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
摘要：抗战期间的上海出版业身陷恶劣环境中，但生活书店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异军突起。这与它在总店内迁后仍自觉依托上海强大的印刷出版能力大有关系，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暗中帮助和支撑。生活书店上海分店在逆境中的强势崛起，以顽强的出版发行能力和不屈的“苦斗”，创造了孤岛上的出版奇迹，为大后方源源不断地供应着抗战所需的精神食粮，成为国难中激励全国各族人民英勇抗战、迈向最终胜利的精神力量。
1932年7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社成立了“生活出版合作社”，对外称生活书店。
生活书店成立之初规模并不大，除上海总店外，仅设汉口、广州两个分店及香港的安生书店，后因安生书店营业不振而收缩，归并粤店办理。八一三淞沪会战后，生活书店总店内迁汉口，武汉沦陷后再迁重庆，在邹韬奋、徐伯昕主持下，生活书店逆势而为，及时调整出版方针，竭尽所能为全面抗战服务，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战时状态下快速崛起。短短不到两年时间，相继在大后方和东南亚设立了55家分店和支店，快速建立起自己的全国性发行网络，各项业务蒸蒸日上，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局之后的第六大书局，而且发展势头强劲，令同业瞩目，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就曾对邹韬奋说：“全中国出版家有成绩者仅尔我两家。”并大赞：“我馆里干部老了，你店全是青年干部，真是了不起！”
总店内迁后，上海分店图书生产能力不减反增
生活书店总店内迁后，上海遂由总店变为分店，即生活书店上海分店，仅留王泰雷、黄晓萍等少数几个同事坚守孤岛。王泰雷任经理，黄晓萍任门市部负责人。靠着这几个人，生活书店不仅在上海继续生存，而且因为内地业务的大幅拓展而变得愈发重要，图书出版能力不减反增，成为生活书店最主要的造货中心。
内地业务的大幅拓展，意味着对战时读物的需求激增，而“内地的造货成本飞速地加重，印刷、纸张等条件愈益困难”，这就使得生活书店更加仰赖上海的印刷能力。生活书店上海分店不但人少，而且处境险恶，从1938年初开始不得不分三部分转入地下：一是在福州路378号开设远东图书杂志公司；二是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河南路口中汇大楼以“时雍申庄”名义进行出版工作；三是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8号秘密办公。尽管如此，相比于内地，孤岛时期的上海还是有许多优势。因日本尚未对英美宣战，租界内的环境相对宽松。
就出版业而言，这里的“便利条件”主要是指因众多出版机构内迁，印刷业陷于休业状态，排印和装订的工价都跌到最低的记录；纸张虽没有新货进口，但是价格停滞无上涨。显然，当时最合算的就是在上海出版，然后运到内地发售。这应当说是生活书店所作的最经济的安排。这种安排，在1939年8月3日召开的第五届第二次理事会常会上，被写入“本店今后工作方针”。
生活书店正是利用这些条件，“在沪印制书籍后发往内地销售”。据当事人王泰雷和许觉民叙述，仅1939年生活书店在上海出版新书和重版书就有123种，其中初版至少57种，这些书籍绝大多数为抗战读物和介绍共产主义思想的读物，如《辩证认识论》（[苏]罗逊达尔著，张仲实译）、《资本主义》（[苏]A·李昂吉叶夫著，沈志远译）、《什么是统一战线》（施有为）、《什么是阶级》（蒋仁）、《什么是社会主义》（万瑞莲）、《什么是资本主义》（朱德华）、《什么是帝国主义》（陆明）、《新妇女论》（[苏]柯仑泰著，沈兹九，罗琼译）、《抗战中的中国丛刊：鲁闽风云》（徐盈等著）、《研习资本论入门》（沈志远编）、《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著，沈志远译）、《政治经济学论丛》（马克思著，吴黎平译）、《〈资本论〉通信集》（马克思、恩格斯著，郭大力译）、《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恩格斯著，王右铭、柯柏年译）、《恩格斯论〈资本论〉》（章汉夫，许涤新译）、《帝国主义论增订本》（列宁著，孙冶方译）、《实践与理论》（艾思奇）、《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何干之）、《辩证法唯物论回答》（张怀奇）、《苏联的民主》（[苏]斯隆著，韬奋译）、《马恩科学的文学论》（欧阳凡海编）、《曙光集》（韬奋）、《科学历史观教程》（吴黎平，艾思奇著）、《中国工人运动史》（张瑞仁），等等。（作者注：根据各种书目独家考据整理）
这些书籍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显然属于严厉查禁之列，抗战爆发后，伴随第二次国共合作，还有租界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这种情形才稍稍有所改观。“过去被视为神秘主义的共产党、八路军的种种小册子，也翻印出版有几十种”，但这些书大都是翻印西安事变前的言论和著述，少有新著。而到1938年、1939年，生活书店上海分店借助这种特殊背景，出版了大批“抗日”读物和“共产”读物。1939年上海的书籍出版机构总体上比1938年增加36家，共105家。而据黄警顽粗略估计，1939年全年在沪编辑印刷发行的书在500种左右，生活上海分店即占123种，约占图书市场的四分之一，一举跻身书局六强，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日伪势力的重重封锁，阻碍上海出版物抵达抗战大后方
以上海为造货中心，虽有优势，但如何将印好的书籍运往内地发售，满足内地市场的需求，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就孤岛出版业而言，最困难的不是编译，也不是印刷，而是发行。
