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巴黎市中心一区与二区交界处的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如今广为各国游客所熟知。在这片2.6公顷见方的矩形广场四周，自北向南沿顺时针方向分布着路易威登(Louis Vitton)、宝诗龙(Boucheron)、梵克雅宝(Van Cleef & Arpels)、香奈儿(Chanel)、伯爵(Piaget)、尚美(Chaumet)、宇舶(Hublot)、御木本(Mikimoto)、迪奥(Dior)、宝格丽(Bvlgari)、蒲昔拉蒂(Buccellati)以及劳力士(Rolex)这样的国际一线珠宝品牌，唯二的两处例外分别是杜兰朵(Torrente)高定时装店以及名流荟萃的里兹酒店(Hôtel Ritz)——这里，可谓是全巴黎最耀眼的一处奢华胜地。漫步在旺多姆广场，环视着从巴黎、日内瓦、米兰、罗马和东京汇聚而来的珠光宝气络绎绵延，终成一个闭合的圆圈——如此一顶璀璨绚丽的空王冠，得要怎样一个功勋卓著的领袖才能配得上顶起？
旺多姆广场：巴黎市中心最热门的奢侈珠宝购物中心
夕阳中的旺多姆广场梵克雅宝珠宝店
位于旺多姆广场的宝诗龙珠宝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位于广场中央，有一根高达44.3米的罗马式青铜柱，在这根被称为“旺多姆纪功柱(Colonne Vendôme)”的顶端，立着一位面朝塞纳河屏气凝神的小个子男人，他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拿破仑——“旺多姆王冠”真正的主人。从这片广场出发，有一条笔直的马路向北通往金碧辉煌的伽尼耶歌剧院，今天这条名为和平街(Rue de la Paix)的马路，最初的名字其实是“拿破仑街(Rue Napoléon)”，它建成于1806年，正是旺多姆纪功柱与巴黎凯旋门的动工时间——就在一年前，皇帝拿破仑指挥的法军在奥斯特里茨著名的“三皇会战”中击溃了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俄罗斯帝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所统率的反法同盟军，不仅使法国登上了胜利之巅，巴黎更是成了整个欧洲的首都。在奥斯特里茨爆发的这次“三皇会战”，可以说是自中世纪以来在欧罗巴重现罗马帝国之梦想的一次终极碰撞，三个参加战役的帝国均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继承罗马的荣耀：
融化了在奥斯特里茨战场
缴获的青铜大炮打造的旺多姆纪功柱
伫立于柱顶的皇帝拿破仑一世
神圣罗马帝国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962年东法兰克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被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Imperator Romanus Sacer／Römisch-deutscher Kaiser)”——昔日的条顿蛮族被冠以了“凯撒”之名。这个以日耳曼人为主体的帝国名义上的领土覆盖了整个中欧和大半个西欧世界，然而罗马城作为教皇领地却始终未能臣服于帝国的统治，反倒是每当皇帝试图反抗教皇意志的时候却总是落得狼狈不堪的下场；更不用说帝国境内星罗棋布的大小公国与城邦林立，封建领主掌管着地方统治大权，皇帝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成了一个摆设——难怪启蒙时代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此揶揄道：“它既不神圣，也没有罗马，更谈不上帝国”。自13世纪以来，帝国皇位就被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所世袭，传到弗朗茨二世手中的时候已经是风雨飘摇。在奥斯特里茨战场的这次惨败更是导致首都维也纳的失守，传承近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这一年遭到拿破仑的强行解散。
神圣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托一世
在奥斯特里茨遭遇惨败的
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弗朗茨二世
