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是明朝初期一位值得肯定的守成之君。他在位十年间，推行了一系列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
朱瞻基的政治成就中，凝聚了其母亲诚孝皇后的诸多心血。从他身为皇太孙到登上帝位，一直受到母亲的悉心教导与指导。诚孝皇后不仅勤于管理内政，还积极参与外政事务，堪称教子有方。朱瞻基自幼便十分孝顺母亲，始终虚心听取她的教诲，这对他在日后处理国家大事时产生了积极影响。
即位后，朱瞻基尊称生母张氏为皇太后。每逢军情或国事要务，他都会向母亲汇报，并遵循她的建议行事。
皇太后也全心全意辅佐儿子治理朝政，努力防止出现任何失误。她常常告诫朱瞻基要勤勉理政，遇事多倚重辅臣，广泛听取意见，避免独断专行，珍视百姓生命。
在日常生活中，朱瞻基对母亲表现得极为孝顺。每天早晚，他都会前往西宫向母亲请安，细心照料她的起居，观察她的气色与身体状况。母亲见到儿子也甚感欣慰，常向他询问政事处理是否妥当。
朱瞻基则认真作答，并向母亲汇报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征询她的意见。每次交流之后，皇太后都感到非常满意。朱瞻基不仅自身孝敬母亲，还教导两宫皇后尊敬、侍奉皇太后，使得整个家庭关系极为融洽和谐。
即便遇到紧急事务需要处理，只要皇太后召见，朱瞻基都会立即前往，毫不拖延。他在历代帝王中，以对母亲的孝顺著称。
在宣德三年（1428年）的二月，明宣宗朱瞻基陪同母亲游览西苑。胡皇后与孙皇妃也随行伺候。朱瞻基亲自搀扶太后下车，并陪她登上万岁山。
到达山顶后，朱瞻基敬酒为母祝寿，还即兴献诗赞美太后。太后兴致盎然，亲自为儿子斟酒，并教导他说：“如今天下太平无事，我们母子能共享欢乐，这都是上天和祖宗的恩赐。天下百姓如同上天与祖宗的孩子，君主的责任就是保障他们的安宁，避免因饥寒而动荡。唯有百姓安乐，我们的幸福才能长久。”
朱瞻基听后叩首回应：“母亲的教诲，儿臣铭记于心。”当天，皇帝陪伴太后尽兴游玩至深夜，最后与皇后、皇妃一同送太后回宫。
到了宣德四年（1429年），朱瞻基又陪太后前往长陵和献陵。他骑马在前引路，到桥边时下马搀扶太后车驾前行。
沿途百姓夹道欢迎，驻跸之处常有人跪拜高呼“万岁”。太后对朱瞻基说：“百姓如此爱戴君王，是国家安定的根本，你应当倍加珍惜。”
在返回途中经过农家时，太后召见一位老妇人，询问其生产生活状况，并赐予钞币。当地百姓将自家种植的蔬果和自酿的酒献给太后和皇帝品尝。太后接过后递给朱瞻基说：“这才是真正的农家风味啊！”
太后以贴近民心、平易近人的态度指导皇帝治理国家，堪称贤德之太后。
当时，跟随的重臣如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以及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和杨溥等请求前往行殿拜见皇太后。
皇太后接见了他们，并高度赞扬了他们每日勤勉辅佐皇帝的辛劳。她说道：“你们都是先朝的老臣，务必要全力辅佐新君。”
一日，明宣宗朱瞻基对杨士奇提及：“皇太后在拜谒皇陵归来后，盛赞你们办事严谨且娴熟，特别肯定了你们的功绩。她说张辅身为武将却深明大义；蹇义为人谨慎且忠厚，只是稍显优柔寡断；而你则能坚守正道，直言无忌。先帝虽然有时对你进谏不太高兴，但最终还是采纳了你的建议，从而避免了重大失误。不过，先帝临终前仍对三件事情未能听从你的意见感到遗憾。”
杨士奇听闻皇太后的褒奖后，连连叩头致谢。皇太后对明宣宗朱瞻基的谆谆教诲对他影响深远。正是由于皇太后的悉心教导，明宣宗在执政期间保持政治清明，成为一代“盛世”之主。
