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国内的反日情绪达到了顶峰。无论是报纸的头条还是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充斥着仇日标语。在这种环境下，居住在美国的日裔移民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众人的攻击对象。与此同时，随着时任总统罗斯福签署著名的第9066号政令，所有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被迫背井离乡，迁移至美国政府修建的拘留营内接受拘禁。尽管遭到如此恶劣的待遇，不少日裔美国青年依然忠心不改，义无反顾地加入美国军队与轴心国作战。在这过程中，部分表现出色的日裔士兵被美国战略情报局选中，经过特殊培训后送往缅甸战场，充当战地情报员。其中一位日裔情报员，便是来自夏威夷的迪克·滨田。

迪克·滨田，本文的主角，照片摄于迪克进入第442步兵团受训期间

迪克·滨田生于1922年，他是夏威夷当地一户日本移民家庭的三子。迪克的父母均来自日本的广岛，父亲是一位糖厂工人，而母亲则留在家中为来自种植园的菲律宾工人清洗衣服。“她留在家里为菲律宾工人洗衣服，这些衣服总是又黑又脏。”迪克回忆说：“我的工作就是为洗衣服的大锅烧火。水烧开后，她会把脏衣服放在里面，泡一段时间后再拿出来洗。”

滨田家族居住在一个由各种亚洲移民组成的社区里，这里的移民大多来自菲律宾和日本。每天早上，迪克都会与兄妹们步行5-6英里，到一所为日裔开设的日本语学校读书。对于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第二代日裔来说，日本语简直就是一门外语课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已经学会了日语——但并不那么好。不管怎么说，这为我日后进到战略情报局埋下了伏笔。”实际上，迪克的日文确实不怎么样。这一点可以从学校演讲比赛中发生的一件糗事看出来。“在演讲比赛中，我忘记了日语中是如何形容‘割草’的，于是就直接说‘kachi glass’。（即一半是英语，一半是日文）刚说出口，整个课室的同学都哄堂大笑起来。”迪克尴尬地回忆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在用这个笑话来取笑我，真的是太尴尬了。”

在夏威夷美籍日裔学校就读的孩子，摄于1930年

自日本语学校毕业后，迪克又前往到檀香山市区就读高中，并且于1939年顺利毕业。之后，迪克与哥哥一起进到一家日裔移民建立的工程承包公司工作，为珍珠港的美军基地修筑兵营。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迪克正在家中休息，他回忆说：

“

当我从床上惊醒时，我惊讶地发现珍珠港和希卡姆机场一带冒出了浓烟。我拿出了家中的望远镜，向着珍珠港所在的方向望去。我看见了机身上绘由旭日徽章的战机，机身，机翼上都涂有日之丸图案。那些飞行员都没有把飞机的驾驶舱舱盖锁紧，他们打开了驾驶舱盖，然后又将舱盖滑了回去。我发誓看到这些家伙正在微笑，因为他们袭击了珍珠港，并且还在美国大兵们正在睡懒觉的时候。是的，这些家伙在偷笑。第二天，我和哥哥都没去工地上班，因为四周围都乱成了一团。

”

珍珠港事件当天，沦为人间地狱的珍珠港港区

12月9日，星期二的早上，已经旷工了一天的滨田兄弟决定前往位于珍珠港的工地大门，去那里看看情况。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把守美军基地的宪兵。

“

当我们像往常那样朝着珍珠港基地的大门走去时，我和哥哥发现一些日裔工人已经被陆战队宪兵驱赶到一个地方集中起来，每一个人胸前上的工作证（在珍珠港工作的工人都有工作证，别在胸前）都被撕下来了。我当下就明白了，尽管我是一个美国人，但也是一名日裔，在军方的眼中，我们就是敌人。因此，任何试图进入珍珠港基地的日裔都将会被视为敌人，并且在武装警卫的看管下被迫离开。一些人受到了警卫们的粗暴对待，但我想这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不能责怪他们的行为，但这种情况并不好。

”

