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本人在国内的影响力与威望同时都达到了顶峰。
可值得玩味的是，仅仅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他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即宣告崩溃，以至于一度引起了国际上的巨大震动。
面对国民党军队一泻千里的颓势，蒋介石不止一次从多个维度复盘并分析了自己失败的原因。败退到台湾后，他又做了一系列的“反省”和思考。
那么问题来了，在他看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迅速崩溃的原因都有哪些？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解放军解放南京
一在解放战争初期，不论在经济还是军事层面，南京方面较之中共都占据着绝对优势。对此，蒋介石曾在1947年6月的讲话中骄傲地表示：
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解放军）不如我们。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
但很快，他惊讶地发现，战局似乎正朝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比如他在1948年1月的公开谈话中依然重申，“物质上我们有很好的装备，有很精良的武器，可以说具备了一切胜利的条件”，但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剿匪为什么还要遭受挫折，遭受损失呢？”
实际上，早在战争初期，蒋介石就发现了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尤其是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另一个是“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争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
因此，他一再要求各路军队，务必要精诚团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原因很简单，“倘若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失败的道理。”
“重庆谈判”主题绘作
1948年1月，他在公开谈话中表示，国军的大多数军官“不用脑筋，不肯研究。无论对于什么问题，总是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至于办事，则更是敷衍表面，不求贯彻。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军人的脑筋真是在睡觉了。”
他还指出，无论是高级将领还是基层军官，大部分都在“打糊涂仗”，“既不研究学术和典范令，也不注意侦察敌情和地形，随便拟定计划，随便颁发命令，而不能缜密研究，切实准备，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专业技能。”
对于高级将领，他的批评更是不留情面：
你们今天作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外国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正因为我们中国一切落后，人才贫乏，所以你们以微薄的才能，担负如此重大的责任。
如果照你们（泛指高级将领）的精神道德，学术能力，以及知己知彼的程度而言，那我们今天早就应该被匪军打败了。
电影《淮海战役》中的蒋介石
蒋介石还注意到，国军基层士兵的日常训练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便是最基本的瞄准、射击、侦察、联络等项目的练习也大多数糊弄了事。其结果就是，“（国军）士兵战斗技术落后，不能作战。”
更令蒋介石感到愤怒的是，各级军官不仅一直对麾下的士兵不闻不问，而且还肆无忌惮地克扣军饷，甚至很难找到一支“有充足的衣食及良好的医药条件的部队”。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他一度发出了“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的感慨。
出于缓和部队气氛与鼓舞士气的双重需要，他多次要求“高级军官要与部队同吃、同穿、同住”，但并未取得什么实际效果。
而且，各级军官不仅虚报兵员、偷吃空饷，还对中央发布的命令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
电影《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官兵
另外，伴随着战事的持续深入，蒋介石意识到，“国军将领们从前线发回的战报是在欺骗自己”。对此，他一度气愤地表示：
发生在前线的最大骗局，就是那些军官还没有和共军接触，他们就说敌人第几纵队到了我的正面，第几纵队到了我的侧面，好像形势十分紧张。可到实地调查，不过是少数敌人，甚至在他们正面根本没有这个番号。
又如经过一次接触之后，往往夸张胜利，说打死了几千、几万敌人。须知，现在匪军战术原则的规定，避免和我们主力决战，我们要消灭他几千几万人，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夸张的报告，一望而知是假的。
总而言之，蒋介石分析后认为，无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部队，普遍存在着各级军官缺乏学识技能、士兵待遇较差以及军纪废弛等严重问题。
电影《淮海战役》中的蒋介石
二不过话说回来，更令蒋介石感到痛心疾首的，莫过于执政党国民党的腐朽堕落。他在1947年7月的讲话中表示，“在自己参加革命的40年中，从来没有对革命的前途产生如此的失望和悲戚”。
在他看来，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之所以越来越不得人心，既不是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作祟，更不是“共产党一天一天的壮大”，而是身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及其麾下青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的品质败坏：
我们的力量完全流于表面形式，而实际的内容，则是空虚到了极点。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也是我唯一的忧愁。
讲话结束后的两个月，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可即便如此，蒋介石依然失望地表示，“党团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和训练，可以说只有一个空虚的躯壳，毫无实际的力量。”
电影《辽沈战役》中的蒋介石
1948年2月，蒋介石再度在谈话中表示，“我们革命的工作，不但苟且因循，而且毫无进展。由于党的错误，一般社会人士抨击本党，不遗余力，甚至把本党同志视为国家与民族的罪人。”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中共的纪律性、组织性和精神道德给予了高度评价：
共产党不仅认认真真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他们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决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反观我们的一般干部，不用脑筋，既不精细，又不确实，所以要陷于失败。