作为“承平之主”的明宣宗朱瞻基即位时，距离明朝开国尚近，太祖与成祖的勤政精神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他对国家大事不敢有丝毫懈怠，对待政务尽心尽力。再加上他重用“三杨”、蹇义、夏原吉等一批贤能大臣，君臣齐心协力，朝廷政治面貌焕然一新。
在此背景下，明朝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均步入鼎盛阶段。
随着明朝社会的繁荣昌盛，明宣宗朱瞻基逐渐过上了追求享乐与奢华的生活。他热衷于游猎玩乐，使得宫廷生活也变得愈发奢侈。在朱瞻基的影响下，朝廷中的大臣和官僚们纷纷沉迷于享乐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奢侈为荣的不良风气。
朱瞻基即位数年后，认为江山稳固、社会安定，于是效仿古代帝王，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带领大臣登万岁山、游太液池，尽情寻欢作乐。他还规定每年年初允许百官休假半个月，让他们选择游玩胜地，设宴畅饮，尽情欢呼跳跃，享受欢乐时光。
朱瞻基常常游览西苑，并邀请大学士们陪同，君臣一同吟诗作赋、品评文章，呈现出一幅皇帝与大臣共享太平盛世的美好画卷。这种景象被朝野上下传为佳话。
在上有贤明的皇帝、下有同心同德辅佐朝政的大臣的情况下，天下一片祥和，仿佛进入了太平盛世。刚刚册封孙贵妃为皇后的朱瞻基心情大好，想要外出游玩放松一番。
群臣陪同朱瞻基一起游览万岁山。这座皇家园林树木葱郁、景色迷人，山上建有六七座金碧辉煌的殿亭，十分壮观。朱瞻基常与皇太后、皇后在此游玩、狩猎。此次游览万岁山时，朱瞻基并未乘车，而是骑马登山，率领一支浩浩荡荡的马队前行。宦官骑马在前开路，充任向导。朱瞻基与众大臣骑马登上山顶，场面威风壮观，长长的马队在山间小道上蜿蜒前行。
一路上，众人一边登山，一边欣赏春天山间的秀丽景色。到达山顶后，朱瞻基与众大臣、侍从俯瞰群山，感受“一览众山小”的壮阔景象，四周景色宛如仙境。游览完万岁山后，朱瞻基又与众臣乘御舟畅游太液池，尽享太平盛世之乐。
太液池周长十余里，池中建有大梁以便通行。池畔种植着上等树木与名贵花草，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池中央有一玉龙雕塑，高达一丈，口中喷出泉水直泻而下，仿若瀑布，景色美不胜收。
明宣宗朱瞻基登上御舟后，看着大臣们齐心协力划桨，便指着船说道：“治理国家就如同划这艘大船一般，穿越大江大河，需要你们全力相助才能成功。”蹇义等人连忙叩谢，高呼“万岁”。
朱瞻基心情愉悦，又特意将杨士奇、杨荣唤至身旁，对他们说：“如今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虽然不能沉迷于安逸享乐，但古人追求的游玩之趣也不应废弃。”
朱瞻基一心想要寻欢作乐，却又担心群臣议论他贪图享受，于是引用古人之事为自己辩解。
随后，朱瞻基与众位大臣游览了万岁山和太液池，仍觉意犹未尽，便下令继续前往小山游玩。
登上小山后，明宣宗朱瞻基与随行的大臣、侍从们都感到疲惫，于是朱瞻基下令原地休息。此时，侍从太监已准备好了酒菜，恭敬地呈给皇帝与诸位大臣。
大臣们陪伴朱瞻基饮酒作乐，纷纷向他敬酒，朱瞻基也开怀畅饮。待到尽兴而归时，他已经略带醉意。
同年七月的一个秋风送爽之日，朱瞻基邀请蹇义、夏原吉、杨士奇和杨荣一同前往东苑游览，并在东庑设宴犒赏众人。君臣之间推杯换盏，气氛融洽欢快。其间，朱瞻基与蹇义等人畅谈许久，话题涵盖天文地理、国计民生，内容广泛且深入。