在这之后，迪克被迫离开位于珍珠港的建筑工地，前往檀香山市内，特里普勒陆军医院的建筑工地继续工作。当陆军要组建由日裔组成的步兵团的消息传来时，迪克当即提交了自己的入伍申请：

“

我问过母亲，能否让我以志愿者的形式入伍参加战争。她说：‘如果你想去的话，就去吧！’就这样，我得到了母亲的许可，入伍参军。因为有很多日裔志愿者都加入了第442步兵团，我想我也应该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扛起枪到战场上打击侵略者。由于曾经参加过后备军官训练，我想自己能坚持这种军事化的生活。母亲并不喜欢这种概念。但情况是，日本发动了一场偷袭，而我也愿意作为志愿者为我自己的国家战斗。

”

加入美国陆军的迪克·滨田，他成为了第442步兵团的一名步兵

光荣入伍后，迪克与其他日裔志愿者来到了位于密西西比州的谢尔比训练营。这是一处老旧、简陋的军营，到处都充斥着蛇虫鼠蚁。在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下，第442步兵团的新兵们开始了他们的军事训练：

“

谢比尔军营就是一个地狱，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不是我故意批评，但是我觉得我们被送到了一个最差的军营里。无论如何，这就是你的家，你必须适应起来。

我被分配到第3营的指挥连。加入第442团后，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隶属了哪个编制，以后就会负责什么样的工作。我们进行了很多基本训练。我的高个子连长身高1米98，他带着我们进行行军训练。这里我说的是那种急行军训练，要走整整25英里！作为连里的一名班长，我要紧紧地跟在他的旁边。当时我身高只有1米70，连长走一大步我得走两大步才能跟上他。他不断地对我说：‘来吧迪克，跟上我！’不断地要求我们跟上他的步伐。我一直在挣扎着，但我想如果自己有决心能坚持下去，你就能做到。就如日语里面所说的：‘干巴爹！’（加油！）

”

今日的谢比尔军营，这里曾是第442步兵团的训练地点，现在成为了美国陆军的联合作战训练中心

就在第442步兵团完成军事训练、准备开赴欧洲战场之时，来自美国战略情报局（简称OSS，今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的丹尼尔·布坎南博士来到了营地里。他打算从第442步兵团的日裔士兵中挑选出数名志愿者进入OSS，参与亚洲战场上的秘密作战行动。其中一名相应号召的，正是迪克·滨田。刚刚完成训练的迪克已经厌倦了步兵这份工作，年轻的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份更加刺激，也更加危险的职位：

“

博士对我们说：‘在你下定决心要来当志愿者之前，我先警告你们，这项任务将会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将会比你上场作战更加危险。’当时，我并没有，或者说在场的日裔士兵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们所理解的‘危险’，顶多只是为国捐躯，对吧？但博士随后便补充道，如果有人被选中，这将意味着他有可能永远无法活着回家。

他并没有说你将会接受日语训练，然后被派到敌占区内进行地下工作。你知道，如果你不在日本本土，而是在美国接受训练，学习日语。当你到日本当地说日语的时候，人家会立刻发现你不是纯正的本地人，而是外地人。所以当时的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们被派往日本本土，我们会活不了多久，因为你一张嘴说话，人家就会发现你是外国人。

”

参与OSS秘密培训的美籍日裔士兵，前排右起第二位就是迪克·滨田

经过重重筛选后，总共有14名来自第442团的日裔官兵加入了OSS组织的秘密训练营，受训成为敌后情报员。迪克回忆说：

“

我们进行了肉搏战训练，并且练习了除了大炮以外，所有已知的陆军武器。为了能够在敌后破袭桥梁，我们还学习了炸药的使用方法。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半夜被人唤醒，然后拉上小船。他们会将我们送往附近海岸，一处被军队严密看守的兵营，叫我们去‘炸掉’兵营里面某座建筑。当我们靠近被哨兵看守的海滩时，我们会跳船离开，然后通过游泳潜入海滩。这简直是太棒了，我能够看到岸上来回巡逻的看守们，但他们却看不到正在水里潜入的我。接下来，我们浮出水面，静悄悄地渗透进兵营里，最终抵达要‘爆破’的目标。一旦你到达那里，你就胜利了，因为如果这是实战的话，你就已经炸掉了敌军的目标建筑。

