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对越反击临阵换将？王司令镇不住、秦基伟拒绝、只能换杨得志

1978年12月7日，面对越南在边境上的不断挑衅行为，中央军委最终做出了对越自卫反击的重大战略决策。

按照预定的计划，此次反击作战分为东西两线，东线以许世友的广州军区部队为主力、而西线则以王必成的昆明军区部队为主力。

其实，早在中央军委下达这个命令之前，许世友、王必成两位将军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果，已经提早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然而，就在万事俱备之时，一封北京下达的新命令，却让王必成有些不知所措。

王必成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职务对调。

也就是说，杨得志来到昆明军区之后，便会接手对越反击西线部队的指挥重任。

刚刚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王必成的心中是五味杂陈的，他始终想不明白，自己已经带领昆明军区的将士们做好的万全准备，只等一声令下、部队开拔，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节骨眼把自己调走呢？

兵法有云：“临阵换将，固兵家之所忌。”

毕竟王必成自1969年便来到了昆明军区，先后担任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司令员，同时兼任云南省委书记。

十年来，他兢兢业业，对于西南地区这片土地、以及昆明军区的将士们再熟悉不过。

而且先前越南军队数次在边境线挑衅，王必成沉着指挥战士们应对，其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既然如此，大战在即的关键时刻，中央军委为何要换将呢？事后两位将军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想要解开这段历史的疑团，还要从嚣张跋扈的越南当局说起。

1975年，黎笋击垮了南越政权、实现了越南的统一。

然而统一之后，黎笋的野心也逐渐暴露，他背弃了中越两国之间维系了20多年的友好关系，开始不断派兵在边境挑起争端，侵占我们的岛屿和陆地领土。

对于他们这番背信弃义、恩将仇报的做法，引起了我国以及周边各国的强烈不满。

但早在1953年时，周恩来总理便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以起初对于越南的挑衅、我国边防部队选择“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态度，争取和平解决此事。

然而，这种做法却让越南当局越发变本加厉起来。

尤其是在1978年底，越南悍然派兵入侵柬埔寨。

倘若真的让他们得逞，那么我国南部边境必然面临危险。

于是，对于黎笋政府的野心、以及他们侵略行为，中央军委最终决定不再忍让，派兵发起自卫反击战。

而在不久之后，中央也发出了《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

“事实反复证明，同越南侵略者打交道，委屈已经不能求全，忍耐已经被当作软弱可欺，劝告、警告一概成了耳边风……他们欺人太甚，我们忍无可忍。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给越南侵略者以应得的惩罚。”

到这里，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确定，东西两线的大部队也已经集结完毕。

可为啥在这个关键时刻，西线总指挥却突然换人了呢？

有些人便开始纷纷猜测，或许是因为王必成与杨得志相比，军事能力上还有些不足。

而且从杨得志的履历上来看，他还多了一个巨大的优势，曾在越南担任过军事顾问，对那里的情况更加了解一些。

然而，这个说法其实是不成立的。

首先，杨得志曾在越南生活过、且指导过那里的军事工作不假，但距离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越南还分为南北，黎笋也还没有达到大权独揽的地步，而且越南内部对于我国一直是奉行友好政策的。

而现如今，越南方面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们从苏联那里得到了大批先进的武器装备，他们的战斗能力早已不能同往日而语。

其次，从军事能力上来说，王必成未必就逊色于杨得志。

王必成与叶飞、陶勇并称为战神粟裕手下的“三大虎将”，能有这个称号，就足以看出其能力不一般。

抗日战争时期，王必成曾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团长。

在他的指挥下，二团参加了包括新丰、句容、东湾、延陵、陈港桥在内的200多场战斗，且都是以大获全胜告终。

凭借着这200多次战斗，王必成名声大噪，被敌人称之为“王老虎”，而他手下的二团也被冠以“老虎团”的称号。

那时候就有人这样评价过他，“王必成的作战风格很简单，快、准、狠！他也是善于打硬仗的”。

而在解放战争时期，王必成仍是与叶飞、陶勇、许世友齐名的，他们四人手下的纵队被称作华东野战军的四大主力。

扬名海外的苏中七战七捷，王必成率部打了五仗，歼敌1.6万余人。

莱芜战役中，他创造了一个纵队在一次战役中就歼敌2.4万余人的辉煌战绩。

孟良崮战役中，也是王必成的第六纵队，率先冲到了张灵甫整编第74师的指挥部。

要知道，那时候的敌整编74师可是有3万余人，而且清一色的美式装备，被称之为老蒋麾下的“五大主力之一”，就这样被王必成的一个纵队击垮了。

而就在王必成在山东、苏北一带大展身手之时，同一时期的杨得志，却只能在华北战场上与敌人艰难周旋。

环顾三年解放战争，王必成的华野六纵，其战绩在整个解放军同级别部队中，是要排第三位的。

既然能力上丝毫不差，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有人说是资历问题。

毕竟在抗美援朝末期，王必成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后来改任兵团代司令员。

可杨得志在那时候早已经从邓华手中接过了战场指挥棒，成为志愿军司令员了。

当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杨得志回国后直接被中央军委任命为济南军区司令员，而王必成却只是在上海警备区任职，直到1960年才被提拔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差距一步步扩大，等王必成主政昆明军区时，已经是1971年的事情了。

