岛的统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新罗虽然在伎伐浦取得胜利，但并未对唐军伤筋动骨，反而引来唐朝更加猛烈的反击。买肖城下新罗更是三战三败，哪里有《三国史记》里吹嘘的胜利？

而且韩国人的史书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因为买肖城之战后唐朝就同意金法敏请罪，并让他派人到长安请罪献贡。如果新罗人真有如此大胜，那还用的着献贡？更不要说之后新罗军队不敢跨过浿江，让唐朝军队安然撤出朝鲜半岛，往西域增援与吐蕃的战事。由此可以看出，从伎伐浦到买肖城，韩国史学界充满了谎言，目的只是为忽悠老百姓，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已。

既然上述韩国人的说法不是事实，那薛仁贵因伎伐浦之败被流放象州的说法就更不是真实了。实际上在流放象州数年后，唐高宗又把薛仁贵招回了长安，并解释了流放的原因。

李治的说法是，他不会忘记薛仁贵的功劳，也没有忘记大非川之败的遗憾。他解释是因为有人提供了消息，说薛仁贵在大非川之败中和吐蕃方面有勾结，故意放走对手，所以才被流放处置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因为大非川之败对唐朝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如果没有大非川之败，唐朝在西域的战局不至于糜烂，也就不会影响到高句丽方面的战局。可以说薛仁贵在大非川之败彻底影响了整个东亚局势和中亚局势，他也是唐朝丧失朝鲜半岛控制权的罪魁祸首。对于这样重大的失败，只是免官为民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流放象州还勉强能让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