交谈中，朱瞻基说道：“此处虽为简陋草屋，却是我休憩之所。虽不及‘不剪茅茨’那般朴素，但也表明我对节俭的重视。”
随后，朱瞻基又前往河边撒网捕鱼，还命太监将捕获的鱼煮熟供众人享用。由此可见，朱瞻基是一位既勤于政事又注重休闲娱乐的皇帝。
惩治贪官刘观是明朝初年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御史，曾一度权势显赫。然而，随着官职的不断升迁，他的贪婪之心也日益膨胀，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毁灭。
刘观，出身于雄县，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太谷县丞。后因表现出色，受到推荐而晋升为监察御史。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他再次得到提拔，成为左佥都御史。
进入永乐年间，刘观的仕途继续攀升。永乐元年（1403年），他被任命为云南按察使，但尚未赴任便改任户部右侍郎。次年（1404年），他又调任左副都御史。在这一职位上，他能够秉持正义，处理案件果断有力，深得皇帝的信任与重用。
然而，在永乐七年（1409年），刘观因政务处理不当触犯法律，遭到皇太子的批评，并准备对他施以惩罚。
不过，永乐帝得知此事后特别指示皇太子：“大臣若犯小错，不应立即严惩。”此后，刘观仍被派遣到各地执行重要任务，如参与凉州叛羌的征讨、督办黄河漕道疏浚、巡抚陕西并考察地方官吏等，政绩颇为显著。
到了仁宗即位时，刘观被提升为太子少保，享受二品官员的俸禄，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然而，在仁宗时期，大理寺少卿弋谦直言上书，揭露当时的社会弊病，惹怒了皇帝，因而遭受处罚。
刘观为了迎合仁宗，命令手下十四道御史联名弹劾弋谦，并将其投入大牢。这一行为使刘观遭到朝中正直大臣们的鄙视。
刘观的一生可谓起落分明，从一名普通官员逐渐升至高位，却因贪婪与谄媚而失去了应有的尊严与尊重，最终自食其果。
仁宗驾崩后，宜宗登基。在仁宣之治期间，随着明朝社会逐渐走向稳定、繁荣与进步，朝廷上下沉浸在一片太平盛世的欢乐氛围中。
宣德初年，朝中大臣和官僚为追求享乐，频繁举办宴席与聚会，以奢华和声色犬马来互相炫耀。歌妓满堂成为常态，而贪污腐败之风也愈演愈烈，成为朝廷政治的一大顽疾。
刘观历经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已从 最初的清廉官员蜕变为一个贪污受贿、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他私下大肆收受贿赂，道德败坏。其手下众御史纷纷效仿，争相贪污受贿，到各地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毫无忌惮，严重危害地方民生。
宣德三年（1428年）六月，明宣宗朱瞻基针对当时官场贪污腐化的现象，召见了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人到文华门前。他语重心长地对众位大臣说道：“先祖在位时，朝廷上下风气清正，官员们都能严于律己，恪守本分，从未出现过贪污腐败的现象。然而近年来，贪污成风，行贿受贿之事屡见不鲜，且愈演愈烈，难以遏制。这是为何呢？”
听完皇帝的提问，杨士奇率先回答道：“永乐末期，朝廷中已逐渐出现了贪污之风，只是那时刚刚萌芽，远没有如今这般严重。”
杨荣随后补充道：“永乐末年，最臭名昭著的贪官当属方宾，他的贪婪程度无人能及。”
