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引言中有一首诗：
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
说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五代十国的历史。
梁唐晋汉周5个朝代共53年（公元907~公元960年），其中存在时间最长的是后梁（907~923）共16年，存在时间最短的后汉（947~950）只有3年。
后唐、后晋、后汉建立者都是河东沙陀集团武人，被称为“沙陀三朝”，再加上后周、北宋，后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都是前一个王朝的臣子，都是以谋反登基称帝。
在五代的开国皇帝中，以后汉高祖刘知远最为昏聩无道，残忍嗜杀，纵观他的一生，可以称得上是乱世奸雄。
河东猛将刘知远，生于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沙陀族人。
他的父亲刘琠，是晋王李克用的列校。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河东（今山西）沙陀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兵。
沙陀人是唐末五代的战斗民族，李克用曾率沙陀骑兵帮助唐朝剿灭黄巢起义。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更是勇猛，败契丹，灭桀燕，打的后梁军大败。
连后梁太祖朱温都惊叹： “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
生子当如李存勖，李克用虽死犹生啊。我的儿子们跟他一比，简直如同猪狗一般。
后来李存勖更是灭后梁，成为后唐的开国皇帝。
世世代代的尚武之风让每一个沙陀人都精通骑射，悍勇善战。
长大后，刘知远就在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即后来的后唐明宗）手下为军卒。由于作战勇敢，被升为偏将，
一次，晋军与后梁军队在黄河岸边的德胜军（今河南濮阳）激战，晋军战事不利，被迫撤退。
石敬瑭的马甲突然断裂，无法骑乘，而后梁军眼看就要追上。在这危急时刻，刘知远将自己的马让给石敬瑭，自己则骑上石敬瑭的马，在后面掩护，石敬瑭顺利脱险。事后，石敬瑭非常感激他舍命相救。
在李嗣源继位称帝并任命他担任河东节度使后，石敬瑭就将刘知远调到自己手下任职，做了一名牙门都校，成为他的亲信。
后唐闵帝时期，李从珂作乱，闵帝出逃。
在卫州（治今河南卫辉）城东数里处，闵帝遇到了率军入朝的石敬瑭。
石敬瑭将李从厚安置在驿馆中，李从厚召石敬瑭到屋内密谈。刘知远为防万一，派勇士石敢贴身保护。
李从厚的随从觉得石敬瑭没有忠心保护李从厚，欲杀石敬瑭。石敢掩护着石敬瑭躲进旁边的一个屋子里，用巨木将门挡住。
刘知远率人赶到，将李从厚的所有随从全部杀死，把李从厚囚禁起来。后来李从厚被李从珂派人杀死。
后晋重臣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后唐末帝李从珂讨伐盘踞在太原的石敬瑭。石敬瑭得助于刘知远等人谋划，假借契丹军的力量，消灭后唐，在太原称帝，建立了后晋，是为晋高祖。
为了报答契丹的帮助，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并称比他小11岁的耶律德光为父。
刘知远认为条件太屈辱，而且后患无穷，说：“对契丹称臣即可，当儿子则太过分，多送些金帛使辽兵援助而不必以割地相许，割地会造成将来后患无穷啊！”
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兵，不必许其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
不得不说，刘知远在战略眼光上远超石敬瑭。
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让中原门户大开，无险可守，给后世王朝造成了百余年的边患。