俄罗斯帝国对罗马的继承则要晚得多。早在3世纪末罗马帝国就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作为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一直存续到了15世纪——在公元1453年，拜占庭都城君士坦丁堡终于被来自中东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攻破，罗马帝国在这个世界最后的香火熄灭殆尽。亡国悲剧发生16年以后，遥在东欧一隅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与一个名为索菲亚·帕莱奥洛吉娜(Sophia Palaiologina)的希腊女子成婚——据称这个身世非凡的女性便是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亲侄女。她的叔父作为罗马最后的君主战死在君士坦丁堡城头的悲壮事迹更是给了这位神秘的希腊女子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由于东正教在公元9-10世纪时便由拜占庭传教士圣西里尔与美多德带进了斯拉夫世界，因此俄罗斯与拜占庭在信仰上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一场隆重的婚礼，庆贺斯莫斯科大公与拜占庭末代公主的联姻，伊凡三世就这样继承了罗马帝国的社稷，自然也就给自己增加了一个罗马味儿十足的“凯撒”头衔，更将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纹章贴到了俄罗斯的国徽上——或许是由于莫斯科距离罗马实在有些太远，拉丁语“凯撒(Caesar)”的读音到了斯拉夫人嘴里就渐渐变成了“沙(Царь／Tsar)”。不过这种洋泾浜拉丁语的荒腔走板却丝毫没有动摇沙皇重建罗马的梦想，随着伊凡三世与索菲亚公主所生的子嗣继位成为沙皇，在瓦西里三世的身上就已经流淌着一半拜占庭皇室的血液（尽管由于索菲亚公主的身份存在争议而导致这一结论相当可疑），因此他向世人宣称：莫斯科是继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这是基于血统与信仰的传承。
君王死社稷的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
君士坦丁十一世
伊凡三世，第一位俄国沙皇
伊凡三世的纹章，出现了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
与这两个帝国迥然相异的是，除了曾以“高卢行省”并入罗马帝国版图长达近500年的这段历史之外，法兰西便再也没有被任何五花八门的“后罗马帝国”所染指，而它的统治者对于“重现罗马”的梦想在查理曼(Charlemagne)所开创的加洛林王朝以后，更是整整一千年无人问津。随着法兰克帝国的分裂，西法兰克这片土地上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是“国王”，这个词的拉丁语形式是Rex，法语中的“国王(Roi)”便是由它演化而来。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前，法国从来就没有出过一个“皇帝(Empereur)”，由于天主教占据了绝对信仰优势，更不可能采用“凯撒”或是“奥古斯都”这样异教遗风十足的名号了。
法兰克帝国加洛林王朝
查理曼／查理大帝
法国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四，
童年即位的他宣称：“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
拿破仑·波拿巴，最初的本名其实是“拿波里昂内·迪·波拿巴尔蒂(Napoleone di Buonaparte)”，一个十足的意大利名字，这一点毫不奇怪——拿破仑的诞生地，科西嘉岛，无论是距离亚平宁半岛还是撒丁岛都比距离法国本土要近得多。自从11世纪成为比萨共和国的附庸，科西嘉岛民长期以来说的是一种接近托斯卡纳方言的意大利语变体，得益于但丁的影响，托斯卡纳方言后来演化成了标准现代意大利语。从1284年起，科西嘉岛便被并入了热那亚共和国的版图，意大利人的统治一直到了1755年才遭到推翻——独立党人依据启蒙运动的近代政治原则颁布了宪法，并建立了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科西嘉共和国。