朱瞻基听后，追问道：“那么今日朝中，谁又是最为贪婪之人？”
杨荣毫不犹豫地答道：“当今朝廷中，刘观的贪腐最为严重。”
杨士奇接着说道：“刘观身为都御史，却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其下属御史们也纷纷效仿，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他们以巡视地方为名，实则四处掠夺百姓财物。这种恶劣风气还影响到了地方官员，导致上下效仿，形成了恶性循环，使得贪污腐化的风气蔓延至全国各地，难以控制。”
听完两位大臣的分析，朱瞻基既愤怒又叹息。他当即下令道：“清除邪恶必须彻底，将刘观革职查办，严惩不贷！”
在决定罢免大贪污犯刘观并对其进行查办后，明宣宗朱瞻基面临一个难题：谁来接替刘观担任左都御史？这让他感到十分困扰。于是，他向杨士奇和杨荣征求建议。
杨士奇回答道：“通政使顾佐为人清廉正直，且极有威望，可胜任此职。”
杨荣进一步补充说：“顾佐在京尹任上时，对下属严格管理、考核，任职期间整顿风气，清除积弊，政绩斐然，是一位难得的好官。”
听了杨荣的评价，明宣宗朱瞻基甚感欣慰。在杨士奇和杨荣的推荐下，他颁布诏令：革除刘观左都御史之职，命其离京巡查河道；同时任命顾佐为左都御史，取代刘观的职位。
在大学士杨士奇和杨荣的辅佐下，明宣宗朱瞻基成功惩治了贪污犯刘观。这一举措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响，民众纷纷拍手称快，百姓的不满情绪得以平息。此外，这也给那些存在贪污、行贿、受贿行为的官员敲响了警钟，促使他们悬崖勒马，改过自新。
刘观贪污案曝光后，一些了解内情的下属纷纷上书明宣宗朱瞻基，揭发刘观父子的贪污罪行，弹劾刘观违法的事实，并指控其子刘辐的诸多贪赃枉法行为。
明宣宗朱瞻基阅毕奏章后怒不可遏，随即下令逮捕刘观父子，并将其押至公堂，出示相关揭发材料。然而，刘观拒不认罪，还上书为自己辩解。
见刘观态度顽固，朱瞻基更加愤怒，遂拿出廷臣先后呈上的密奏，其中包含刘观非法获取黄金超千两的确凿证据。面对铁证如山，刘观最终不得不如实招供，低头认罪。随后，他被投入锦衣卫监狱。
宣德四年（1429年），刘观依法被判处死刑。
然而，经过杨士奇与杨荣的奏请，明宣宗朱瞻基最终同意免除刘观的死罪。按照处置结果，刘观的儿子刘辐被发配至辽东戍边，而刘观则需随同前往。在途中，刘观因患风寒不幸去世。通过罢免刘观一案，明宣宗达到了惩前毖后、警示百官的目的，有效整顿了吏治，改善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到了宣德七年（1432年），杨士奇再次上奏，建议派遣风宪官对各级主管官员进行考核，以清查是否存在贪赃枉法的行为。明宣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从而进一步遏制了明代官场中的贪腐现象，净化了政治环境。
宣德三年（1428年）六月，明宣宗下令将工部尚书吴中逮捕归案，同时剥夺其少保职位，并罚扣一年的俸禄。
吴中，字思正，武城人士，于洪武末年曾任职营州后屯卫经历。靖难之役期间，当朱棣攻打大宁时，吴中主动出城投降。此后，在押运粮草、军饷以及抵御敌军方面屡建功勋，逐步升迁至右都御史。
永乐五年（1407年），吴中改任工部尚书。永乐十九年（1421年），由于劝阻成祖北征之事，他遭到囚禁。直至仁宗登基，才将其释放并恢复原职，还加封太子少保头衔。待到明宣宗即位后，尽管吴中是前朝功臣、资深元老，但一旦触犯法律，宣宗依旧坚持依法严惩，彰显了公正无私的治国理念。
