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西部君

人口存量竞争的激烈程度，再往前推进一步。

截至目前，全国公开2023年人口数据的29个省份中（黑龙江、西藏尚未公布），常住人口负增长的达19个。

制图：城市财经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三分之二的地方，都开始进入了常住人口下行通道。变化的速度，比大家想象中的更快。这不仅是数量的变化，也将是人口分布空间的重构。一场大变局的大幕，正式拉开了。01以最近三年的数据看，人口负增长地区的扩大是非常直观的。2021年：全国有16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现下降，15个省份增长，基本上属于打平的状态。2022年：似乎迎来了转折，人口负增长省份降到13个，与此对应，人口增加的省份上升到18个——也即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地方人口变化录得正值。原因不复杂：受疫情因素影响，多个沿海省份的人口向内陆回流。

比如，这一年，四大一线城市人口都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而江西、山西、云南、甘肃等内陆省份，则实现了人口增长由负到正的转变。但是，这只是短暂的过渡。2023年：随着社会切换到“正常”模式，人口再渡由内陆向沿海地区回流，形势出现了大逆转，人口负增长省份迅速增加到19个——数量占31省市的三分之二。其中，安徽、四川、广西、福建、重庆、青海等6个省份，更是十年来首次出现了常住人口负增长。02如何理解这种趋势？首先，这是人口存量竞争下的必然，逆转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背后对应的是一个总人口持续负增长的基本盘：2022年，全国总人口减少85万；2023年，这一数字攀升到208万。

从“七普”数据看，从2010年到2020年的这十年时间里，常住人口减少的省份仅有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共6个。对比当前的数据，两点变化非常明显。一，上一个十年，常住人口增长的省份依然是主流。而现在，人口负增长的省份成了主流。二，上一个十年，人口减少的6个地区都是清一色的北方省份。现在，南方多省也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可以说，人口变化上的南北差距，已逐渐演化到南北和东中西差距并存的局面。2023年，18个内陆地区中，仅新疆、贵州、宁夏，常住人口还能够维持正增长。并且，它们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人口出生率相对较高。比如，2022年，贵州、宁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10‰以上。而同期全国平均出生率仅6.77‰。其次，不同省份，人口负增长的原因存在差异。

比如，四川、辽宁、安徽等地，尽管常住人口减少，但依然属于人口净流入省份。也就是说，人口下降主要是被自然负增长拖累。还有的省份，虽然自然增长为正，但人口净流出规模大。如广西、贵州等。再者，人口布局在空间上的分化会继续加剧。这不仅表现在东中西和南北上，也体现在一个地方的内部。比如，省内各设区市都能够保持人口增长的省份，到2023年已仅剩浙江一地。另外，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会进一步显现。一个细节是，几乎无一例外，所有省会城市的人口依然在增加——即便是人口负增长大省。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推进强省会建设，以及政策层面明确鼓励各种发展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这一进程将继续巩固。03人口负增长地区，可以说是率先感受到了人口变化的影响。但是，在总人口减少的大前提下，人口变化带来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没有地方可以完全幸免。要知道，如今那些还能够保持人口增长的中心城市，它们的增量也较以往下降明显。

比如，2010—2020年的十年里，深广蓉的人口增量均超过500万，但如今的增量仅有十来万，甚至不到十万。这与过去年均达数十万的增量，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这意味着，哪怕是中心城市的“抢人”，也将面临更大的难度，空间大为收缩。过去几年的“抢人大战”，各地都是以送落户资格、送购房补贴等“物质奖励”为主。但发展到今天，除了极个别城市，多数地方其实都无限接近“零门槛”落户。人对城市的选择权，将更充分。这种情况下，城市要“抢人”，除了产业和就业机会，公共服务和营商环境的质量，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在社会整体发展速度放缓之下，社会观念也将趋于更保守，更多追求安稳，而不是更冒险。从目前披露的一线城市的情况看，如上海、广州、北京的人口回流规模，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大。

比如，北京过去两年的人口合计减少2.8万；上海合计减少接近2万；广州合计也仅增加不到2万。也就是说，人口存量时代，影响其实是全局性的。每一座城市，都需要有新的应对。04人口属于“基本盘”。人口总量负增长，实际预示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大“收缩”的阶段。最直观的现象是，最近一两年，产科关停、幼儿园闭门等，已成为流行趋势。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出现了2008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比上年减少5610所；2023年，幼儿园数量则较上一年再减少1.48万所。

也就是说，过去两年，2.04万所幼儿园消失了。理论上，人口减少了，公共服务质量是不是可以更高了？但未必，因为人口减少，意味着需求减少，相应的内需和投资的空间也在萎缩。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社会在方方面面都将进入“存量”博弈中。比如，以现在的人口情况来审视城市的发展规模，多数城市在产业、基建、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规划，都势必需要新的调整。事实上，变化已很明显。如即便是深圳、成都这样的超大城市，新的地铁建设规模都已出现缩水。此外，前不久12个重点地区因为债务原因，部分基建被叫停，也清晰地表明变化在发生。存量竞争的残酷，还表现在社会不得不拿更多的资源为“过去”买单。一方面，很多地方要将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还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各地公开的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防范化解地方债”频频出现。相关文件更是明确要求，重点省份要“砸锅卖铁”全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正是因为压力，最近多地给出现了非常罕见的表述：能修的绝不买新的，能重复用的绝不丢弃。

另一方面，速度放缓了，但随着老龄化的上升，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负担却在快速增加。从GDP占比来看，我国养老金占GDP比重由2001年的1.9%增加到2020年的12.4%，增长较快。

但仍远低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可参考的数据是，2019年，OECD成员国养老基金资产占GDP比例的算术平均值为54.2%。甚至，我们还得经历从“基建狂魔”到“维修狂魔”的转变。那些海量的基础设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应的将是越来越高昂的维护保养成本。

即便是扩大内需，也不得不转向挖掘存量。当前促销费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举措的名称，已然是微观地为“存量化”时代，标注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注脚。人口负增长，只是表象。更惊心动魄的，是背后对应的一系列深刻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