然而好景不长，这个独立的岛国仅仅维持了14年便于1769年遭到法国入侵并覆灭。这一年，恰是拿破仑出生的时间，科西嘉人开始改说法语。20年后，巴黎爆发了革命，“拿波里昂内”此时已经变成了法国军队的炮兵中尉，一个雅各宾派革命党。这一年，他在故乡见到了结束流亡生涯的科西嘉独立领袖帕斯夸莱·保利(Pasquale Paoli)，在军校就读期间就曾与这位自己父亲从前的同志保持了常年通信——保利很早便了解到这个青年深受卢梭的政治浪漫主义影响却又对卢梭的“不平等起源”相当不以为然，这一次的会面更是让他刮目相看——军校教育提供了完备的数学知识与缜密的理性逻辑，对历史学科的热情与政治浪漫主义交织到一起，天崩地裂的革命形势打破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让青年军官看到了作为精英改变人类历史的无限可能。一番促膝长谈过后，年迈的政客保利不禁对朝气蓬勃的后辈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拿波里昂内，您的身上毫无现代气息，您是来自普鲁塔克(Plutarchus)的时代！”
《未完成的拿破仑肖像》，大卫
帕斯夸莱·保利，拿破仑青年时代的师友
科西嘉独立的精神领袖
保利的这句断言可谓入木三分，父辈们争取科西嘉独立的梦想在这个年轻人眼中已经是微不足道，革命裹挟着硝烟弥散到了整片大陆，那里才是他真正的舞台——24岁崭露头角，炮轰土伦挽救共和；27岁出任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他删掉了原名中的字母e与姓氏中的字母u，改成了法国名字“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率领衣衫褴褛的革命军在皮埃蒙蒂(Piemonte)逼退反法联盟；29岁远征北非，血战马木留克骑兵，攻占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剑锋直指叙利亚——从上尉到将军，从军人到“第一执政(Le Premier Consul)”——在18世纪最后一年的深秋，拿破仑回到巴黎发动了“雾月政变”，将全法国的军政大权收入囊中，彻底终结了自1789年大革命爆发以来持续不断的十年动乱。1800年6月，这位第一执政再度出师亚平宁半岛——这一次，他循着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脚印，从圣伯纳德山口翻越阿尔卑斯山，随后在马伦戈会战一举击溃反法联军，迫使神圣罗马帝国退出伦巴第。作为一个科西嘉人，拿破仑身穿法国军服说着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当他进入伦巴第首府米兰城的时候，受到了意大利平民的热烈欢迎——没有人把他当成是法国侵略者，恰恰相反，他们将他看作是一个带来革命的“意大利老乡”，赶走了盘踞在这里的贵族与国王。在米兰，拿破仑向全军发表《告士兵书》：“我们是各国人民的朋友，但首先我们是这些布鲁图和西庇阿后裔的朋友……为了重建古罗马的朱庇特神殿，在那里重新竖立起古代英雄的雕像，去唤醒罗马人！他们几个世纪以来被奴役所麻痹——这才是你们胜利的果实，必将使后人惊叹不已！”自从旺达尔人与哥特人覆灭罗马帝国以来，14个世纪过去了，这是第一个来自西方的拉丁人将古代的日耳曼占领者从意大利赶出了阿尔卑斯山，这样的成就怎能不让意大利人感到热血沸腾？胶稠而厚重的历史气息激发着每一个人的想象力，拿破仑那带有科西嘉口音的意大利语更是让修辞的效果如同醍醐灌顶，然而“布鲁图和西庇阿的后裔”们恰恰在解放的狂欢中忽略了他们所迎接的这位小个子将军的身后已经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尤里乌斯·凯撒的影子——另一个罗马人。
《拿破仑·波拿巴战斗在阿尔科勒桥头》，让-格罗
《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德山口》，大卫
米兰王宫壁画，安德里亚·阿皮亚尼
赞颂拿破仑解放意大利