宣德三年（1428年）三月，明宣宗朱瞻基怜悯山西受灾的百姓，特下旨免除山西各受灾地区的赋税。当时，负责工部事务的尚书吴中向朝廷上奏称：“山西省派往京城服役的工匠们，如今已到了轮换的时间。”
明宣宗朱瞻基看完奏章后，当即批复道：“山西自去年起便久旱无雨，庄稼颗粒无收，灾情十分严重。百姓四处乞讨，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障，又怎能承担徭役之责？今后凡是受灾地区，一律停止派遣徭役。如今仍在京城服役的工匠，应立即遣返回乡，并妥善安排，以缓解他们的困苦。”这道谕旨下达后，工部迅速释放工匠，免除差役，减轻了民众的负担，深得工匠们的拥护。
明宣宗朱瞻基多次叮嘱工部尚书吴中等人：“对于那些年老体弱、病残且无法服劳役的工匠，应当立刻免除差役，让他们回家。”
然而，吴中等人并未严格执行宣宗的旨意，依旧强迫无法服役的工匠继续工作，对他们进行剥削。
于是，明宣宗朱瞻基再次下令，要求他们立即免除老年、幼小及患病工匠的徭役，并送其返乡。同时，他批评吴中等人不遵从朝廷命令，质问他们的仁义之心何在，为何如此不顾人情，残害百姓？这样的行为怎能称得上是为百姓服务的好官？他还警告他们必须认真反省自身，否则将以失职之罪予以惩处。
见到明宣宗朱瞻基真的发怒了，吴中等人再也不敢违抗圣意，随即对服役的工匠们展开了一次全面、细致的大规模调查。
对于那些年老、年幼以及患病残疾，已经无法继续从事劳役的工匠，全部进行了登记，并允许他们返回家乡休养，今后不再征召其服役。同时，朝廷还为他们提供了返乡的费用，以彰显皇上的恩德。这些工匠常年在外服劳役，饱受艰辛，过着凄苦的生活。当他们得知自己终于能够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时，无不欢欣鼓舞，高呼万岁，表达对皇上的感激之情。
宣德三年（1428年）六月，时任工部尚书的吴中利用手中的职权，与宦官杨庆相互勾结，私自将官府的木材、砖瓦等建筑材料大批量转移到杨庆手中，再由杨庆转运至其家中，修建了一座豪华壮观的私人宅邸，距离皇宫不远。
一天，明宣宗朱瞻基登上皇宫城楼，远远望见一座极为华丽的私人住宅。他身边的侍从回答道：“那是工部尚书吴中的私宅。”
明宣宗朱瞻基立刻追问：“他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财，竟能买到如此优质的材料？”
有人如实禀报道：“这是他将公家的木材和砖瓦据为己有，用以建造这座奢华的府邸。”
听闻此事后，明宣宗朱瞻基勃然大怒，当即下旨将工部尚书吴中关押起来，等待审讯和惩处。吴中入狱数日后，裴宗汉借管理木厂之便，窃取官家木材贩卖牟利，最终也被告发。为逃避罪责，他重金贿赂宦官杨庆，企图蒙混过关。
然而，此事终究败露，明宣宗朱瞻基闻讯后震怒，下令将裴宗汉交由锦衣卫严查处置。
针对接连发生的两起盗窃官木案件，明宣宗朱瞻基深感忧虑，特召都御史训话：“北京各厂、库、局所储备的木材、石料、砖瓦等物资，皆由各地军民辛勤劳作、砍伐采集、精心加工后运至京城，用以备国家不时之需。然而，工部官员及负责看守之人，竟无视公物神圣，肆意侵吞或私自赠予他人，此类事件屡见不鲜，实属严重。你须即刻命各厂、库、局详尽清点库存，登记造册，不得有误。若有拒不改正者，本人处死，全家发配边疆。”
法司审理吴中一案时认定，其身为监守官员却监守自盗，且勾结内廷宦官，罪无可恕，当判死刑。但明宣宗念其为皇祖旧臣，且先朝功勋卓著，决定网开一面，仅革去少保之职，并罚俸一年。这一处理结果，无疑向朝中贪腐之徒敲响了警钟。
