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废除宰相制，跟个工蜂一样每日忙碌不停，大小国事都要他亲自操劳。但这种做法高度依赖皇帝个人的勤政，对后继者来说是不可复制的。
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问题他也没能解决，即：保持皇权的绝对高度集中，同时又能解决决策低效的矛盾。
内阁正是在这种矛盾下产生的，朱棣问鼎南京一个多月后，他先后拣选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和 金幼孜等七人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负责给皇帝当顾问，打辅助。
此时的内阁既无行政权，更不能左右行政部门，参预机密却不能决策。
历史的变化有时充满了偶然性，明宣宗三十八岁驾崩，由年仅九岁的朱祁镇继位，于是内阁诸臣遂创权宜之制：早朝只许议八件事。（记住这个时间节点）
“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阁老杨荣等虑圣体易倦，因创权制：每一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封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 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而已。英宗既壮，三臣继卒，无人敢言复祖宗之旧者，迄今遂为定制。”
九岁幼童根本无法独立发挥君权独断的能力，内阁既可避免皇权旁落，维护皇帝在早朝时处理国事的权威，又让内阁发挥了与以往不同的职责：处理早朝时要呈给皇帝裁断的八件事务外的所有章奏的票拟。
这本是权宜之制，目的是将来等英宗长大可以独立决断时再行“祖宗之旧”。可历史却和创立此权制的三杨开了个玩笑：英宗既壮，三臣继卒，无人敢言复祖宗之旧, 于是权宜变成了定制。
内阁的运作模式：满朝百官呈递奏章后，由内阁大臣翻阅后给出建议，贴在奏章上，做“票拟”；皇帝则用朱虹字做批示，称“批红”。
获得皇帝批准后，内阁大臣再下发给各部门进行处理。 内阁的功能就在于辅助皇帝批示和决策，由此节省皇帝处理政务的时间。
内阁制度为佐政， 票拟服务皇权。 内阁权力的大小取决于皇帝的青睐程度，或者说票拟的接纳程度。 皇帝政务繁多，也逐渐对内阁形成依赖之势。
这时宦官登场了。
明代宦官势力的重新抬头，很多人归结于明成祖因靖难之役中，得到相助而宠信宦官，以及后代皇帝的昏庸无能，这些其实不过是表象而已。
要知道，永乐时期的宦官并未参预机务，更不可能影响内阁与皇权之间的关系。明朝开宦官为祸先河的是英宗时期的王振，自此以后明朝宦官参预机务成为体制直到灭亡。
为什么成祖、宣宗时期宦官政治抬头没有造成宦官为祸的现象，偏偏是三杨权制，朱祁镇登基后出现了宦官为祸的现象，仅仅是巧合吗？
当然不是，宦官成为皇权平衡朝堂引入的新势力。
自英宗以后，几乎每个皇帝继位登基，都要对上一任皇帝信任的太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削弱和打击。
这说明皇帝对太监危害的认识十分清醒，同时，宰相被废以后，大臣政无专责，皇帝自身又无力全部亲自过问，就不免委任亲信。
清理后又以新一轮太监取而代之，擅权正是皇帝亲任的结果。这是行政体制中高层辅政机制不健全，皇帝控制朝局、驾驭臣僚的一种手段。
正因如此，当太监势力一旦发展到极点，威胁君权时，皇帝便依靠群臣惩治太监。当辅臣势力太大，便又以太监压制内阁。
此种情况下，太监要么受制于辅臣，要么竭尽揽权欺蒙。
为求自保的阁臣，要么交结太监虚与委蛇，要么竭尽全力攻击太监，以求权位稳固。
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 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要架空皇权就得搞定司礼监，但相较于汉唐时期的宦官为祸皆因宦官在偶然的时机里掌握了军权，明代为祸的宦官没有一人能握有军权，并以此为权柄来要挟皇帝、对抗朝臣，相反，像势焰熏天的刘瑾、魏忠贤等大宦官的倒台，只需简单到皇帝的一纸诏令即可。
宦官即便私下与朝臣勾兑信息，交通有无，但仍需背靠皇权才能立足。
宰相制度建立以来，确实有相权架空皇权的现象出现，但明朝内阁并非丞相。
阁臣包括首辅在内，只备皇帝顾问， 因而阁臣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他们的信任程度，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明朝内阁是加强皇权的工具，它的出现及发展仅仅是皇权的需要。即便是张居正执政内阁权力顶峰时期，皇室仍然掌握着主动权。
内阁在名义上始终只是皇帝的辅佐幕僚，并非正式的行政机构。
黄宗羲认为，明代“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其权“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这是不确切的。
太监操持在手的权力，其实是皇帝兼并的相权，只有认识到这一本质，才能理解明朝诸臣依附太监、假其颜色，甚至遭其迫害的原因。
而明代废相后，辅政的阁臣名不正，又夹杂太监侵夺朝权，这也就导致上层机构权责不清，推诿扯皮，党争不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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