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哥 咱们之前聊过，张国焘可不是个普通角色，他有三个铁杆支持者——黄超、李特、何畏，这三个人，可是张国焘亲手培养的得力干将，对他无条件服从。 至于陈昌浩，还有赫赫有名的徐向前元帅，为什么这俩人会无条件地听从张国焘的指挥呢？这可不仅仅是因为张国焘是他们的上司，更关键的是，这可是党内的铁规矩，党指挥枪！ 陈昌浩，他最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那28个布尔什维克的一员，等他回国后，和张国焘一道被派到了鄂豫皖苏区，实打实的二把手，他们俩的关系，可不只是工作上的搭档，私下里也是好得很。 但话说回来，人间事，变化无常，陈昌浩和张国焘的好日子，并没能一直持续下去，他们的分歧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要说他们分道扬镳的第一个迹象，那得追溯到1935年的卓木雕会议。 在那个会议上，张国焘突然抛出一个议题——另立中央，还提出要开除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还有教员他们的职务，甚至还想通缉他们。 当张国焘说完这段话时，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就连陈昌浩，这位一向对张国焘言听计从的左膀右臂，也不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那种完全被惊呆的样子，被宋侃夫亲眼目睹，才被后人所知。 在35年9月9号之前，陈昌浩对张国焘的南下策略持保留态度，在他看来，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才是正道，即便南下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绝非长久之策。但在草原密电之后，陈昌浩不得不屈从于张国焘的权威，带领部队南下，他的内心，肯定充满了忐忑和不安。 卓木雕会议上，张国焘的发言震撼了所有人。他期待得到的支持和响应，并未如期到来，不得已，他点名让陈昌浩发言，实际就是让他表态支持，可一向支持他的陈昌浩，此刻却一言不发，这让张国焘怒不可遏，因为在他的逆天计划中，陈昌浩和徐向前的支持至关重要，尽管黄超、李特和何畏这三人特别听话，但他们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威望与陈昌浩和徐向前相比，还是差的太多了。 在这个紧要关头，张国焘期望从主将陈昌浩和徐向前那里听到支持的声音，但出乎意料的是，两位将军选择了沉默，没有公开表态。与此同时，朱德和刘伯承等人明确表示反对张国焘南下的决策和他成立新中央的打算。然而，真正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一直与教员并肩战斗的何长工的发言。 何长工与罗炳辉，两人在会议中明确表示支持张国焘的立场。他们不仅支持，还列举了中央的诸多所谓"错误"，张国焘借此机会，借助罗炳辉的言论，痛斥当时的中央苏区，责怪其因为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决策导致了重大损失。当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茂县会师时，红一方面军已仅余一万余人。 张国焘利用何长工的发言，再次表达了对中央的不满。他批评中央未能在紧张的作战环境中对错误决策进行及时反思和批判，反而在关键时刻将注意力转移到军事行动的方向上。张国焘的这番言论，以及何长工和罗炳辉的意外支持，给在场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据电报局局长宋侃夫回忆，他们对何长工和罗炳辉的发言感到十分诧异，这些内容是他们闻所未闻的，非常震撼。 何长工为何在卓木雕会议上支持张国焘？他与教员不仅是好友，还早期与周公共同建立了旅欧共产主义支部，何长工的地位在党内很高。他还设计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面红旗，并在朱德转战湘南时，引导朱德上井冈山，促成教员和朱德的重要会晤，在这样的背景下，何长工的发言分量实在太重了。 何长工，身为九军团的政委，负责维护军队与党中央的联系。在红军中，军长虽执掌军事行动，但政委则是党的代表，确保党指挥枪，何长工与教员关系非常好，甚至他的名字都是教员取的，这样的人物竟在会议上表态支持张国焘，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何长工有这样的发言，纯属误会，在四方面军会师后，五军团和九军团被划入张国焘领导的序列，而教员对此的安排是出于对张国焘的监督和引导，然而，何长工和罗炳辉到张国焘的地盘后，看到如此兵强马壮，最终选择了倒向张国焘。 另外，何长工对中央未能及时通知其北上感到不满，他认为中央将他们抛弃了，这一点在教员和彭德怀匆忙北上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再加上，五军团和九军团在长征中担当后卫，承担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在保护中央纵队和阻挡追兵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减员严重，对他们的心态也产生了影响。 在如此严峻的会议上，红5军团的董正堂表现非常亮眼，他曾是国军的一员，经历了多次转变，最终成为红军，尽管他参加共产党的时间不长，但他的革命意志无比坚定，面对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和另立中央的错误方针，董正堂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反对。 然而，张国焘对于不同意见的处理方式极为极端，竟然让三个跟班在在会议上扇董正堂耳光，朱老总看他们实在不像话，立即出手阻止，才算结束了这荒唐事，董正堂与朱德、刘伯承一同站立在反对张国焘的一方，展现了他们对党中央的忠诚和对革命原则的坚守，这一幕，无疑给在场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后，在1936年9月的另一次会议中，张国焘和陈昌浩的分歧彻底公开化。随着形势的变化，百丈关大败后，红四方面军的实力损失过半，而中央红军已在陕北站稳脚跟。面对共产国际的指令，张国焘不得不放弃他自立的伪中央，唯一的选择只剩下北上会师，但对张国焘来说，这意味着直面自己的错误，面对可能的深刻批判。 于是，在内心的恐惧和不愿面对的推动下，张国焘组织召开了闽州会议，提出了西进的计划，意图将红四方面军带往偏远的青海，以避免回到延安面对批判。 这一次，陈昌浩站出来，坚决反对其分裂中央的企图，并强调必须按照中央的指令北上，看到这一幕，张国焘竟然哭了起来，说连你也不听我的话了，陈昌浩表示，哭也没用，必须执行命令北上。 张国焘又跑过去找徐向前，哭诉陈昌浩不听他的话了，还说自己要辞职不干了。这次朱德没跟他客气，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徐向前也明确表示，必须北上，不会再跟着张国焘到处晃了，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威信扫地。 不过，张国焘的分裂心思并未就此罢休，1936年10月，中央为了战略需要发布了宁夏战役计划，要求张国焘调动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力量参与，这一命令似乎为张国焘提供了新的机会。他的心思又开始活泛起来，想利用这次机会实现自己的西进计划，但朱德、徐向前和陈昌浩共同抵制，再次让他的图谋落空。 张国焘的心思依然徘徊在红军的分裂边缘。直到1936年12月初抵达延安，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影响，他才不情愿地放手，将红四方面军的控制权交出。这一刻，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直接影响力宣告终结。 在组建西路军期间，陈昌浩作为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已完全与张国焘划清了界限，尽管中央的电令因局势动荡而变化不定，但陈昌浩始终坚定地执行中央的指令，虽然这些指令对西路军来说是很艰难。 那些事后指责陈昌浩的言论，忽视了党的组织原则，以及当时复杂多变的战略形势，陈昌浩在西路军的指挥中或许有战术上的失误，但在执行中央决策方面，他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即使西路军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中央也未对陈昌浩和徐向前有过过分的责备。正如教员所安慰的那样，保持定力和信念，是面对暂时挫败的正确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