近忠臣，远小人明宣宗朱瞻基在治理国家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重用忠臣、打击小人。他深刻反思了历代君王因偏信小人、迫害忠良而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些教训不仅害国害民，更动摇了王朝的根本。因此，朱瞻基经常与大臣们探讨历史上小人祸国的案例，以此警示群臣，要求他们明辨是非，依据公理行事。
在宣德二年（1427年），朱瞻基曾召见户部尚书夏原吉，二人共同探讨了古代君王因偏听偏信而导致的悲剧。
朱瞻基总结道：小人的建议表面上看似为国为民，实则暗藏祸心。从古至今，凡是贤明之士无不痛恨小人。例如，上古时期的舜帝厌恶谗言，春秋时代的孔子远离奸佞之人，而唐太宗更是将进谗言的小人视为国贼予以严惩。
朱瞻基表示，自己对小人谗言的危害极为重视，一旦发现此类行为，必定果断制止，绝不让奸人得逞。他还以史为鉴，列举了许多因轻信小人而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以此提醒自己和大臣们要时刻保持警惕，避免被小人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他希望朝廷上下都能齐心协力，共同防范小人作祟，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宣德初年，朝廷政策仍存在诸多缺陷。南京司法系统不健全，随意判决、逮捕被告人。一些奸人常通过捏造罪名向上诉，导致大量冤案，忠臣良民深受其害。
明宣宗朱瞻基得知后，下令都察院颁布禁令：此后所有上诉案件须送至北京审理，仅允许京城军民诉讼在当地处理。这一法令有效遏制了恶意诬告忠臣的行为。
当时，朝廷发生一起诬陷忠臣的事件。最终，奸臣受惩，忠臣获保并重用。钦差宦官裴可力被派往浙江监督政务。
浙江某汤姓千户闻讯惶恐，因其在当地作恶多端。为自保，他计划贿赂裴可力以求勾结。裴到后，汤大摆宴席讨好，并多次献上金银财宝。
裴可力在金钱诱惑下与汤千户狼狈为奸，加重对百姓的剥削。民众愤恨不已，纷纷向朝廷揭露二人罪行，请求严惩。
随后，朝廷委派按察使林硕前往浙江实施整治工作。林硕到任后迅速行动，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制度，致力于整顿吏治、清理贪腐，并为当地百姓谋取实际利益。
然而，汤千户对林硕的到来充满恐惧与抗拒，因为林硕推行的政策和制度严重威胁到了他的既得利益，限制了他的肆意妄为。
为了打击报复，汤千户向裴可力诋毁林硕，而裴可力听信谗言后心生怨恨，认为林硕此行是针对自己、意图夺取权位并对其进行监督调查。
于是，裴可力精心策划了一道诬告奏章递交给朝廷，指控林硕在浙江任职期间发表讥讽诽谤朝廷的言论，且故意阻碍明宣宗朱瞻基颁布的诏书谕旨施行，公然违背圣旨。
朝廷收到奏章后，立刻下令逮捕林硕并押解至北京接受审理。刑部提审时，林硕深知这是小人陷害，便据理力争为自己辩护。他陈述道：“臣曾担任御史巡视浙江，当时就已触犯了一些地方恶势力的利益，让他们无法继续胡作非为。此次臣升任按察使再次赴浙，虽然时间不长，但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再次触动了这些人的利益，导致他们对臣更加痛恨。因此他们设下阴谋，编造谣言，企图将臣赶走，以便继续为非作歹，剥削百姓，逃避官府监管。”
明宣宗朱瞻基听完林硕的陈述后，对他说：“朕本就不会轻易相信那些卑劣之人的谗言，一定要当面对质。如今你已表明是小人陷害于你，朕自是不会轻信他们，依然信任你，你就不要再忧虑了。即刻动身前往浙江，继续履行你的职责，为百姓伸张正义、办实事，不负朕对你的期望。但凡遇到涉及民生疾苦之事，皆可上报。朕以诚心待臣下，绝不会轻信奸佞之言。你不必再有其他顾虑，安心任职即可。”
