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初，位于北京中南海丰泽园东边的菊香书屋内，毛主席正坐在窗台的梨花木圆背椅上，眉头紧蹙地盯着手中的那张纸。
就在半年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由此拉开了新中国实行军衔制的序幕。
而按照这款条例，新中国军衔划分为6等19级。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的罗荣桓，便承担起了军衔评定的重任。
对于他拟定的名单，毛主席自然是十分满意的，认为大多数将领的军衔安排都十分合适。
然而，对于陈奇涵的军衔安排，毛主席还是决定由他本人亲自决定。
可当毛主席看到他对于自己的军衔要求时，一股不满之感在心头油然而生。
“好你个陈奇涵，简直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一边自顾自地说完此话，毛主席将陈奇涵呈交上来的那份报告猛地拍在了桌子上。
那么，陈奇涵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之处，以至于毛主席让他给自己定军衔呢？
而他在报告中究竟写了什么，为何毛主席看过后如此生气？
当授衔典礼开始之后，他最终又落得个怎样的结果呢？
1897年9月23日，陈奇涵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叫做竹坝村的小山村。
由于从小家境贫寒，他也早早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白天在宗族创办的兴国北汇小学读书，晚上则到地主家中干些劈柴洗衣的杂活，来赚取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
那个时候，村子里同龄玩伴们都有一个差不多的愿望，那就是有朝一日走出这个山沟沟，去大城市过更好的生活。
而饱受磨难、心智早熟的陈奇涵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切身体会到家乡教育的落后，立志长大后要在家乡教书育人。
1916年，他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彼时陈奇涵只有19岁，却凭着一己之力创办了“忧道小学”，意为担忧国家未来道路之意，免费招收兴国县的工农子弟。
虽然理想很远大，但残酷的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当头棒喝。
忧道小学仅仅维持了三年时间，就因为缺少资金不得已宣布停办。
在那段时间里，饱受打击的陈奇涵有些消沉，整个人也变得浑浑噩噩、根本不清楚自己未来该走向何方。
直到数月之后，他偶然间听说蔡锷、唐继尧等将领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发起“护国运动”，并且他们创办的云南讲武堂在韶关开设分校、招收学员时，不禁萌生了参军入伍的念头。
于是，他拿出仅有的一点儿积蓄作为盘缠，跋山涉水抵达了广东省韶关，以优异的成绩得到了入学名额。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艰苦训练，陈奇涵学有所成，毕业后便进入赣军之中，从一名普通士兵做起，先后升任为排长、连长、代理营长。
当时间来到1924年，各路军阀混战不断，民不聊生，这让陈奇涵心生厌恶，果断放弃了好不容易得到的营长职务，脱离了赣军队伍。
离开赣军后，他又投奔到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广东革命政府，担任广州警卫军队长，并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和镇压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立下了汗马功劳。
凭借着在战场上英勇表现，以及出色的指挥才能，陈奇涵得以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毛主席主持军校的招生工作，两人由此相识。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陈奇涵受到了毛主席极大的影响，不仅被对方崇高的个人品德所折服，更对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正因如此，当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接连发动反革命政变，全国革命形势岌岌可危之际，他义无反顾地选择坚持革命道路。
可由于他的军阀出身，起初的时候他并未得到同志们的接纳与认可，入党申请也迟迟没有通过。
当他得知了其中的缘由，斩钉截铁地说道：“要是入不了党，我就干脆回家种地！”
后来，老学长陈赓听说了此事，笑着劝说道：“你想回家种地也可以，但要等到革命胜利之后，否则可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一大损失啊”。
而在陈赓以及许继慎等人的不懈帮助下，陈奇涵最终得以如愿、加入了共产党。
不久之后，他就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了家乡兴国县，在那里开办了工农运动训练班，还创办了报纸用来宣扬革命思想。
当把家乡的工农子弟凝聚起来之后，他便带领众人发动了赣南起义，并迅速创建赣南苏区。
1927年1月，毛主席、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一带进发，陈奇涵则率领当地部队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受到了毛主席的青睐。
在认识到陈奇涵的军事才能后，毛主席决定任命陈奇涵担任红四军参谋长。
当陈奇涵得知之后，却连忙找上了门。
“带着几十人、几百人在山沟沟里打游击，我在行。可要是让我当一个军的参谋长，我怕无法胜任”。
陈奇涵之所以表示拒绝，也是有原因的。
自他入党之后，大多数时间从事的都是宣传工作，直到赣南起义之后，他才开始拉起一支队伍，但人数并不多。
这样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目标小、具有灵活性。
那个时候，毛主席、朱德率领的红四军有万人之众，如此庞大的兵力是陈奇涵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心里自然没底。
毛主席一眼便看出了他的担忧，踱着步子走上前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的能力我见识过了，临危不乱、遇事果断，而且对战场的分析也足够透彻，由你来做这个参谋长，我放心！”
此言一出，陈奇涵瞪大了眼睛。