抗战前，上海出版业的绝对优势地位是靠它构建的庞大发行网络支撑着，这个发行网络不仅覆盖全国，而且远及东南亚，甚至旧金山、纽约也有销售网点。但抗战爆发后，东北、华北、东南、华中相继沦陷，最后连东南亚也沦陷，战前上海构建的跨国跨区域的庞大发行网络被一个个沦陷区切割和肢解了，跨国跨区域的统一市场不复存在。战争中，上海与其他地区的交通完全中断，出版物当然难以推广到各省各市；东南和华中沦陷后，上海的出版物要穿越日伪势力的层层封锁线，还要过日伪势力的严厉审查关，才能抵达大后方，可谓困难重重。
在日本向英美宣战之前，孤岛上海与香港等地的海上交通和物资往来尚未被切断，上海出版所需油墨、纸张、印刷机械等物资可以从香港等地得到有限的补给，上海的出版物也可以输往香港，再借由香港转往大后方。为什么八一三事变后商务印书馆把出版重心转移到香港，为什么上海众多书局总部纷纷迁往内地，原因即在于上海的出版物很难越过沦陷区。而且如果要在沦陷区进行销售，所销售的读物一般都是经过日伪势力审查通过的出版品，所以当时要把上海出版的图书向外销售，是非常困难的，整个销售体系都被破坏了。
内地的网络和市场已被切割和肢解，华界沦陷后，上海本地的网络与市场也遭受致命的破坏和摧毁。沦陷后的华界已处在日伪势力的文化统治之下。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不久，日军即占据了世界书局在虹口的总厂，筹组为华中印书局，兼管日占区的出版业，并负责教科书的承印。与之相应，南京的伪政府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对商务、中华和世界等书局的中小学课本进行删改，同时组织力量编辑出版“新”教材。上海的伪教育当局更代华中印书局调查“辖区内所有学校数量、名称、所在地及学生人数”等项。在此背景下，浦东塘东小学即因“仍读中华书局出版之国语常识课本”，该校校长张文豪即被日本宪兵逮捕。至于其他“非法”读物，更在严厉查禁之列，如1942年1月伪水巡队一次即查禁浦江崇明船上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斯大林与文化》《在德国女牢中》《未来的欧洲大战》等26种“共产书籍”29捆，约2000本。
即使在相对安全与自由的孤岛之内，出版发行不仅随时都有可能受到工部局的监视、警告、限制，而且还要面对日伪势力的渗透、干预、查封和伺机迫害。所以孤岛上的许多出版发行工作都不得不在秘密状态下进行。
抗战前上海相当部分书籍运往内地是靠邮路，但因“邮局章程，书籍及新闻纸均列为重件”，书籍寄送非常困难。1938年12月，书业公会致邮政当局函中，商请书籍邮路的具体问题：书籍邮寄时应如何加收“汽车运输损失费”等。邮政当局在次年1月6日的复文，显示了当时上海与外埠的书籍邮路状况：湖北，湖南，东川，西川，陕西，甘肃，新疆，江西，广西均为完全不通邮，其余通邮地区对于书籍则多有重量限制或汽车运输费的征收。此后，书业公会又曾多次函请邮局开通内地的书籍邮路，均未获准。
孤岛上海的出版界与内地不少地区的书籍邮路是隔绝的，要将书籍发行至上述地区只能另想他法。陶亢德在1940年3月12日写给谢冰莹女士的信中谈及此事时抱怨：“所以有的出版者转香港寄递，寄费比在沪寄不知高到几倍”，并述当时上海出版的书籍“因书籍销路不佳，普通书出版之后，保本均尚无十分把握”。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上海出版业非但在沪上市场受到限制，对内地市场大多也只能望洋兴叹。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下，打通书籍运往内地的发行之路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突破日伪重重封锁线向内地发行进步抗战书籍？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暗中帮助与支撑。生活书店上海分店名义上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出版机构，但它的快速崛起及其旗帜鲜明的出版倾向，显然与中共有关。
生活上海分店实际是1945年的三联书店的一部分，其主要组织成员如生活书店的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读书出版社的李公朴、黄洛峰，新知书店的钱俊瑞、徐雪寒等，均与中共有密切关系，或者本人即党员。全国解放前夕，中共高层在擘画新中国出版事业蓝图时，一度拟将三联书店（而非新华书店）改为国营最大书店，更可见生活上海分店与中共的密切关系。正是书店背后有中共的支撑，在出版的后续工作中，生活上海分店较在沪的其他出版机构技高一筹。
生活上海分店是怎样将印刷好的书籍发送到内地的，徐伯昕的记述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1940年秋季“上海地下党与三书店驻沪办事处人员商量，派干部到苏北和苏中开设大众书店，由于三书店在上海设有联络机构，因而苏北根据地出版工作坚持时间持久”。这是关于在苏北创立大众书店的回忆，从“地下党”“派干部”和“联络机构”等言语中不难得知当时生活上海分店运送书籍到内地的途径。生活上海分店正因有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运输上比留沪的同行技高一筹。又如，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上海寄广西等地的邮路隔绝，但生活书店却可以打通关系，此种便利显为孤岛的其他书店无法获得。因为中共力量的支撑，生活上海分店不但在苏北创立大众书店，通过地下渠道将书籍发送内地，而且还有计划地在上海成立“正泰”商行敷补经济问题。
按照生活上海分店出版的图书目录，实难正常通过邮局寄送内地。书目多在被查禁之列，走地下途径可能是其唯一选择，而在孤岛时期，这种发行方式却成为其高迈同行之处，这不能不说是孤岛时期上海出版业的一个特别现象。这种特别又借助市场对出版业发生影响。
抗战时期的上海出版业在因战事动荡的整体兴替中，世界书局因留沪未迁出，成为沪上首屈一指的大型出版机构；生活上海分店不仅在出版还是在发行上，都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因主体在港，相对沉寂；新兴的出版机构，发行能力则有限。因此，孤岛上海出版业重组的最大特点即生活书店的崛起，成为为内地提供抗战读物的主要出版造货单位，这是日本占据上海时始料未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