林硕听罢皇帝这番话，感动得热泪盈眶，连连叩首谢恩，并发誓回到浙江后定不辜负皇上的信任，公正廉明，竭尽全力报答朝廷与皇上。
随后，宣宗对身旁的大臣说道：“裴可力这类宵小之徒，竟敢编造谎言陷害忠良大臣，回京后必须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果然，不久之后，裴可力被召回京城，遭到拘捕，最终因诬告罪依法受到惩处。同时，汤千户因残害百姓的行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明宣宗朱瞻基对小人予以严惩，对忠臣加以信任和重用，在朝中引起了巨大震动，正气得以弘扬，邪恶势力受到压制。
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初三，内官袁琦及内使阮巨队、阮诰、武莽、武路、阮可、陈友、王贵、杨四保、陈海等被处决。他们奉命前往广东等地办理国家事务，却假借采购物品之名，擅自侵吞他人财物，最终事发入狱。
经调查发现，这些不法行为皆由袁琦主谋。抄没其家产时，竟搜出数以万计的金银，以及大量宝货和丝锦衣物。其所用金玉器皿更是源自宫中，均为非法所得。
上述罪行经三堂会审后，涉案人员均被判处死刑。
明宣宗朱瞻基听闻后震怒，下令将袁琦凌迟处死，其余十人斩首示众，以平民愤。
次年正月十九日，明宣宗朱瞻基颁布告示，警示天下。文中写道：
“朕自登基以来，每日早起晚睡，不敢有丝毫懈怠。深知江山社稷乃祖宗所留，百姓将士亦为祖业根基。唯有百姓安居乐业，方能实现天下大治，以此报答祖宗厚恩与殷切期望。
然而，自朕即位以来，虽始终以安定民心为己任，却未料到内宫太监袁琦，虽侍奉朕多年，却心怀奸诈，欺骗朝廷。他假借办理公务之名，行贪污受贿之实。更有举报称，内官内使在外招摇撞骗，欺凌官员，残害军民，肆意贪污，手段残忍至极。其所聚敛之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致使当地民生凋敝，怨声载道，而地方官员却坐视不理，不敢过问。此等恶行，天地不容，神人共愤。其罪行现已昭告天下，并交由法司严惩。
各级官员须知：务必体察朕爱民之心，以安民为本，使军民得以安居乐业，不再听到他们的叹息、愁苦与怨恨之声。君王代天理民，臣子则应为国安民。望你们勤勉尽责，不负朕之所托。”
此次严惩宦官不仅平息了百姓积怨，也为各地官员上了一堂生动的“拥政爱民”课。
驱僧逐道在中国历史上，多数皇帝都较为迷信，坚信“天命”与“运气”，自诩为上天选定的“圣君”，即天之子，降临尘世以统御万民。不少皇帝甚至沉迷于荒诞不经之事，如寻觅神仙、追逐长生不老之药。当求仙无果时，他们又转向炼丹术，试图借此获得永生。然而，因追求长生而丧命的案例在史书中屡见不鲜。
相比之下，明宣宗朱瞻基却显得与众不同。他并不相信神仙的存在，也不幻想长生不老或高寿百岁，在历代帝王中可谓是一位难得的“破除迷信”者。
宣德九年（1434年），正值明宣宗37岁，正值壮年且精神饱满之际，一位和尚求见，声称希望得到资助修建寺庙，以此为皇帝祈福延寿。
然而，明宣宗听后并未轻信，反而斥责其胡言乱语，并将其驱逐出去。
退朝之后，朱瞻基返回宫中，想起和尚之前所说的话，不禁莞尔。他转身对身旁随侍的大臣们说道：
“人人都渴望长生不老，这本是人之常情。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就说那些君王吧，商朝的祖乙、周朝的文王，他们都是长寿之人，在位时间也很长。可那时候，哪有什么和尚道士？又哪里有关于神仙的说法呢？秦始皇派遣方士寻觅仙药，梁武帝沉迷佛学，徽宗尊崇道教，这些最终应验了吗？可惜啊，世人至今仍未醒悟，实在令人叹息！”