”

除了格斗、武器操作以及潜入训练外，OSS的教官们还为迪克进行了野外求生、无线电通信以及密码通信等训练。按照原计划，在完成培训以后，迪克和战友们将会被派往日本本土执行情报搜集任务。然而，由于风险代价实在太高，这项任务最终被取消了：

“

在我们受训的时候，他总是会关注日本的海岸线。我们似乎成为了盟军在日本地区发动入侵时进行内应的卧底。但在后来，麦克阿瑟将军认为这项任务的风险实在太大了。这不仅是对于我们一线情报员来说，对于那些负责接送我们的潜水艇小伙子来说也是的。最后，他觉得风险还是太大，于是便决定取消这项任务。

”

1945年，缅甸境内，正在制作反战宣传资料的第101支队日裔情报员

前往日本本土的任务取消后，迪克与其他同伴被上级派往缅甸，加入当地的OSS第101支队，准备前往敌后进行游击战。

“

我奉命为自己保留最后一颗子弹，以防我被敌人活抓。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我会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一旦被活抓，敌人就会对你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直到你吐出肚里的一切之前，他们都不会让你轻易死去。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上级告知，一定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日本人正在用高额悬赏鼓励当地人活抓我们，每活抓一名日裔情报员他们会给予等同于2万美金的奖励。

我们深知上级没有派遣大伙去日本是一个巨大的‘奖励’，因此，当我们前往缅甸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的同伴们也觉得，我们可以在打击敌人这方面上为美国人做更多的贡献。根据后来的数据显示，OSS的第101支队做出了许多卓越的贡献，大大缩短了战争的进程。

”

正在与当地克钦族居民交谈的OSS第101支队成员，他们的战斗行动得到了克钦族人的大力支持

抵达缅甸后，第101支队的日裔情报员们首先接受当地OSS分部的“本地化”培训，学习该战区内的密码通信方式，同时进行丛林游击战争培训。

“

我们经历了丛林训练，每一个人都非常投入。同时我们还学会了如何加密信息和解密信息。沟通的方式很简单，因为当地的通信部门印制了一本密码手册。无论在无线电上发送什么信息，我们都要依照这本密码本调整。只要敌人没有得到这个密码本，他们就不会知道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在缅甸丛林机场中起降的美军L-5型轻型飞机

我们执行的第一个作战任务是前往战场。我搭乘的飞机是一架L-1轻型飞机，这架小飞机只能搭载一名飞行员和一名乘客。目的地的着陆场是一片粗糙的泥地，并不大。我来这个小机场的任务是协助当地游击队，审问任何被俘的日军士兵，并且翻译他们擒获的日军文件。但幸运的是——或者说不幸——根本没有日本俘虏可供我审问。日军向他们的下级士兵拼命灌输诸如‘敌人会折磨他们’之类的理念，所以这些士兵通常都宁可自杀，也不会让我们俘获。我从来都没试过审问哪怕一名俘虏，因为他们都死了。

来自第101支队的一支小队在攻占日军补给点后拍摄的照片

当我抵达这个小机场时，恰好碰到一些等着坐飞机返回后方的士兵。我问他们：‘你在这次战斗中杀了多少敌人？’其中一人告诉我：‘二十个’。当他们回头望我的脸时，这些家伙知道我在怀疑他们说谎。于是，他们便从自己的行囊中拿出从敌人头颅上割下来的耳朵，向我展示。他们冷冷地说：‘你看，这是敌人的耳朵。’从那天起，我再也不敢怀疑过这些家伙说的话。不久之后，101支队的指挥官威廉·佩尔斯上校下了一道死命令，要求士兵们不能残害敌人的尸体，这种现象立刻销声匿迹了。老实说，我觉得这可是个好主意。