后晋建立后，刘知远以军功历任检校司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点检随驾六军诸卫事、许州节度使、朱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北京（今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等职，封疆大吏。因在忻口大破契丹军队而受封北平郡王、太尉。
刘知远手握重兵，权势熏天，连石敬瑭都怕他三分。
石敬瑭卑躬屈膝以事契丹，但继承后晋皇位的后晋出帝石重贵是个有志青年，不肯向契丹国称臣，惹怒了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契丹发兵攻打后晋。
结果大将杜重威在前线临阵投敌，致使十万大军被俘，另一将领张彦泽引兵南下，攻入汴梁，俘虏石重贵。
耶律德光派大将伟王领兵进入雁门关，意图占领河东。刘知远在忻口大破伟王，又在朔州阳武关再破契丹。两败契丹，让刘知远保住了他的河东地盘，也为他日后南下占领中原称帝，奠定了基础。
后晋开运四年（947年）正月一日，契丹进犯汴梁，后晋灭亡。
耶律德光在汴梁崇元殿接受朝拜，诏令改晋国为大辽国，大赦天下。
刘知远遣牙将王峻向契丹奉表投降，耶律德光诏令褒扬嘉奖，称刘知远为儿子，并赐给一根木拐。按契丹的礼法，贵重的大臣才能得到这种赏赐，就像按汉族礼仪赐给假节一样。
王峻回来后，对刘知远说契丹政治混乱，一定不能占领中原，于是便商议如何南下中原。
契丹人在中原到处以“打草谷”的名义掠夺财物、杀害无辜百姓，中原人民怒不可遏，纷纷起义，四处打击契丹。
耶律德光在中原待不住，被迫被返，途中病逝于栾城（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被制成“帝羓”（木乃伊）带回辽国。
刘知远见中原无主，于是众将的拥戴下，在太原称帝，但却没改国号。不久，他采纳了部将郭威“由汾水南下取河南、进而图天下”的建议，举兵南下，很快拿下了洛阳和汴京。
他自称东汉明帝八子淮阳王刘昞之后，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是为后汉高祖。
一如石敬瑭的老套路，沙陀武人都很熟。
《旧五代史》评价他：“乘虚而取神器，因乱而有帝图”。
登基后，刘知远颁布了诏令，将境内契丹人全部处死，从而获得了后晋旧臣的人心，文臣武将纷纷归降。
奸雄昏君刘知远虽然是登基为帝，但他和李存勖、石敬瑭一样都是河东沙陀武人，毫无治国才能，只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他仅仅做了半年的皇帝，而他的后汉小朝廷仅仅存在了3年就被推翻了。
后汉的统治是五代十国中最残暴的时代，皇帝昏庸无道，贪官酷吏横行，百姓困苦难活。
刘知远的恶政有以下几个方面。
1.苛政滥刑
在河东时，为了制造军备，所以刘知远下令他的辖区所有的牛皮必须由官府收购，严禁民间私自买卖，否则处死。
但后汉建立后，刘知远依然保留着这条苛政。
当时上党有人犯了牛皮罪，依法要被处死。但昭义判官张璨觉得这个法律实在荒唐，便向刘知远进谏：“主上在河东，大聚甲兵，须藉牛皮，严禁可也；今为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
刘知远大怒，要处死张璨。
他的倒行逆施胡作非为，连官场老油条冯道都看不下去了。
本来一直对城头变化大王旗作壁上观的“老臣”冯道，此时却正义感爆棚，挺身而出，冒死向刘知远进谏，说张璨言之有理，这条牛皮令早就过时该废除了，对张璨应该奖赏而不是治罪。
刘知远自知理亏，又深知自己要治理国家还要靠冯道这一干文臣，所以才赦免了上党人的死罪，但却仍然将张璨罢官。
经过长期的战乱，中原的社会秩序很乱，人民生活困苦，衣食无着，到处都是“流寇”抢劫。后汉初建本应该招募流亡，开垦荒地，恢复生产，以安定社会秩序，这样会使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流寇自然也消失了。
但刘知远却采用严酷的手段，残杀“流寇”。他“诏天下凡关贼盗，不计赃物多少，案验不虚，并处死”。还规定“民有犯盐、矾、酒曲者，无论多少皆抵死。”
同时，他还重用酷吏。
如苏逢吉是个“贪诈无行”、“喜为杀戮”的人，居然被任命为宰相。
一次，刘知远为了庆祝生日，命苏逢吉“静狱”，其实是想大赦。但苏逢吉却把囚犯全部杀光，号曰“净狱”。