在某种程度上来看，拿破仑对凯撒可谓亦步亦趋：凯撒征服了高卢，拿破仑在法国一言九鼎；凯撒远征过埃及，拿破仑曾在金字塔下鏖战；凯撒跨过卢比贡河进军罗马以将军之职对元老院逼宫成为终身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us)，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取代督政府以军队统帅登上法国第一执政。剩下要做的，便是迈出凯撒所未能实现的下一步——拿破仑的优势在于：凯撒直到55岁才登上罗马的权力之巅，而他在35岁这一年在法国已经无人匹敌了。根据传统，通往帝王之路有两条：一种是遵循加洛林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方式，像查理曼和奥托一世那样，前往罗马城的圣彼得大教堂由教皇加冕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罗马皇帝”；另一种是遵循法兰西王国的方式，如历来法国国王即位时所做的那样，前往巴黎以东130公里香槟省的兰斯城，在主教座堂兰斯圣母院(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Reims)由主教执行加冕礼。然而拿破仑这位当代凯撒对这两种方案均嗤之以鼻，关于自己梦寐以求的名分，他这样描述道：“国王(Roi)的名称早已过时，这个掺着腐朽思想的名号，只能让我成为死去亡灵的继承人……皇帝(Empereur)的称号比国王伟大得多，它的意涵说不清道不明，却正因此引人入胜！”法语中的“皇帝(Empereur)”，源自拉丁语词汇imperator，原意指的是“将军”，在奥古斯都建立罗马帝国之后渐渐衍生出了作为政治极权者的“皇帝”的意涵——拿破仑所言“说不清道不明”，其实便是指军事领袖与政治领袖二者之间模棱两可的那层身份关系，而他本人恰好身兼二职。当世俗权力云集在一人之手，哪怕教皇也不得不屈从于这种淫威，迫于拿破仑的压力，庇护七世从罗马赶到了巴黎。1804年12月2日，史无前例地，教皇亲自来到巴黎圣母院为这个科西嘉男人加冕成为法兰西帝国皇帝——在加冕礼开始的时刻，发生了让在场所有人吃惊的一幕：拿破仑拒绝像任何一位接受加冕的基督徒君主那样对教皇屈膝下跪，在一身华丽的皮毛缀边长袍的掩盖下，尽管个头矮小，但他还是摆出了一副顶天立地的军人姿态，似乎对别人下跪从来就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正当教皇一脸错愕犹豫着要怎样给他佩戴皇冠时，拿破仑从他手里取过了金冠直接放到了自己的头顶。然而这根本就不是19个世纪以来任何一位基督徒君王的冠冕，而是一顶用黄金打造的开口圈状桂叶冠：异教罗马皇帝的桂冠！随后，拿破仑又从教皇手中夺过了另一顶金冠，妻子约瑟芬正垂首跪在他面前，皇帝本人又给皇后执行了加冕，无奈的庇护七世只得悻悻地蜷坐在宝座上有气无力地在空中划了一个十字。这戏剧性的一幕被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奉命记录在了画作之中——据称，当这幅《拿破仑的加冕》完工后呈现在皇帝面前，拿破仑被栩栩如生的画面深深打动，他凝视良久，感慨道：“这已经不再是一幅画作了，先生们，让我们进去散步吧。”
《阿布基尔战役》，让-莱昂·热罗姆
描绘了拿破仑远征埃及
《拿破仑的加冕》，大卫
《拿破仑皇帝像》，大卫
在加冕成为法兰西帝国的皇帝之后，拿破仑便开始着手按照他所设想的蓝图打造一个全新的纪元：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会战彻底埋葬了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塌缩成为奥地利王国，俄国退回到了东欧，德意志地区出现了一个附庸于法国的莱茵邦联，而意大利则被划为诸邦国分赏给皇帝的亲戚与将领；1806年的耶拿会战只用了6天时间便瓦解了普鲁士引以为傲的陆军，迫使它退出反法同盟转投拿破仑阵营，就在战役进行的这个星期，在耶拿大学任教的哲学家黑格尔完成了巨著《精神现象学》——对于拿破仑的全面胜利，他将其表述为“历史的完结”；1807年的弗里德兰会战横扫俄军，迫使沙皇签订《提尔西特条约》，普鲁士与俄国的边界被重新划定从而确立了华沙大公国（波兰）的地位，俄国退至涅曼河东岸并加入了拿破仑所创立的“大陆体系”；1808年，西班牙的波旁王室放弃王位，拿破仑的兄长约瑟夫·波拿巴即位西班牙国王——从巴黎圣母院加冕到横扫欧洲大陆，拿破仑只用了四年时间，法国军队打到哪里，由他颁布的“拿破仑法典”便推行到哪里，正如当年罗马帝国推行《民法》以确立统治那样，《法国民法典》成了这个帝国的重要基石。从1804年起，他麾下所向披靡的法军从最初衣衫褴褛的革命士兵变成了趾高气昂的帝国军人——拿破仑在圣母院加冕的翌日便来到塞纳河边的战神广场(Champ-de-Mars)检阅巴黎驻军，这一天，身披紫色皇袍的皇帝向他的士兵授予全新的帝国军旗：这是一套按照罗马军团旗帜的样式重新设计的军旗，最显著的特征首先是废除了王政时代作为法国象征的白底金百合花纹饰以及共和时代的红白蓝纯三色的间条样式，改成了以三色菱形或间条状作为底色的旗帜，旗面缀帝国飞鹰纹章以及象征勤劳的金蜜蜂图案，偌大的字母N代表皇帝的名字，而麦草束与丰饶角则寓意对罗马帝国的传承；其次，在旗杆的顶部更是增加了一只振翅待飞的金色雄鹰，这是对罗马军团旗帜的直接沿用。这一刻，拿破仑沉浸在帝国军队山呼海啸一般的效忠庆典里，庄严而宏大，宛若一副《贺拉斯兄弟之誓》的当代翻版——他再也不用掩饰青年时代天马行空的梦想了——这个科西嘉人不仅继承了罗马，更是复活了整个帝国。
