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11号楼，是江青居住和工作的地方。

阎长贵，这个毕业于人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是11号楼工作人员里面，学历最高的一个。

1967年1月，他正式来到了11号楼，开启了自己秘书的职业生涯，他也是11号楼的首任机要秘书。

这篇文章，我们就从阎长贵的角度，去看看在11号楼里面当秘书，每天的工作都是做什么呢？

当11号楼的秘书，最主要的一个任务是收发和管理文件，这个工作量可不小，而且压力也很大。

仅仅只是那些很重要的文件，譬如重要人物、重要单位发送过来的文件，每天都有几十份，最多的时候甚至有上百份，堆在一起差不多有一尺半的厚度，字数差不多也得有个十多万字了。

这些文件你不能全都一股脑的丢给领导，全部丢过去，她是没时间也没那个精力看的。

这就需要秘书进行挑选了，看看哪些适合送过去，哪些可以缓一缓，哪些可以不用给领导过目。但是呢，倘若无关紧要的文件，你没有送给领导看，她倘若是从别处得知某某某看过了，而她自己没看过，那就要挨批了。

用阎长贵的话来说，会被这样挨批：

“......说我扣了或是贪污了，其罪过很大.....”

即使有些文件阎长贵送过去了，但是毕竟数量太多，她也看不过来，而她如果从旁人口中得知了，也是一样会挨批。

阎长贵是首任机要秘书，来之前也没经过岗位培训，所有的经验都需要自己从挨批中摸索总结。

就说收发和整理文件这个工作，既不能不送给她，又不能笼而统之的送过去，因此，就必须对这些文件进行整理和分类。这个工作听起来很简单，实际操作下来，用阎长贵的话来说，那是他最重要、最费脑筋，也是最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

好在他是搞文字工作的，学历也高，对于整理文件这种工作，度过最初的适应期以后，也算是摸索总结出了自己的小窍门。他把那些送到11号楼的文件和材料，进行了一个大体的分类，总共有下面这三种分类：

1、必须要看的文件：这一类的文件通常是中央文件以及伟人等重要人物的传阅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部门或是个人，直接请示她的信函，这些信函除了要让她了解之外，有的还需要她给出表态和意见。

2、参阅件：这类文件大多是重要的内部材料，相对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不一定需要她给出自己的态度或者是建议。

3、浏览件：这类材料和文件，对于她而言属于是可看可不看的，但是也得送过去，有时间了就看，没时间就搁置一旁。

阎长贵每天都要准备三份卷宗，用来分别装不同的文件。

江青的生活习惯和常人不同，她通常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起床的时候通常是九点以后，倘若昨晚熬得太晚，第二天大概率就得中午才能起来了。因此，每天领导起床前，阎长贵就得提前把三份卷宗送到办公室。

11号楼只有二层，除了她一个人住在二楼之外，其他的工作人员都住在一楼，这二楼是她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她的办公室距离卧室很近，阎长贵就把卷宗放在沙发右边的茶几上，一般情况下，这是每天的日常工作流程。

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些标注“加急”，尤其是“特急件”的材料送过来，那就分秒都不能耽搁，必须第一时间送过去。如果恰好碰到她睡觉的时间，那就只能等她醒来之后再送过来。江青的神经有些衰弱，入睡很浅，她当年刚入住钓鱼台的时候，是住在5号楼。但是这5号楼的围墙外面就是一条大马路，严重影响她的睡眠，没住上多久，就搬到了这环境幽静的11号楼了。

因此，她睡觉的时候，是千万不能打扰的，哪怕是“特急件”送过来，也要等她睡醒后在处理。

每天送过来的文件，她看过之后，有的会批示，有的不会批示，只要是看过的，她都会顺手放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

那些她批示过的文件，又得分成两种情况来处理：

第一种：她写了信，而且还封口了，并且贴上了密封签。这类批示，阎长贵是不能看的，也是不能打听的，他只需要负责登记好以后，转交给机要交通员。

第二种：由她口述，阎长贵进行批示，随后写信封装好以后，转交给机要交通员。

上午，阎长贵把卷宗送过去之后，就下楼等着，约莫等她处理好以后，就上二楼去取她看过和批示的文件。该登记的登记，该发走的发走，该分类存档的分类存档；当然了，那么多的文件，一个上午是批示不完的，下午的时候，阎长贵还得去二楼一趟，重复着上午的工作流程。

这三类不同的卷宗，第一类“必须看的”文件，她基本上每一份都会看，阎长贵去取的时候，里面常常是空的。第二类“参阅件”，她只会挑选一些重要的来看，并且会给出批示，要么是画个圈，要么是简短的写一些字。至于第三类“浏览件”，她看得就很少了，有时候甚至是动都没动。

第一类卷宗都是需要存档的，第二类卷宗，她看过或是批示过的，也是需要存档，至于第三类卷宗，她没看的就不需要存档，第二天再和新的浏览件掺和在一起送到二楼。

这些，就是阎长贵在11号楼每天的日常工作。

作为11号楼的秘书，阎长贵是没有属于自己的个人时间，即使是逢年过节也得24小时在岗。也就是只有领导午休和晚上睡觉的时候，才是阎长贵的休息时间。除此之外，他一刻都不能离开办公室。

因为他不知道领导啥时候会按铃叫他，让若铃声响起，阎长贵没有出现，那就得等着挨批了。

在阎长贵的记忆中，他就遇到过一次。

那是在1967年的一个冬天，阎长贵有急事需要出门一趟，他想着出门的时间很短，办完事来回也花不了多长时间，于是就出门办事了。哪知道他前脚刚出门不久，按铃声就想起来了。

等他赶回办公室的时候，护士就急匆匆的跑进来，说：“你干什么去了？”

阎长贵这才得知，就在他出门的时候，办公室的按铃声响了，他心下这回糟糕了，也来不及和护士解释，就赶紧跑上二楼。还不等他开口解释，就挨了一顿训。

“......谁叫你离开办公室的？你耽误我的事，你负得起责任吗......真是，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了”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著.

“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了”，这句话让阎长贵心里很是委屈，可以说是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的心头上。

11号楼的工作人员，只有阎长贵是正儿八经的名牌大学生，其他的工作人员大多都只上过初中，识得一些字；也有极个别是高中生，或者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但是，阎长贵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学历高，就骄傲自满，对工作不负责。

因此，那句话才会让他感觉很委屈。

那么，问题来了，在钓鱼台11号楼当秘书，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呢？待遇好不好？

在11号楼，阎长贵的工资排在第二，工资加上其他的所有补助，每个月能有70元，这可是在六十年代，一个月70元的工资属于高工资了，怕是相当于现在的三万元了吧。工资排在第一的是厨师程汝明，他每个月的工资加上补助，能拿到150元，这薪水怕是相当于现在的五万了吧。

就这个工资待遇，如果换做是你，你会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