大臣之中是否有人迷信神仙佛学不得而知，但朱瞻基这一番话确实让人信服，也让众人感受到这位皇帝与众不同的睿智。
明宣宗朱瞻基作为一国之君，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神仙、佛学并无实据，荒诞不经，并且既不信奉也不追随，实在是难能可贵。他虽能讥讽世人的痴迷与执念，却无法改变那些早已深植人心的传统观念。对于这一切，他唯有将几声叹息留给后人罢了。
英年早逝宣德九年（1434年），明宣宗朱瞻基正值37岁，这在人生中可谓黄金阶段。朱瞻基即位时已27岁，不仅完成了学业，还积累了相当的生活阅历，正是执掌大权的最佳年纪。他不负祖辈重托，治理国家井井有条，政事处理得当，期间未发生重大变故，堪称国泰民安。在他的带领下，社会逐渐繁荣昌盛，事业蒸蒸日上，深得大臣和百姓的拥戴。
同年十二月，朱瞻基突然患病。关于病情的具体情况，史书并未详细记载。但从现有资料来看，起初病情并不严重，因为他仍在处理朝政事务，做出具体决策，显然尚未病入膏肓。
然而，随着时日推移，病情似乎有所加重。大臣们多次前来探问圣安，但并未见明显好转。
据史料记载，文武百官首次集体问安是在朱瞻基患病约三五天后，当时群臣齐聚左顺门跪拜请安。
大约三天后，文武百官再次前往左顺门问安。又过了三天，正值立春之日，原本应举行的庆贺仪式却被取消。由此推测，朱瞻基此时病情加重，甚至无法接受群臣贺春礼。于是，群臣于立春当日再度聚集左顺门，向皇帝表达关切之情。
宣德十年（1435年），正值明宣宗朱瞻基在位的第十个年头，若从他即位那年起算，则是第十一个年头。春节作为一年之始，历来被视为全年最重要的节日。这一天，按照惯例，皇宫会举办隆重的庆祝仪式，皇帝需亲临大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然而，这一年，明宣宗却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取消了自己接受朝贺的仪式，改为让文武百官在文华殿向太子行庆贺礼。
事实上，此时明宣宗朱瞻基的健康状况已十分堪忧，但他依然能够处理政务。
正月初三这天，朱瞻基自知时日无多，于是向朝廷中的文武大臣发布了一道诏书：
“朕的病情恐怕难以好转，这或许便是天命所定。现决定由皇太子继承皇位，诸位王公大臣务必严格遵守祖宗家法，各藩王应安心驻守封地。嗣君年纪尚幼，望皇太后能亲自教导、训诫，众位文武大臣亦当竭尽全力辅佐新君。凡涉及国家重大事务者，必须先请示皇太后与皇后，再予以执行。”
最终，明宣宗朱瞻基于这一年撒手人寰，享年仅37岁。
在离世之前，明宣宗朱瞻基留下了一份重要的“遗书”，即遗诏，向全国发布。这份遗诏旨在让全国上下知晓并遵循他最后的旨意。
遗诏的内容与他临终前的遗言大致相同。
朱瞻基对自己英年早逝感到十分遗憾。他表示：“生死乃人之常情，寿命长短自有定数。人的生死遵循自然规律，寿命也有其极限，这些都是不可违背的。” 尽管如此，他仍深感遗憾，因为自己无法继续发扬祖辈的宏伟事业，也无法陪伴母亲度过余生。想到这些，即使身死，他在九泉之下也难以心安。
确实，朱瞻基的英年早逝令人惋惜。正当他准备大展宏图时，却因生命的无常而化为泡影。他将祖辈开创、自己守护的大明基业，托付给了尚未成熟的长子——年仅9岁的朱祁镇。
就这样，明宣宗朱瞻基匆匆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他去世后，朱祁镇继位，成为明英宗。为了纪念父亲，朱祁镇为朱瞻基上庙号为“明宣宗”，并将他安葬于景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