《拿破仑在埃劳战场》，让-格罗
埃劳会战，法军与俄军在苦战一场，伤亡惨重
《皇帝万岁》，埃杜瓦尔德·德岱伊
弗里德兰会战，法军轻骑兵向俄军发起无畏冲锋
《拿破仑向军队颁授鹰旗》，大卫
皇帝在战神广场向帝国军人颁授鹰旗
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曾将巴黎誉为“19世纪的首都”：从1804年起，作为法兰西帝国的中心，巴黎的确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欧洲之都。如今位于巴黎北郊的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当年是整个巴黎城地理位置的制高点，它曾一度更名为“拿破仑高地(Montnapoléon)”——在这片高地的峰顶，也就是后来建起圣心大教堂的位置，在当时竖立着一座带有“摆臂式信号机(Sémaphore)”的高塔，这个法国发明在电报出现以前是最先进的远程通信方式，被称作“前工业时代的互联网”。通过这套装置，帝国政府从巴黎向全欧各地发送命令，而前线的战报也从这里在第一时间被传到巴黎。拿破仑登基以后，并未像波旁家族的国王那样选择凡尔赛作为自己的宫殿，而是将毗邻卢浮宫西侧的杜伊勒里宫用作办公场所。皇帝的宝座则是设在了巴黎城南55公里外的枫丹白露，这座由瓦卢瓦王朝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所打造的精美宫殿最终见证了帝国灰飞烟灭的历史性一刻——1814年拿破仑曾在这里签署《退位诏书》，并在阳台与老近卫军洒泪分别。尽管已经登上皇位，但拿破仑每逢征战都还是会带着他那著名的行军床，亲临前线与士兵同吃同住，事实上由于短短十年帝国史当中有一大半都是炮火连天，拿破仑待在巴黎的时间屈指可数。不过他深知自己除了需要承担将军的军事职能以外，更要维系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正如当年的罗马城之于罗马帝国一样，巴黎，是拿破仑向世界展示法兰西帝国的最直观舞台。
摆臂式信号机的复原图
《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办公室》，大卫
枫丹白露宫，拿破仑的皇座
《老近卫军掷弹兵》，埃杜瓦尔德·德岱伊
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告别老近卫军
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艺术作为公共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国成为了一种共识；根据文艺复兴以降所形成的推崇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古典主义向来都是巴黎学院派美学的主流；而拿破仑参照古罗马打造的法兰西帝国可以说与这种古典式的美学主张不谋而合。因此，在第一帝国时代，巴黎人雅克-路易·大卫(Jacque Louis David)与安托万·让-格罗(Antoine-Jean Gros)这对师徒当仁不让地成了最受皇帝喜爱的艺术家。大卫是法国新古典主义流派的奠基人，早年曾赴罗马学画并周游意大利，对古罗马艺术与文艺复兴绘画谙熟于心，大革命爆发后一度以雅各宾派成员当选国民公会议员并积极参与一系列政治事件，用画笔记录下了许多历史片段。随着拿破仑的崛起，他的政治观点迅速向这位当代英雄靠拢——拿破仑的形象对于同样倾心古罗马文化的大卫而言简直再熟悉不过了，在某种程度上，拿破仑成了大卫实现政治与美学双重梦想的不二化身，他毫不犹豫地从雅各宾派跳上了波拿巴派的船，并担任了拿破仑的宫廷画师。作为大卫的学徒，让-格罗同样深受古典主义熏陶，在他游历热那亚的那段日子里，有幸结识了后来成为法国皇后的约瑟芬并被引荐给了拿破仑。自此一路追随拿破仑大军南征北战并创作了一系列表现战场的画作——让-格罗对拿破仑的忠诚与狂热丝毫没有随着皇帝退位而有所消减，1821年拿破仑于圣赫勒拿岛的流放生涯中逝世，14年后，由于厌倦了艺术与政治梦想的破灭，这位拿破仑时代首席画家在故乡巴黎的塞纳河畔投河自尽。大卫的另一位新古典主义传人，同样出生在巴黎的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则因为出道较晚几乎与拿破仑帝国失之交臂，不过他也有一幅《皇座上的拿破仑一世》得以传世，将这位现代罗马帝王的略显浮夸的庄严风范以古典风格的手法挥洒得淋漓尽致。如今这些法国新古典主义的画作大多陈列在巴黎的各大博物馆中，成为人们了解拿破仑时代最鲜活的一手资料。