苏逢吉曾草诏要将为盗者的本家和四邻、保人全族处斩，有人抗议说：“为盗者族诛，已不合王法，何况邻保，这样做不是太过分了吗？”苏逢吉自知理亏，才删去“全族”二字。
另一个酷吏刘铢，更是心狠手辣，“民有过者，问其年几何，对曰若干，即随其数杖之，谓之‘随年杖’；每杖一人，两杖俱下，谓之‘合欢杖’” 《新五代史·汉臣传·刘铢》。
对于这些残忍嗜杀的酷吏，刘知远既不罢免，也不惩处，反而让他们身居高位，残害百姓，上行下效，使得后汉朝政更加腐败混乱。
2.言而无信
在刘知远初入汴京时，有曾投降契丹的燕军1500人归顺了他。
这支燕军曾与契丹大战，后不敌投降。
刘知远在招降后，却言而无信，以谋反为由，将燕军在汴京附近的一个叫繁台的地方全部杀死。
后汉建立后，杜重威占据邺城反叛。
杜重威在后晋时，奉命领兵抵御契丹，但却在阵前投敌，可谓后晋灭亡的第一罪人，后汉建立又反叛，可谓罪上加罪，罪不可赦。
因为他也曾投降契丹，所以据邺城死守，誓死不降，刘知远亲征，但屡攻不克。
刘知远被迫“累令宣谕，许以不死”，但叛军不为所动。叛军将领幽州指挥使张琏因怨恨刘知远尽杀燕兵：“繁台之卒，何罪而戮？” 拼死守城。
但粮草用尽，城中叛军多逾城逃亡，杜重威无奈，只好请降。
张琏为了活命，“邀朝廷信誓”。刘知远答应了。
但当张琏等人离开邺城后，立即派人将包括张琏在内的数十名将官全部诛杀。
刘知远却赦免杜重威，封检校太尉。
但刘知远在临死前，以杜重威反复无常，下令将他处死。宰相苏逢吉诱杀杜重威，尸体弃于市。汴梁人憎恨他卖国，纷纷践踏他的尸体。
刘知远不守信用，以前后晋归顺他的将士非常疑虑，唯恐被杀，以至于叛乱四起，让后汉到处用兵，财政枯竭，这也是后汉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永兴节度使赵思绾接到调令，心怀疑虑，唯恐遭到不测，于是夺取永兴城反叛，与官军大战一年有余，结果十万人口的永兴城收复后只剩下一万多人。
在后唐末年，后唐雄义节度使安元信率领亲兵投降石敬瑭。
石敬瑭很惊讶，为安元信为何归降？
安元信说：“夫帝王者，出语行令，示人以信。尝闻主上许令公（指石敬瑭）河东一生，今遽改之，是自欺也。且令公国之密亲，亲尚不能保，肯保天下之心乎!以斯而言，见其亡也，何得为强也。”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作为人君，要言而有信，取信于天下，才能人心归附，长治久安。
但刘知远却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导致人心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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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远并没有治世之才，只是因为契丹入侵，灭亡后晋，中原空虚无主。他身居河东，握有重兵，趁机南下，占领了中原，称帝建国。
他不过是一个时势造就的枭雄而已。
所以，他建立的后汉仅仅存在了3年就覆灭了。
《旧五代史》评论刘知远：
“在昔皇天降祸，诸夏无君。汉高祖肇起并、汾，遄临汴、洛，乘虚而取神器，因乱而有帝图，虽曰人谋，谅由天启。然帝昔莅戎藩，素亏物望，洎登宸极，未厌人心，徒矜拯溺之功，莫契来苏之望。良以急于止杀，不暇崇仁。燕蓟降师，既连营而受戮；邺台叛帅，因闭垒以偷生。盖抚御以乖方，俾征伐之不息。及回銮辂，寻堕乌号，故虽有应运之名，而未睹为君之德也。”。
《新五代史》评论刘知远：
“至汉高祖建国，黜晋出 帝开运四年，复称天福十二年者，何哉？盖以其爱憎之私尔。方出帝时，汉高祖居 太原，常愤愤下视晋，而晋亦阳优礼之，幸而未见其隙。及契丹灭晋，汉未尝有赴 难之意。出帝已北迁，方阳以兵声言追之，至土门而还。及其即位改元，而黜开运 之号，则其用心可知矣。盖其于出帝无复君臣之义，而幸祸以为利者，其素志也， 可胜叹哉！夫所谓有诸中必形于外者，其见于是乎！”’
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287》中所言：
“汉高祖（刘知远）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
司马光这一段精辟史论，可谓对刘知远做了盖棺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