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曾经的政绩考核核心指标

中国经济在90年代末至2000年初经历了高速增长时期，GDP增速屡屡达到两位数，单位数增长反而被视为表现不佳。在此期间，GDP增长率成为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各级政府都将GDP视为重中之重。

各省市内部，甚至默认存在着以GDP增速排名的竞争机制。对于那些渴望晋升到更高一级行政单位或更重要城市的官员来说，GDP增长率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竞争。

这种对GDP的重视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竞争意识密不可分。官员们为了在同级中脱颖而出，获得晋升机会，往往将GDP增长作为首要目标。

这种竞争机制在省内尤为激烈，各城市之间存在着心照不宣的排名竞争。中间层级的官员尤为看重排名，因为他们的行政级别通常是平级的，向上晋升的机会取决于他们在同级中的突出表现。

在GDP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不惜牺牲环境、可持续发展和资源，采取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当管理者被赋予单一的目标指标，并且他们有能力改变指标结果时，他们就会竭尽全力去实现目标。

例如，一个县级市如果能够引进重大投资项目，就能显著拉动GDP增长，从而在排名竞争中获得优势。这种“唯GDP论”的考核方式，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近年来，随着中央强调不能仅仅把GDP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各地政府开始关注其他指标，例如营商环境。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

为了提升营商环境排名，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类似于“应试教育”的策略，针对性地提升报告中的各项指标。例如，为了缩短开办企业所需时间这一指标，一些地方政府不惜将流程压缩到极致，以求在排名中获得高分。

大约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许多地方政府行政办公窗口开始推行“一站式服务”或“最多跑一次”改革。这项改革的目标是在一至三天内完成证件办理，方便群众办事。

改革的推动力并非源于政府对办事流程冗余的反思，而是来自完成特定指标的压力。在中国多层级科层行政体制下，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动力提升办事效率十分困难。

然而，设定具体的指标，尤其是在国际组织的考核压力下，指标更容易得到推广和落实，因为上下级可以齐心协力地推动。这种方法是典型的政府分解政绩指标，将目标落实到具体数字上，从而提升办事效率和速度。数字化治理的推进，通过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进一步优化了办事流程，切实改善了许多事项的办理效率。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市在办理这些事项上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百姓也因此受益。政府在执行KPI方面展现出比其他方面更高的效率。

改革后的行政体系，治理指标体系已从单纯的GDP扩展到更多维度。例如，一些新一线城市的排名，采用了不局限于GDP的更宽泛的指标体系。

这种转变已经持续了十年以上，主政官员的KPI或OKR涵盖了更全面的要求，例如近年来各地开展的“抢人大战”。 这不仅是为了提升GDP，更是为了提升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和为下一步发展积蓄力量。

城市之间“抢人”的手段、目的和结果是一个更深入的话题，值得未来深入探讨。

通过这些具体的排名和指标，政府可以有的放矢地进行改进，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和居民的生活质量。政府逐渐意识到，GDP只是衡量发展的一部分，整体生活质量和城市综合发展才是更重要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