《自画像》，大卫
《马拉之死》，大卫
雅克-路易·大卫也曾是雅各宾派政治家
《拿破仑在雅法城》，让-格罗
《皇座上的拿破仑一世》，安格尔
除了支持品味相投的艺术家，对于自己所钟爱的古典艺术和古代文物，拿破仑更是不遗余力地将它们搜罗集中到巴黎来。卢浮宫自从大革命爆发便被逐渐改造成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而到了帝制时代，它也一度更名为“拿破仑博物馆”——从意大利到埃及，从波希米亚到奥地利，凡是拿破仑大军所到之处，无论是贵族的私藏还是教堂的装饰，不管是古罗马的雕塑还是古埃及的陪葬品，拿破仑都不远万里将它们送进卢浮宫的展厅。尽管在帝国覆灭之后有大量文物遭到追索，但仍旧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藏品被永久保留在了卢浮宫——特别是如今这座博物馆在考古学界引以为傲的古埃及馆，几乎是经拿破仑一手扩充起来的。有意思的是，拿破仑从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掠来用以装饰巴黎卡鲁索凯旋门的“奔马四青铜像”，实际上是威尼斯人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从君士坦丁堡的跑马竞技场攫取而来，它真正的主人是应该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然而由于拜占庭早已覆灭，威尼斯人便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当成了铜像原有的主人，因此在拿破仑帝国垮台以后，他们又从巴黎把这尊铜像讨了回来，重新安放在圣马可大教堂里。
拿破仑从埃及带回卢浮宫的狮身人面像
拿破仑从圣马可大教堂掠夺的奔马四青铜像
后来被威尼斯人追索成功
如今，在巴黎卢浮宫陈列着莱昂纳多·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的这间“意大利画派”的展厅里，正对着《蒙娜丽莎》的，有一幅长994厘米宽677厘米的巨型油画，它是由16世纪文艺复兴盛期的绘画大师保罗·韦罗内塞(Paolo Veronese)所创作的《迦南的婚礼(Nozze di Cana)》，这幅画作是如此巨大几乎占满了整面墙。然而由于在它正对面陈列的那幅小小的肖像画实在名气太大，以至于几乎每天来到这间展馆的观众都会不约而同把视线齐刷刷地投向达·芬奇的作品，并且因为人数实在太多，往往里三层外三层地一直排到紧贴《迦南的婚礼》跟前——于是这便形成了卢浮宫天天上演的一个奇葩场景：人们宁愿把屁股朝着这幅像墙一样大小的画作也不愿回头瞧一瞧，却眼巴巴地隔着数十排人头端详玻璃罩中那模糊不清的女人肖像。事实上，这幅《迦南的婚礼》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样式主义的杰作，韦罗内塞可谓集达·芬奇、拉斐尔与米开朗基罗之大成，其艺术价值丝毫不在对面那幅肖像画之下，特别是以这样一个巨幅的体量、如此众多的人物、富有层次感的构图以及颇经推敲的细节处理来看，被放进这间展厅绝非滥竽充数的等闲之辈。作为表现基督教典故的神学主题，它最初是由威尼斯郊外的圣乔吉奥·马乔雷修道院(Monastero di San Giorgio Maggiore)所收藏，陈列于用餐大厅。1797年拿破仑大军席卷了威内托大区，这幅画作被当成战利品送到了巴黎。随着停战协定《托伦蒂诺协议》的签订，教皇庇护七世亲自下令要求归还这幅作品，不过法国人以“巨幅油画太过脆弱，经不起从巴黎运回威尼斯路程来回颠簸”为理由拒绝了，转而作为替代的是17世纪法国画家夏尔·勒·布伦的一幅作品被“归还”给了修道院，威尼斯人可谓欲哭无泪，但是面对如日中天的拿破仑帝国也只能束手无策——而如今《迦南的婚礼》竟落得如此的遭遇，恐怕后人多少是有一些辜负拿破仑的用心了，又怎能苛责威尼斯人至今耿耿于怀呢？
《迦南的婚礼》，保罗·韦罗内塞
卢浮宫的意大利画派展厅
《迦南的婚礼》没人看，只因此画太有名
