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底的一天傍晚，刚刚忙完手头工作的毛主席望着远处绵延不绝的广袤戈壁滩，突然来了兴致，决定趁着天黑之前到黄土高坡上走一走转一转，一来好好欣赏这片绝美的地貌，二来则是消除身上的疲惫。

然而，当毛主席刚刚走出杨家岭窑洞，却突然发现不远处一个人影正朝着自己缓缓走来。

仔细端详了一阵，他觉得那人影愈发熟悉，等到对方走到近前，这才看清来者竟是周恩来。

“主席，您这是要出门？”

不等毛主席说话，周恩来率先开口了。

从他脸上那急迫的表情可以看出，必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毛主席便不再客套，当即问道：“有大事情？”

周恩来微蹙着眉头，紧闭着双唇并未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随后将一封电报递了过去。

见对方表现得如此神秘，毛主席接过电报、靠着夕阳散射而来的微弱光亮仔细看了起来。

一边看着，毛主席原本还带着笑容的脸庞也渐渐严肃起来。而此时，周恩来这才幽幽说道：“项英下了死命令，可粟裕却不执行，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恐怕……”

话还没说完，毛主席便摆摆手打断了他。

项英作为新四军的副军长，对于南方8省的部队拥有军事指挥权，而粟裕作为下辖第二支队司令员、又是江南指挥部的副指挥，是应该执行项英命令的。

可按照电报中的说法来看，项英要求第二支队前往皖南根据地，却遭到了粟裕的强烈反对，半个多月过去了仍旧按兵不动。

这番做法让项英疑惑的同时，心中自然也多多少少有些不满，于是便给延安方面发来电报，希望中央军委能够敦促粟裕赶紧率部赶赴皖南。

而毛主席自然也明白，周恩来后面究竟要说些什么。

如果粟裕坚持己见，不听从项英调令的话，恐怕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甚至会削弱新四军总部的权威。

然而，当毛主席沉思许久之后，这才一字一句地说道：“粟裕的部队，一兵一卒都不能动！”

此时，太阳已经西下，那残存的最后一丝夕阳照耀在毛主席坚决的脸庞上，一旁的周恩来看着这位老战友不容辩驳的神情，心中也萌生出一丝迟疑。

新四军第二支队的活动范围一直都在闽西、闽赣边、浙南一带，项英为何要让粟裕带着部队放弃原有的驻地，疾驰皖南呢？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毛主席为何选择支持粟裕、驳回项英的请求，这背后究竟有何良苦用心？

而在这封电报之后，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

项英的革命资历，可以说很少有人能够与之相比。

1922年，24岁的他便加入了共产党，鲜衣怒马少年时，彼时的他便立下了远大志向，要亲眼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

从那以后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他先后担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诸多重要职务。

而比他小9岁的粟裕，心中对这位老首长自然充满了敬意。

尤其是在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之时，项英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的重担。

他指挥手中3万人的兵力，靠着险峻的地形与敌人50万大军周旋，以运动战、游击战的战术拖住了敌人的进攻。

在这期间，反动派的攻势愈发猛烈，而留守的红军部队又与中央失去了联系，还要面临弹尽粮绝的种种困境。

可即便如此，项英毫不退缩，一边与敌人战斗、一边等待中央的消息。

直到1935年2月5日，早已身心俱疲的他终于接到了组织上的命令：留守部队择机突围。

正是因为这段经历，让包括粟裕在内的众多新四军年轻将领们对这位老前辈极为敬佩，而毛主席更是毫不吝啬地评价道：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部队离开后，在艰苦条件下，长期坚持着英勇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重要的抗日支点，是全国最好的队伍之一”。

时间来到1937年10月，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央军委下达了重要指示：在南方8省15块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投入抗日战斗之中。

接到这个命令之后，项英便与叶挺、陈毅、张云逸等人火速赶往延安，汇报近些年来南方游击区的情况，事后又分别赶赴武汉、南昌等地，向各地游击区宣布成立新四军的命令。

不久之后，新四军正式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的4个纵队司令员分别为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粟裕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后来张鼎丞被调往延安，粟裕才担任代理司令员职务。

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新四军从原本只有1万人左右的队伍，迅速扩展为拥有十万人的大部队，这也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极为不安，而项英一手开创的皖南根据地也成为他们的“眼中刺”。

统筹全局的毛主席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眼下新四军发展迅猛，势必会惹得国民党内部一些人眼红。

对此，毛主席曾给项英等人发过一封电报，建议新四军主力部队离开皖南，向江苏境内的茅山一带转移，如此一来既可以趁势扩大抗日革命根据地，又能够避免遭到反动派的围困。

然而，当项英接到这封电报之后，却久久不愿回复。

毕竟皖南根据地是他一手创建的，耗费了太多的心血与精力，眼下根据地一步步壮大，他又怎么舍得放手呢？

身为新四军参谋长的张云逸自然看出了他的犹豫和不舍，便主动提点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今我们发展太快了……”

可还不等张云逸说完，项英就呢喃道：“可是朝着茅山转移，皖南这边怎么办？难道就要放弃吗？”