蒋介石进一步指出，“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而这种方法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因此，他殷切期望自己的部下主动“仿效”这一运动，以加强国民党的组织性，进而提高军队战斗力。
电影《辽沈战役》中的蒋介石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国民党军队在前期积累的巨大优势已经消失殆尽，甚至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颓势。可即便如此，蒋介石依然没有放弃的意思，原因很简单：
虽然共产党的组织训练和宣传技巧都比我们高强，然而我们的主义、思想和政治路线却绝对比他们正确，而且合于民族的需要。所以，只要我们能研究他们的一切，明了他们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有把握来消灭他。
但现实情况是，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允许蒋介石和他的党来从容不迫地“研究他们的一切和明了他们的一切”。
面对三大战役接连失利、国内物价飞涨、“美援”无望、桂系大造其“下野谋和”舆论以及民众离心离德的不利局面，他不得不在1949年1月21日辞去总统职位，退居到了位于浙江溪口的老家“休养生息”。
电影《开国大典》中的蒋介石
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曾圣芬认为，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烦恼、最紧张的自我反省时期”。来到溪口的拜访者络绎不绝，其中就有陈立夫、王世杰、张道藩、陶希圣、谷正纲、陈诚、吴礼卿和张其昀等知名人士。
在与这些人的交谈过程中，他给出了南京国民政府失败的核心原因：
军事和政府部门对过去的失败都负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责任，这一点不能否认，是因为党的瘫痪，党员、党的组织机构和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重重。因此，党成了行尸走肉，政府和军队也就丧魂失魄，结果是军队崩败，社会动乱。
电影《开国大典》中的蒋介石
等到了1949年夏，蒋介石又一次杀了个回马枪。他利用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以及控制的政府黄金储备（他已将这些黄金秘密从上海运到台北），向时任代总统李宗仁发起了挑战。
10月1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1月20日，李宗仁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并在12月飞往美国。于是，退居台北的蒋介石在次年3月又登上了国民党政府的总统宝座。
三实际上，早在该年7月，蒋介石就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改造国民党”的提议。但是，由于军事上的巨大挫折，这一建议直到1950年6月才被提到日程。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以陈诚为首的专门机构“中央改造委员会”组建完成，旨在全面检讨党的主要问题，同时大力清洗那些与中共有所联系以及逃往国外的国民党党内人士。另外，他加紧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力图以使他的残军“涅槃重生”。
在这段时间，蒋介石再度对失败的原因做出了检讨：
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
人在台湾的蒋介石
用发展的眼光看，人在台湾的蒋介石对党政军系统的指责，基本上几年前别无二致。不过话说回来，里面多了一条内容，即“政权和社会组织机制中的弊病和缺陷，是导致统治垮台的重要因素”。
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组织上存在的重大问题，就是没有在军队内建立健全的政工人员制度。这个制度早在20年代的时候是存在的，但是在北伐战争结束后，出于统一军队的指挥的需要就予以取消了。
因为没有政工人员对军官就没有监督和检查，结果就没有办法核实有关战报的准确性。于是，“什么样的贪污腐败的事情都发生了”。
其次，因为没有政工人员，从而使得部队的政治教育无法有效展开。
于是，“战斗意志削弱了，战斗力也就完全丧失了。部队不仅不知道保护和团结民众，而且还肆意骚扰他们。这样，根本就谈不上纪律了”。
1950年8月3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左一）与蒋介石在秘密会谈后告别
第三，组织上过于松散，使得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四处出没。
这些人不仅可以潜入政府和军队的首脑机关探取情况，还能散布各种反对国民党的谣言。
总而言之，在蒋介石看来，南京国民政府的崩溃，“与其说是被敌人的军事所击败的，不如说是自己内部的混乱、畏惧和猜忌造成的”。
其中，“这些又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一手操纵的。我们的几百万军队，没有同共军作过一番较量，就被解决了，无数优良的装备送给了共产党，用来消灭我们自己。”
当然，他也曾对昔日的盟友美国颇有微词，但从整体来看，他自始至终都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自身的弊端和错误，而非外来影响的压力。
1950年8月，蒋介石与麦克阿瑟等人举行军事会谈
那么问题来了，蒋介石的自我反思是否真实反映了国民党活动的实际状况？
不得不说，他的的一系列讲话固然可视为是一种告诫，但也确实是是结合了这些年的失败经历所做出的是深思熟虑的比较客观的评价。
这一点，在1956年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
毋庸讳言，众多的因素把我们推向了失败。可是，在大陆反共斗争中，致命的一击不是来自管理的缺陷，最致命的一击是来自组织和技术上的严重失误，来自政策和策略上的严重错误。总之，来自我们民族意志的衰退，而这正是需要我们加强的。
其中，人民的厌战情绪”以及“反共意识的瓦解”是“反共战争（解放战争）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原因”，与中共的和谈被其视为“战略错误”，“我政府对共党谈判和对共军收编，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
但不管怎么说，在蒋介石看来，无论是美国的失信，武器弹药的缺乏乃至解放军力量的日趋强大都不是统治崩溃的核心原因。
在他看来，失败的因素蕴藏在国民党的内部，使得“这个政权不仅腐败无能，而且已是行将覆灭”。
人在台湾的蒋介石
四不可否认的是，蒋介石的反思与复盘，存在着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将所有的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方面的问题都视为“实质上的道德问题”。
他不懂得，自己所设立的政治机构以及制定的国家政策才是其垮台的真正原因；
他也没有发现，官僚系统的腐败无能是因为在他所建立的政治体系中这些官僚们基本上可以免受外界的批评和压力的影响；
他更不明白，士兵之所以厌战，农民之所以抵制纳税和服兵役拒，是因为他未曾落实那些能够唤起他们去打仗、来相助的政策。
毫不客气地说，即便到了台湾，他也从未在制度层面予以深刻反思。
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建立使民众有与政府认同感的政治组织，进行为民众带来福利的社会和经济的改革。或许，这就是他身为一个国家领袖最主要、最致命也是最无解的一个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