而且从军衔上更容易看出两人之间的差距。

开国授衔时，王必成为中将，杨得志为上将。

当然，资历、军衔并不能够说明一切。

毕竟对越自卫反击战并不是全面战争，以王必成的能力、经验来说，足可以应对了。

那么在“换将风波”的背后，必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一次对越作战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参会众人正准备离场，却突然被主席拦了下来。

他沉思片刻后，抛出了一个问题让众人讨论，那便是两路部队总指挥的人选问题。

对于东线总指挥许世友，大家都是一致通过的，并没有什么异议。

然而，当谈及西线总指挥王必成时，却爆发出不少异样的声音。

有人透露道，就在不久前昆明军区集结部队的时候，就有那么一位师长，竟然发起了牢骚，要是他指挥，我就不听。

王必成可是整个昆明军区的司令员，一个师长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这其中的背景是极其复杂的。

1969年底，王必成从南京军区调任到昆明军区任副司令员。

虽然那时军区司令员是秦基伟，但由于一些原因，他只是挂了一个头衔，实际工作还是由政委谭甫仁主导的。

一个政委，军事、生活两手抓，工作十分繁杂，渐渐地就有些力不从心，时间久了便会产生一些问题。

尤其是在1970年，谭甫仁因意外去世之后，整个军区的问题彻底暴露，各方矛盾也达到了极点。

虽然中央很快便指示由王必成主持昆明军区工作，并在不久后将他扶正为军区司令员，但并没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毕竟那时候他刚刚做完一场手术，身体极为虚弱，无暇处理太多事情。再加上来到昆明军区总共才一年时间，必然是难以服众的。

在军事上，王必成的能力确实没话说，堪称猛将。

可在处理类似的内部问题上，他却无计可施了。

所以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军区内部的各级人员之间，仍然有许多疙瘩没能解开。

总不能让将士们带着心结、隔阂上战场吧？那部队间怎么配合？

考虑到这一点，中央最终还是决定换将。

当然，换将的第一人选，其实并非杨得志，而是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

毕竟秦将军在昆明军区待的时间长，让他去解决那些陈年旧事最合适不过了。

可当秦基伟听说这件事后，毫不犹豫地摆手拒绝了。

对于那些陈年旧事，他也没有把握彻底消除掉，万一事情没有办好，耽误了对越反击作战、造成巨大的损失，那罪过可就大了。

见他拒绝，主席也没有强求，而是找到了第二人选，也就是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

杨得志是二野出身，而昆明军区的许多部队，也都是当初二野前往西南剿匪时留在那里的，彼此之间也都熟悉，杨得志跟那些将领们也都能说得上话。

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作为对越反击作战东线的总指挥，许世友是开国上将军衔。

所以，安排同是开国上将的杨得志去指挥西线也是合情合理的。

毕竟两人军衔对等，交流起来也更方便些。

兵法也同样说过：“事当审其是非，当易而不易，亦非也”。

所以，此番临阵换将，也是综合考虑之后的最优解。

可毕竟杨得志第一次到昆明军区任职，对那里的一切都还不熟悉。

考虑到这一点，邓公还特意找来军区副司令员查玉生、张铚秀二人，语重心长地说道：“杨得志对昆明的部队还不熟悉，这次反击越南，你们还是要多协助”。

那时候，杨得志已经年近七旬，身体情况并不太好。

对越反击战打响的第四天，他就因为过度劳累引发了急性心衰，只能暂时离开战场、返回北京接受治疗。

所以，西线的主要指挥，基本上都是查玉生、张铚秀，以及跟随杨得志一同前往昆明军区的梁光烈共同决定的。

1979年2月17日到2月26日，短短十天的时间里，西线部队就冲破了敌人的红河防线，一路长驱直入，先后控制了老街、代乃等重要城市，切断了敌人与增援部队的联系。

后来，他们更是只用了七天时间，就逼近到越南首都河内。

此时，给越南当局教训的目的达到了，中央军委随即下令各部队撤出越南境内。

1979年3月5日，也就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之时，我国更是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和原则。

“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

虽然王必成被调到了武汉军区，但他对于前线局势还是极为关注的，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翻看报纸，寻找相关的消息。

当他看到对越反击战中，我军大获全胜的消息时，不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一名军人，肩上的职责、心中的理想，就是保家卫国，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

而这一次，他失去了前往的战场的机会，心中自然是失落、遗憾的。

为了弥补这份遗憾，他还写信给儿子、女儿，鼓励他们到前线去。

后来，妻子陈瑛心事重重地说道：“儿媳妇也想到前线去”。

听到这话，王必成当即拍板道：“让她去，这才像我家的媳妇”。

话音落下，陈瑛也说出了心中的担忧。

原来，儿媳妇那时已经怀有两个月身孕，陈瑛是不想让她去的。

但王必成却坚持道：“我不能参战，但我们的儿子、女儿、儿媳、还有未出生的小娃娃上了战场，咱家也算是三个半人参战了，我也算有个安慰……”

这便是老一辈革命者无私的心。

没有国、哪有家，为了国家而战，哪怕最终粉身碎骨，他们也始终怀揣着一往无前的意志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