OSS成员们正在敌后的一片树林中休息，由迪克拍摄

这里大多数士兵都是缅甸本地人，我们称他们为克钦游击战士。他们大多都是年轻人，只有十来岁。其中一些孩子是因为父母被日本人杀死，所以才愿意（并且乐意）为我们而战。每个营就像我之前所在的步兵营一样，由大约两百五十到三百名本地士兵组成。我们会为他们提供新枪支以供训练之用。我很喜欢这些缅甸孩子，因为他们都是好人。尽管我看上去是个日本人，但是他们都乐意和我相处。作为回报，尽管我不吸烟，但是我也会给他带香烟和糖果，以及他们想要的任何礼物。我会跟他们分享任何东西，他们也觉得很开心。

这些孩子为我们做的事简直是难以让人想象。有一次，我们在一座没有水的山上，几个孩子问我们：‘你，想喝水吗？’我说是的。这时候，厨房里的水缸已经空空如也了。结果，他们走了几英里的路，到山谷之外的小河沟去取水，然后再把水拿给我喝！为此我真的会把能奖励给他们的东西都给他们——香烟、糖果等等。

当没有日军文件可供翻译的时候，我会像其他士兵一样，跟随这些游击队员外出巡逻。这是我向上级指挥官申请的，他们批准了。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在巡逻过程中遇到任何敌人。我们会花一整天的时间在丛林中漫步，直到夜幕降临才折返回营地。但即使是夜幕降临，你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你不知道死亡会在何时来袭。

”

手持刀具的克钦族女性，由迪克拍摄

在缅甸的丛林中，跟随缅甸游击队员们活动的迪克渐渐学会了如何进行丛林游击战。与此同时，他还学会了制作陷阱道具以及伏击阵地的方法：

“

我们经常在树丛中设伏。在伏击战中，我们最常用的武器是竹子。我们会把竹子的一端磨尖，然后用木炭烘烤它们。经过烘烤之后，这些竹子的尖头会出现结晶，使其变得坚硬无比。我们将这些竹子分别插在伏击阵地两旁的树丛中，并且施以伪装。当伏击战开始后，敌人的士兵们会本能地跳进两旁的树丛隐蔽。这样一来他们便中招了，就算没被当场戳死也会被戳伤，彻底失去战斗能力。我们经常干这种事。

我经常会和克钦游击队员们坐下来，磨竹子制作竹矛。这是普通美国士兵无法体验的经历，因为这并不是美军的制式武器，而是源自于当地的土武器。当初克钦人也会用这种武器制作陷阱打猎，任何掉进他们陷阱的猎物都会被竹子戳穿并最终沦为佳肴。

克钦族的游击队员们正在屠宰一头水牛，为迪克一行人准备晚餐

在那个时候，大多数日军都在逃离缅甸的路上，留下来的都被我们设置的陷阱和伏击阵地困住了。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样，这是一个让人感到非常难堪的情形，他们在想方设法地逃，我们紧追不舍地杀。这根本没法让人愉快起来。作为一个正常人，你总会想着让尽可能多的人活下来，但你却不可能在让你自己活着的同时让他们也活着。

”

丛林生活并不容易，迪克必须时刻与周围的环境作斗争。痢疾、疟疾、吸血水蛭都是困扰着迪克的问题，但其中最为危险的，则是活跃在缅甸丛林中的老虎：

“

有老虎在作战区域里面漫游，它们是这里最致命的杀手。我很感激我自己能幸存下来。我从未遇到过老虎，至少不是面对面的。但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听到营地里传出了一声枪响。我急冲冲地跑出去，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告诉我，一位哨兵听到树丛中突然开始沙沙作响，于是他便朝着树丛开了一枪。结果，这颗子弹正好打中了这只老虎的脑袋。他提起手电筒一看，树丛中掉出来了一只死老虎。后来，我在另一个营地看电影的时候，一个当地人被老虎抓走了，他被咬死了。第二天，另一只老虎又来袭击营地，我们开了一枪，但是没打死它，它逃走了。

”

