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蒋介石失去了在大陆的最后立足点，乘坐“美龄号”专机逃往台湾。此后，蒋介石再也没有回来过。
1954年，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兹贝格曾到台湾，看望了在高雄养病的蒋介石。期间，蒋介石对苏兹贝格提到了黄埔，并说：“黄埔时期，我有许多杰出学生。”
在苏兹贝格看来，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是壮士暮年了，无非就是提提当年之勇。因此，苏兹贝格并没有对蒋介石的话感兴趣。
然而，蒋介石接下来的话，却提起了苏兹贝格的兴趣。他指着一位台湾当局要员，对苏兹贝格说：“他就是黄埔三杰之一，我的前交通部长、现我的顾问贺衷寒。”
听了蒋介石的话，苏兹贝格看向了贺衷寒，并礼貌地对他笑了笑。而贺衷寒也点了点头。此时的贺衷寒，“大约50岁开外，刀削般的脸上棱角分明，头上毛发不多，几乎秃顶，眼里闪烁着蔑视一切的神情……”
想到黄埔三杰应该有三个人，苏兹贝格便问其他两人是谁？
还没等蒋介石说话，贺衷寒便回答说是陈赓和蒋先云，并称：“那两个都是共产党，背叛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也背叛了校长。”
听了贺衷寒的话，苏兹贝格并不认同，并表示：“有机会，我将去大陆采访有关人士。”
听到苏兹贝格这样说，贺衷寒说：“你不会有此机会！大陆不会设宴接待一个美国记者。”
虽然贺衷寒这样说，但苏兹贝格并不担心。他相信，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大陆取得了胜利，美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是不会和新中国永远敌对下去的。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并发表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在实际上结束了以往的以意识形态决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
5月9日，贺衷寒在台北病死。当然，苏兹贝格对此并不关注，因此也不知道贺衷寒已经死去。
1973年9月，苏兹贝格便受邀来到中国访问。访问期间，苏兹贝格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4周年庆祝活动。
在返回美国之前，苏兹贝格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希望与周恩来总理见面。不久后，苏兹贝格的申请便获得了批准。
在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苏兹贝格想到了他在台湾见过黄埔三杰之一贺衷寒之事，便对周恩来总理说：“我在台湾见到一个黄埔军校的学生，叫贺衷寒，听说他还是黄埔三杰之一？”
听了苏兹贝格的话，周恩来总理的脑海中立即出现了贺衷寒的样子。那时候的贺衷寒，算得上是意气风发。
贺衷寒于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同时，蒋先云和陈赓也进入黄埔一期，参加了学习。
那时候，陈赓、蒋先云和贺衷寒都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中的佼佼者，他们在学习和战斗中表现出色，深受师生们的推崇。其中，蒋先云被称为“笔”，陈赓被称为“腿”，而贺衷寒则被称为“嘴”。
由于陈赓、蒋先云和贺衷寒在黄埔军校中的杰出表现，再加上他们独特的才能，他们三人也被称为黄埔三杰。
然而，在他们革命的过程中，陈赓和蒋先云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没有因为蒋介石高官厚禄的引诱而改变立场，而贺衷寒则因为共产党相对处于弱势，而选择了加入投到蒋介石的门下。
这便是贺衷寒口中所说的“那两个都是共产党，背叛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也背叛了校长”。然而，他却绝口不提自己背叛共产党的事情。
1927年，在蒋介石下野期间，贺衷寒主持杭州蒋系军官训练班，并担任了总队长。后又担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
1933年，贺衷寒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任职期间，贺衷寒表现得十分活跃，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卖国内战政策积极效劳。
后来，贺衷寒又先后担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秘书长、军委会新闻检查局局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政治部秘书长、国民政府国家总动员会议人力组主任、国民政府社会部劳工局局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处书记长等职。
即使在西安事变期间，贺衷寒都没有起到什么好作用。他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主动联系了何应钦，并动用了他在过去的关系网，极力鼓吹武装解救蒋介石。
殊不知，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被软禁，一旦发生武力冲突，蒋介石极有可能性命不保。
因此，在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便将贺衷寒臭骂了一顿，从此没有再重用他。
然而，贺衷寒坚持的反共方针未曾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在抗日战争期间，贺衷寒又积极参与破坏抗日民主运动，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大罪人。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贺衷寒逃往台湾，担任了台湾当局“行政院交通部部长”，中国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直到1972年5月在台湾去世，贺衷寒依然是一个死不改悔的、顽固的反共分子。
对于贺衷寒的种种往事，周恩来总理都十分清楚。
因此，在苏兹贝格提到贺衷寒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说：“他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后来在政训处培养了一批军队特务，解放前夕跟蒋介石跑到台湾，但蒋介石知其有野心，并未重用他。在我们中美恢复关系之时，他忧郁而死……”
晚年时，贺衷寒受到了蒋介石的监视，曾一度陷入疯癫。他经常对着蒋介石的照片跪拜。
对于这样的贺衷寒，陈赓在心里看不起，不愿意和这样的人并称，还讽刺他成了一个“神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