如果说拿破仑为巴黎搜罗来的艺术品让这座城市作为“文化之都”得到了一次升华，那么他所兴建的一系列公共建筑可以说是给今日巴黎留下了一笔无法替代的历史遗产。事实上，依据拿破仑的规划，巴黎将变成一座古典式的永恒之城，堪与罗马的荣耀媲美，不过由于帝国的历史仅存在了短短10年，这个计划已经被后人改得面目全非了——不难想象，倘若拿破仑的统治得以延续下来，巴黎便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而“破坏历史风貌的罪魁祸首”这顶帽子更不会扣在了他的侄子与奥斯曼男爵的头顶。随着奥斯特里茨会战的大获全胜，帝国的威望在1805年达到了一个巅峰，为了纪念自己麾下这支攻无不克的大军(la Grande Armée)，拿破仑在1806年下令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西端尽头的星形广场中央，以古罗马的提图斯凯旋门作为参照，由建筑师让·夏格翰(Jean Chalgrin)兴建一座高达50米的巨型凯旋门(Arc de Triomphe)。尽管这项工程直到拿破仑死后一年方才完工，并且一度受到复辟的波旁王朝阻挠，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它成为最能代表拿破仑帝国威望的历史丰碑——巴黎凯旋门朝向东方的正面门墩上，分别陈设着四组以“出征”、“胜利”、“和平”与“抵抗”为主题的巨大浮雕，高达37米的内拱门壁上分别刻着拿破仑大军96场胜绩以及386名将军的名字，并且附有从1792年到1815年在拿破仑统率下法国军队的征战史。整座建筑透露出具有典型拿破仑时代美学的古典主义气息。从凯旋门沿香榭丽舍大街向东，经过协和广场，在杜伊勒里宫与卢浮宫之间，拿破仑还下令建造了另一座被称为“卡鲁塞尔凯旋门(Arc de Triomphe du Carrousel)”的纪念建筑：由夏尔·佩尔西耶(Charles Percier)与皮埃尔-弗朗索瓦-莱昂纳德·方丹(Pierre-François-Léonard Fontaine)设计，仿照罗马的君士坦丁凯旋门建造，比起星形广场的巴黎凯旋门，这一座19米高的卡鲁塞尔凯旋门形制要小得多，因此在1808年便顺利完工，拿破仑曾经在这里举行过阅兵仪式。如今，这两座凯旋门和位于拉德芳斯的新凯旋门一起，成为了包括卢浮宫、杜伊勒里花园、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街以及大军大道在内的巴黎历史中轴线的一部分。
巴黎凯旋门
拿破仑的帝国形象工程标志
作为巴黎凯旋门原型的罗马提图斯凯旋门
巴黎卡鲁塞尔凯旋门
作为卡鲁塞尔凯旋门原型的罗马君士坦丁凯旋门
除了两座凯旋门，拿破仑还将眼光盯上了位于协和广场以北、旺多姆广场以西的一座当时尚未完工的教堂。这里最初在中世纪早期曾有过一座犹太会堂，后来被天主教会没收，改成了一座天主堂以纪念抹大拉的马利亚。到了18世纪，波旁王室一度在原址试图兴建一座巴洛克式的教堂，然而工程计划一拖再拖，等到拿破仑上台，设计方案已经变成了仿造罗马万神殿的样式，并且仅仅完成了地基与柱廊的建设。关于其内部空间功能的讨论更是五花八门：图书馆、餐厅、国民公会，甚至一度有人建议把它用作菜市场，这里成了巴黎市中心一处碍眼的烂尾楼工程。拿破仑本人倒是对万神殿方案没有太大异议，只是他已经计划在巴黎兴建两座罗马式的凯旋门，倘若再添一座“万神殿”的话，巴黎恐怕就要变成罗马的翻版了。于是他决定削掉“万神殿”的圆形拱顶，按照古希腊雅典城帕台农神庙的样式，在这里打造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军荣耀殿堂(Temple de la Gloire de la Grande Armée)”。但是，等到这座占地面积达0.46公顷的巨大建筑完工，已经是1828年，拿破仑的帝国早已被复辟王朝所取代，显然不可能照着前朝皇帝的旨意拿来纪念什么“大军”了。它最终被定义成为一座天主教堂并接受了教会的祝圣——也就是今天人们在巴黎市中心所看到的“玛德莲娜大教堂(L’église Sainte-Marie-Madeleine)”。尽管这座巨型建筑由于与周边房屋的大小不成比例而显得格格不入，并且经过这里的车辆不得不在狭窄的街道蜿蜒绕行而成了巴黎市内交通的一处噩梦，然而它向古典时代致敬的奇崛风格倒也丰富了巴黎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正如拿破仑本人在法国文化史中所呈现的面貌：高他一头的人比比皆是，但他的地位与成就却让身前身后的角色都相形见绌，拿破仑这位现代凯撒，无论怎样尝试都难以绕得过。诚然，将他跟任何其他人并置，都会显得那么“不成比例”。
位于巴黎闹市区中心的玛德莲娜大教堂
玛德莲娜大教堂巨大的形制显得与周边建筑不成比例
尽管关于他的争议从未中断
然而拿破仑对巴黎的文化历史影像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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