被哨兵杀死的一头老虎，照片由迪克拍摄

为了维持丛林中部队的战斗力，美军派出了运输机部队，为在丛林中打游击的第101支队提供空投补给。然而，这些补给品却并不是顺手拈来的，每次拾取空投的过程都是一场精心的大冒险。迪克回忆说：

“

我们所有的给养、食品和武器弹药都来自空投。每当敌人看到一架运输机飞过时，他们就知道这是给我们送吃的来了。他们也会扑过来抢夺空投物资。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尽快取得补给，然后立刻转移到其他位置。每当我们取得空投后，我们都会立刻离开，这几乎成了我们的本能反应。即便你在空投点看不见敌人，你也要默认敌人正在赶来的路上，所以绝对不能有丝毫松懈的心态。我很感谢上帝能让我活着经历这一切，并且让我平安地回家。

”

1944年，一架皇家空军的C-47运输机正为在缅甸境内活动的盟军游击队空投补给物资

1945年6月初，完成缅甸境内作战任务的迪克，被上级派往中国的成都接受伞降训练。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训练后迪克将会跟随其他同伴跳伞进入法属印支那（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到那里继续游击战争。然而，当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战争结束了。

不过，迪克与同伴们的任务却还没有结束。为了确保盟军战俘人员的安全，中国战区的美陆航部队发动名为“喜鹊行动”的作战行动，派遣来自OSS的日裔人员跟随伞兵部队空投至被日军占领的北平城，确认当地盟军战俘的情况：

“

日裔情报员们被分别派往不同的战俘拯救行动。我的是‘喜鹊’行动，空投至北平。一共有八场这样的行动，他们都叫不同的名字：北平是喜鹊行动，潍县（今日山东潍坊）是鸭子行动，哈尔滨是火烈鸟行动，沈阳是红雀行动，上海是麻雀行动，河内是鹌鹑行动，海南岛是鸽子行动，而万象则叫乌鸦行动。

潍坊“鸭子行动”参与者制作的手绘，每个人都在代表自己的降落伞小人上签上了名字

参与喜鹊行动的空投小组共有7个人，除了我作为日语翻译之外，小组里的帕金斯中尉懂得一种中国方言，而梅尔文下士则是另外一种方言的熟手。我们小组于1945年8月17日搭乘运输机从西安出发。当我们降落后，一辆打着白旗的卡车载着约12名士兵来到了着陆场。他们手持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包围了我们，并且粗暴地与我打招呼。

我们之中谁也没有带步枪，只有用于防身的手枪，因为军方告知我们日本人已经投降了。但显然地，日军下层士兵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已经投降了。他们对我说：‘战争还没结束，给我滚上卡车！’我们几人上了卡车，并且被他们带回总部。当我们抵达他们总部时，带队的雷·尼科尔斯少校再次跟日军强调战争结束了，但却得到日军同样的回应：‘不，并没有。’日军士兵跟我们说：‘你们要等高桥将军（高桥坦中将，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过来，他正在路上。’

负责接待迪克他们的日军将领，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长，高桥坦中将

当高桥将军出现时，他第一时间就是跟我们道歉。作为北平地区的最高负责人，他允诺我们会在几天之内释放所有盟军战俘。在这之后，高桥中将又与我聊起了战前的岁月。在战争爆发前，他曾到过纽约，那里的高楼大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随后，高桥坦中将安排迪克等一众美国代表入住北平城内的六国饭店（今日的华风宾馆）。他向迪克保证“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然而，正当一行美军代表坐上汽车，准备离开的时候，日军士兵之中突然有人举起步枪，对代表们乘坐的汽车开枪射击。迪克回忆道：

“

我们刚一上车，就有人向汽车开了一枪，万幸是没有人受伤。高桥中将走出来，环视了一下四周。四周的日军士兵立刻站直，不约而同地向这位中将敬礼。他走近了汽车，低声对我们说道：‘如果你们这些人是在这个时间跳伞的话，（当时正值黄昏）我敢肯定你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见我。拜托了，请你们进了酒店之后千万不要到处外出闲逛。我会安排两名便服的宪兵保护你们。如果你想去任何地方，务必要告诉他们，他们会安排你的行程，并且保护你们。’

