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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源于人性,总想尽早满足欲望,又对未来盲目乐观,借钱时总觉得将来能够还上。
对于债务人来说,偿还债务是个算术问题,或提高收入,或压缩支出,或变卖资产拆东墙补西墙。
如果借来的钱能够用好,变成优质资产,产生更高的收入,那债务就不是问题。
如果投资失败或者借钱就是用于消费挥霍,没有新增的收入,那么还债就得靠压缩支出。对居民而言就是少吃少玩,对企业而言就是裁员控费,对政府而言就是削减开支。
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A的支出就是B的收入,A不花钱,B就不挣钱,也得压缩支出。于是,大家一起勒紧裤腰带,进而收入一起减少,进而整个社会的经济收缩下滑。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大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东西没有人买,物价普遍下跌。
实际的债务负担亦会加重,因为钱更值钱了;若收入的下降超过了债务的下降,那债务负担更是不降反升。
还债让债务人不好过,赖账让债权人不好过。所以,偿还债务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当整个社会的债务规模非常大时,就可能让经济陷入衰退。
于是,经济学家们、顶层设计者们,发明了一种解决债务或者说缓解债务负担的方式:增发货币。因为这种方式没有明显的利益受损方,所以实施起来的阻力最小,大家感受到的痛苦也最少。
增发货币的方式,大概有三类:
第一类:以增发货币来降低利率,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主流做法。
低利率既能减少利息支出,也能刺激投资和消费,提振经济。只要经济增长,实际收入增加,就可以减轻债务负担。就算实际收入不增加,增发货币也能维持稳定温和的通货膨胀,而随着物价温和的上涨和时间推移,债务人所欠的债,慢慢地就变得不值钱了,债务负担自然也就减轻了。
应该说,2000年至2010年,甚至是到2015年前,贷款买房的债务人,感触最为深刻。因为,他们是第一类做法的最直接受益人。
第二类:大名鼎鼎的“量化宽松”,即央行增发货币来买入各类资产,这是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主流做法。
危机爆发后,很多人不得不变卖资产,各类资产价格大跌。央行增发货币,出手买入股票、债券等各类资产,可以托住各类资产的价格,同时注入流动性,让大家有钱还债。
从财务记账的角度来讲,增发货币算央行的负债。所以,“量化宽松”是央行把其他部门的负债转移到自己身上,央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规模会迅速膨胀。但是,只要这些债务是以本国货币计价,理论上央行可以无限印钱,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这种做法不一定会推高通货膨胀,因为卖出资产的部门,有了钱后都在还债,没有增加支出,也就不会给物价造成压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大规模的搞“量化宽松”,都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量化宽松”最主要的问题,是难以刺激消费支出,而且会拉大贫富差距。央行主要是购买各类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所以会推高资产的价格,受益的是资产所有者,也就是相对富裕的人。
以美国为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维持了好些年。这些年,美国股市大涨,房价也反弹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是对于底层老百姓而言,房子在危机中被抄没了,手里也没多少股票,所以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因此,美国的经济反弹被形容为是“K形反弹”,即:富人向上,穷人向下。
第三类:债务货币化,政府加大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即由财政部发债融资,央行直接印钱买债,亦称“赤字货币化”。
“赤字货币化”的核心,是用无利率的货币替代有利率的债务,以政府预算收支的数量代替金融市场来调节经济资源的配置。
从理论上说,如果私人部门陷入困境,政府部门的治理能力和财政能力比较过硬,“赤字货币化”也不是不能做。但是,如果政府部门的治理能力过硬,经济却还是陷入了需要赤字货币化的困境,那就说明外部环境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恶劣。
从历史经验来看,大搞“赤字货币化”的国家,普遍没有好下场,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家货币信用崩塌,经济陷入混乱。
国民党政府就曾搞过赤字货币化。当时,国民党政府大手花手打内战,仅1948年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就达到1945年全年赤字的780倍。仅1948年上半年新发行的纸币数量就是1945年全年新增发行量的194倍,央行新发行的货币(法币)几乎全部用来为政府垫款,物价完全失控。1948年8月的物价是1946年初的558万倍。1948年8月,推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替换法币,但政府信用已经失尽,仅仅8个月后,以金圆券计价的物价,就又上涨了112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前两类增发货币的方式,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尽头,但全球债务问题、经济问题,依然麻烦不断。所以,这些年来,对于“赤字货币化”的讨论慢慢热烈起来,这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