一席话，让张云逸不知该如何回答，只能沉默着等待他做出最后决定。

然而，还没等项英做出最后的决定，反动派却开始了他们的动作。

1940年10月19日，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电报，大肆污蔑新四军制造摩擦。

面对这种“莫须有”的指责，朱德、彭德怀、叶挺等人据理力争，可还没辩论出个结果，另一封电报接踵而至。

在这封电报中，国民党政府要求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即日北上，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

项英明白，这肯定是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倘若新四军主力全部前往黄河以北，必然会遭到反动派的裹挟，而江南的大片根据地也将遭到他们的骚扰、甚至是吞并。

在这进退两难之际，项英突然想到了粟裕，便当即给他写了一封信，要求第二支队派遣1万以上的兵力到皖南，共同抵抗反动派可能发动的进攻。

当粟裕接到命令后，也是一筹莫展。

当时，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已经成立，其办公地点就设立在江苏溧阳一个名叫水西村的小村庄。

由于第一、第二支队由江南指挥部统一指挥，陈毅、粟裕则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员。

而粟裕在仔细研究过江南局势后，便连夜找到了陈毅：“项副军长让我派第二支队前往皖南，我认为还需要再等等”。

毕竟当时属于全面抗日时期，而且国民党部队无论从人数、还是武器装备上来说，都远优于新四军。一旦双方在皖南地区正面交锋，必败无疑。

听完粟裕的分析，陈毅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在沉默了片刻之后，他这才缓缓说道：“毕竟项副军长来电报了，我们也不能一声不吭，向他说明目前的情况和困难，相信他是能理解的”。

随后，陈毅又对粟裕说道：“如果你觉得有些为难，这封回电就由我来发”。

第二天一大早，陈毅就以江南指挥部的名义给新四军军部回了一封电报。

可项英却认为，皖南根据地是将士们辛苦打拼来的，绝对不能轻易放弃。但看过陈毅与粟裕的联名回电后，他又认为二人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

无奈之下，项英便重新拟了一份电报发给了延安，希望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同志们来做决断。

当时周恩来虽然担任南方局书记，可由于不久前他意外罗马受伤，被送往苏联治疗了一段时间后，便返回延安暂时休养。

休养的日子虽然惬意，但对于闲不住的周恩来而言格外煎熬，他迫切地想要前往南方局、投入到工作之中，但碍于毛主席等人的劝说，只好暂时留在延安，帮助中央军委的同志们处理一些文件。

而项英发出那封电报之后，第一个便落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在看过电报内容之后，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倘若这个分歧不能及时解决，恐怕以后新四军的指挥调度工作将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想到这里，周恩来不顾身体的伤痛，带着电报便急匆匆地朝着毛主席居住的杨家岭窑洞赶去。

夜幕时分，周恩来终于找到了毛主席，将电报交给对方之后，忧心忡忡地说道：“项英下了命令，可粟裕不执行，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恐怕……”

此刻，向来运筹帷幄的毛主席也陷入了沉思之中。

眼下国民党政府让新四军主力北上，很明显就是个阴谋。

倘若执行命令，反动派就会趁着皖南地区兵力薄弱、趁虚而入。倘若不执行，他们又会故意扣上个“违抗军令”的帽子。

而且就当前的形势来看，新四军还不具备与反动派正面交锋的条件。

而粟裕坚持拒不执行率部前往皖南的指示，显然是正确的。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毛主席说道：“恩来，请你给南方局和新四军军部回电，粟裕的一兵一卒都不能动，另外请项英即刻向茅山一带转移，与陈、粟部呼应，避免被反动派的敌人包围”。

周恩来认真记下后，毛主席再次补充道：“要多开导他，只要主力部队还在，就算皖南根据地失守了，照样还可以在茅山地区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嘛，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呦……”

闻听此言，周恩来重重点了点头，随即快步折返回去，给项英回复了一封电报。

然而，对于毛主席提出“朝茅山转移”的建议，并没能引起项英的重视，反倒是率部由泾县朝着茂林方向北上。

按照他当时的想法，既然蒋介石要新四军前往黄河以北，那自己就先带着部队开拔、迷惑敌人，等在途中再伺机行动。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敌人太过阴险，时任第三战区司令官的顾祝同竟带着8万余人在茂林设下埋伏。

1941年1月7日，当项英率军抵达茂林时，反动派发动了突然袭击。

由于新四军事先没有防备，应战十分仓促，激战了七个昼夜后损失惨重，最终项英以及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押。

事件发生之后，毛主席当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惩办“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顾祝同等人，同时恢复叶挺的人身自由。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给何应钦打去电话，痛斥这番不义行径：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而在社会各界乃至是国际上，国民党政府也备受诟病，变得孤立无援起来。

这也让反动派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在不久之后、也就是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参政会议上，蒋介石这才假惺惺地宣布：“以后再不会发生类似事件”。

在这里，不得不替项英将军感到惋惜，同时对于粟裕将军的远大智谋钦佩之至，如果不是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恐怕第二支队的上万战士也要身陷囹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