”

北平城太和殿受降仪式上的日军将领队列

数天后，一群日本军官来到了迪克等人下榻的六国饭店，并且邀请盟军代表们前去视察关押盟军俘虏的战俘营。也许是心中的种族主义在作怪，作为领队的雷·尼科尔斯少校坚决命令身为日裔的迪克留在六国饭店，不准跟随他前往战俘营。迪克回忆说：

“

在我印象中，尼科尔斯少校是个非常专业的人，他曾被分配到德国境内的OSS秘密分部，参与极其机密的行动。我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他对日裔美国人的厌恶。我很生气，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但是，官大一级就是能压死人。不过，我并不打算反击。团队中的其他人也不喜欢这位少校，因为他并不把这里当做一个团队，而是当成一群敌人来对待。我认为，如果当时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把事情闹到上级那里去的话，我们肯定会赢。

幸运的是，他们刚离开不久，一批俘虏就被送到饭店里来，大概有50多人。我曾被告知至少有650名盟军战俘在中国战区内被俘，但当时这里只有50人。当天晚上，我们举办了一场派对，整个大厅都在回荡着我们的欢呼声。

”

获救的“杜立特空袭”机组人员乔治·巴尔中尉（右侧病床双手交叉者）

获救的50余名战俘中，有4名是曾经参与过“杜立特空袭”的B-25轰炸机机组成员。在当时，迪克并不知道这4人就是曾经驾驶B-25轰炸机，奇袭日本本土的机组成员：

“

其中一名‘杜立特飞行员’是乔治·巴尔中尉，他是轰炸机的导航员。巴尔中尉在被释放的时候病的很严重，送到酒店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如果我们晚两星期再过来的话，指不定就只能为巴尔中尉收殓了。跟随我们跳伞的军医芳汀·贾曼中尉跟我说，巴尔中尉必须呆在中国，接受长达一个月的救治之后才能回国。

由于他们被日本人视为战犯，而不是战俘，这些飞行员作为战俘的权利被日本人剥夺了。他们被日本人分隔开来，被迫挨饿。其中一位飞行员，名叫尼尔森·蔡司，他跟我说了他的悲惨遭遇——整整一晚上的时间里，他被日本人戴上手铐，悬挂在牢房内，脚尖根本碰不到地板。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当时有多么的痛苦。第二天，当日本人解开手铐的时候，他浑身肌肉都僵住了，连胳膊都不能动。看见蔡司中尉不肯动后，日本人开始拿竹棍殴打他。一根大竹子狠狠地砸在他的膝盖后面，迫使他蹲下。那种痛苦太可怕了。顺便一提，他们的指甲里还插着竹片，这也是日本人的惩罚手段之一。

救出参与“杜立特空袭”的机组人员后，迪克所在的小队立刻通过无线电通信向总部发送了发现幸存者的信息

战争结束后，蔡司中尉成为了战争法庭上的证人，他去指控那些虐待战俘的日本军官。战俘监狱的负责人自杀了，他们知道自己死定了，因为他们严重违背了《日内瓦公约》中的条款。在4名幸存者当中，蔡司中尉是唯一一个能够鼓起勇气，去日本指控犯人的幸存者。

我们下一次相见是五十五年之后，参加电影《珍珠港》首映式的时候。我再次见到3位被我拯救的机组成员，并且跟他们畅谈了一番。

”

与“杜立特飞行员”们重逢的迪克，站在迪克右边（照片右一）的是尼尔森·蔡司中尉

二战结束后，迪克返回美国国内，并且光荣退伍。他曾短暂地在檀香山市内驾驶公交汽车，然后又回到熟悉的珍珠港希卡姆军用机场，成为了一名军队的仪器维护技师。经过30多年的工作后，迪克最终于在1978年以主管身份退休。当被人问到对自己二战经历的感想时，迪克感言道：“人生就是一场赌博和挑战，一个人必须参与其中，你不能一屁股坐下来说：‘我不打算干这事’——你必须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