他怎么也想不到，毛主席对自己竟然如此信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最终接受了这一任命。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陈奇涵历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司令部教育科科长、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等职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毛主席再一次找到了陈奇涵，决定由他出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
要知道，绥德可是延安东北方向的门户，不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战略价值都十分重要，也由此可见毛主席对他的信赖。
“保证不辜负组织的信赖！”
这一次，陈奇涵没有拒绝。
就任之后，他组织部队巩固黄河沿岸的防务，并开始清剿周边地区的土匪，将当地秩序维持得井井有条，深受老百姓的赞扬。
那个时候，时任国民党绥德县县长的何绍南属于顽固派，他就曾多次派遣县大队偷袭八路军绥德警备区。
而且，黄河对岸的日军也一直虎视眈眈。
在这种腹背受敌的困境下，陈奇涵沉着应对。
他派人搜集了何绍南的种种恶行，贪污公款、卖官鬻爵、强抢民女，并将其公之于众，在绥德县引起了轩然大波。
群情激愤的当地老百姓闯入县府，吓得何绍南逃之夭夭，不久后便上交了辞呈。
打败了以何绍南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之后，陈奇涵又开始着手对付河对岸的日寇。
最终，他制定了一个颇为有效的战术：半渡而击。
黄河水虽然平缓，但河面极其宽阔，最宽处足足有900多米。
所以，每当日军发起进攻时，陈奇涵总是命令岸边的将士们不要管他们、注意隐蔽，等到敌人走到河中央的时候，再发起猛烈的攻击。
在河水中央缺少掩体，而且敌人本来就身形不稳，受到惊吓、或者为了躲避子弹，一个个跌倒在水中，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经过几次之后，河对岸原本虎视眈眈的日寇收敛了很多，再也不敢主动出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陈奇涵收到中央军委的调令，远赴东北地区、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又改任吉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参谋长等职务。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参与指挥了古北口保卫战、进攻吉林、围困长春、辽沈战役，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新中国成立之后，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的职务一直空缺，组织上经过再三考虑，最终还是决定由陈奇涵担任。
毕竟以他在军中的资历、威望，是足以服众的，而且他向来公正廉明，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陈奇涵就任之后，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自然竭尽全力。
他先是派人翻译了大量苏联军事法院的材料，又亲自去图书馆、档案室翻阅相关书籍，记录笔记、总结经验。
经过一段时间坚持不懈的摸索，他最终总结出了一整套高效的工作方法。
后来，周恩来总理来到军事法院视察工作，陈奇涵在陪同的过程中，就详细解释了法院工作的各项流程，这让周恩来不禁对他刮目相看。
“好你个陈奇涵，当初把你调到军事法院，看来是调对了！”
1955年9月初，也就是开国授衔典礼举办的前夕，毛主席仔细地翻看着总政治部送来的名单。
看完最后一页后，他缓缓点了点头。
“陈奇涵的军衔……还是由他自己定吧”，毛主席沉思着对罗荣桓说道。
对于主席的安排，罗荣桓自然不敢耽搁，离开菊香书屋后便通知了陈奇涵。
最终，陈奇涵给自己定的军衔为中将，并在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革命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奋斗二十余年，今天已经胜利成功了。对我来说，个人的地位高低和得失是一个非常渺小的问题。”
由此可见，他的确是有着一颗大公无私的心。
然而，当毛主席看过之后，却紧蹙着眉头呢喃道：“好你个陈奇涵，简直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为什么主席如此生气，还说出这样一番话呢？
之所以让他自己决定军衔，正是毛主席考虑到陈奇涵为革命贡献巨大。
当初，他在江西兴国竹坝村老家的房子被反动派一把火烧了，年迈的父母、以及家中几位兄弟姐妹全部遇害。
此事发生时，陈奇涵正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并且自愿带领手下的部队担当开路先锋。
得知这个消息，他虽然湿红了眼眶，但仍旧装作若无其事一般咬紧牙关喊道：“后边的快跟上，千万别掉队！”
一夜之间失去全部至亲，这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极其沉重的打击。
毛主席为了革命和新中国的未来，失去了妻子、兄弟、儿子，他能理解其中的痛苦。
也正因如此，毛主席才让陈奇涵给自己定军衔。
按照毛主席的想法，是要给他定个上将军衔的，也算是对他所做的革命贡献、以及亲属被害的补偿。
可没想到的是，陈奇涵竟然十分谦逊地给自己定了一个中将。
毛主席之所以气愤，是感觉对方没有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
在平复好心绪之后，他特地派人将陈奇涵叫到了菊香书屋。
刚一见面，毛主席就直截了当地问道：“为什么只给自己定了个中将？”
陈奇涵如实回答道：“主席，我觉得自己也就评个中将，再高一点恐怕就够不着了”。
看着对方陈恳的眼神，毛主席无奈地摇了摇头，长长叹了一口气。
“其实组织上最初是考虑授予你上将军衔的，你对革命的付出、是人尽皆知的，就不要再推辞了”。
最终，在毛主席的坚持下，陈奇涵还是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
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陈奇涵刚满60岁，便主动向中央请求辞职，并中将钟汉华接任军事法院院长一职。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陈老将军不贪慕名利的高尚品德。
除了严于律己之外，陈奇涵还坚决反对家人搞特殊，还立下了三条家规。
“买一切东西都要付钱；绝不可以贪污；一切公事公办，不能搞‘职务便利’”。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上将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他的子女们在耳濡目染之下，也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民服务，严格遵守着那三条家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