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文艺复兴”，限定在通常所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及之后的北方文艺复兴上，那么在欧洲崛起的过程中，文艺复兴扮演的角色，可能并没有很多人想象中那么重要。

欧洲的崛起是个长时期的过程，数百年来的一系列事件——诸如十字军东征、大翻译运动、现代大学的兴起、资本主义的萌发、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乃至之后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最终量变形成质变，推动了欧洲的崛起，而文艺复兴，只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篇章。

我来讲几个教科书不大提到的点吧。

首先是人口。

在农业时代，人口可以说是文明实力的主要来源。以德国和近东地区为例，根据《世界人口历史图集》的估计。从公元1000年到1300年，德国人口从不到400万增长至大约900万，其他欧洲地区基本也经历了类似的人口倍增。而与此同时，占据了东地中海文明精华区域的奥斯曼帝国范围内的人口则几乎没有变化，部分地区甚至有下降趋势，中东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人口变化的外在反应，就是欧洲和中东，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实力的此消彼长。8世纪时，实力处于巅峰的阿拉伯帝国可以将边界推进到法国中部，而从10世纪之后，地中海周遭伊斯兰文明区的范围不断缩小。在南欧，经历数百年的再征服运动，穆斯林被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在中东，欧洲的十字军一度啃下了沿海的部分土地，虽然不算成功，但攻守之势已然转变。

人口增长的背后，是欧洲的农业革命。8世纪之后，西北欧地区逐渐开始用重型犁耕地。和罗马时代的轻型犁相比，重型犁可以犁开西北欧湿润厚重的土壤，让土地得到充分犁耕。此后，西北欧的人口开始稳步增长。不过这种重型犁究竟是如何起源和传播的，目前还不是很明确。

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大的市场，更大的需求，在合适的条件下，也会推动技术更快的发展。此外，人口的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促成统治方式的改变。迅速增长的人口需要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也是一种开拓的力量。

其次是蒙古人的远征。

13世纪，蒙古人的迅速崛起终结了中东、中亚等地数百年来的分裂局面，欧亚大陆进入到一段持续一两百年的蒙古和平时期。尽管蒙古人的崛起伴随着大量杀戮，但蒙古人的统治却也让欧亚大陆暂时平静下来。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以伊本白图泰、马可波罗、汪大渊等人为代表的大旅行家。

大旅行家是欧亚大陆两端的技术、文化交流的缩影，而这种交流，最大的获益者就是欧洲。相比较中东、中亚以及东亚，欧洲在蒙古崛起的过程中没有遭受到太大规模的生灵涂炭。这一时期，大量先进技术传入欧洲。原本在亚欧大陆上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欧洲迅速拉近了和其他文明的差距，甚至后来居上。

举个例子，在10世纪的时候，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已经开始应用火药，造纸术发展了数百年，雕版印刷产业也已经非常繁荣。而此时的欧洲，人们还不知道火药和印刷术，造纸术也还没有通过中东传来。

而到了日月重开大宋天的14世纪，当时的欧洲人已经学会了造纸，也了解了雕版印刷（当时欧洲已经出现了早期的版画），能够制造使用火药的管形火器，此时的中国，这些技术自然也没有失传，但是相较于欧洲，已经没有很大优势了。

最后是科学革命。

通常所说的科学革命，发生在16-17世纪，以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为标志，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以及探究手段产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将理论推导和定量实验结合起来，这方面的先驱伽利略也因此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以及”科学方法之父“。

从时间上看，科学革命似乎是和文艺复兴差不多时候的事情，但其实，科学革命的种子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早在11世纪，生于伊拉克的伊斯兰科学家海赛姆（西方称为阿尔哈曾）就已经用定量实验结合理论推导研究光学和人类的视觉，成为伽利略的先驱。

此后不久，欧洲学者通过西班牙的托莱多以及意大利的西西里（西班牙和西西里都曾处于伊斯兰势力的统治之下）两大翻译中心，将大量阿拉伯学术著作翻译成拉丁文以及其他欧洲语言（其中一些阿拉伯著作，又翻译自更早的希腊罗马著作）。

大翻译运动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在此过程中，亚里士多德也取代柏拉图，成为对欧洲经院哲学影响最大的古希腊哲学家。当然这一转变也逃不过和伊斯兰学者的关系。因为他们主要是从伊本路西德（欧洲人称为阿威罗伊）的理论认识亚里士多德的。

虽然在中学科学和历史课本里，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但亚里士多德注重通过逻辑和观察认识世界，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家则试图以理性认识上帝，这都和近代的科学方法有共通之处。我们不能粗暴地以现代人的视角，否定这些理论在当时的进步意义。

也正是在这些理论和学术基础之上，12世纪的欧洲，发生了一场被后世称为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的运动。著名代表有前面说过的神学家阿奎那，大阿尔伯特，还有奇异博士罗杰培根，奥卡姆的威廉等等。罗杰培根注重实验的研究方式，奥卡姆的威廉提出的“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也就是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理，都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仔细研究这段时间的欧洲思想史，有学者提出，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欧洲的知识发展并没有根本性的中断和革命，这些学者主张将欧洲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作为连续发展过程的标志，这就是所谓“连续性论题”（Continuity thesis）。

法国物理学家、科学史家皮埃尔·迪昂是连续性论题的开创者，他注意到中世纪晚期学者在静力学方面的研究成就，认为罗马教会其实促进了西方科学的发展。迪昂将中世纪晚期的罗杰·培根、尼克尔·奥里斯姆等学者视为现代科学的奠基者，认为现代科学是从中世纪晚期，通过一系列渐进的，难以察觉的改进而发展起来的。

比利时科学史家乔治·萨顿（他被认为是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也支持类似观点。他认为，相较于之前的十二世纪文艺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发展停滞不前。这一时期的人文学者更强调形式而非事实，以致于此后的学者，不得不再次建立起科学实践的精神。他认为，正是奥卡姆主义和阿威罗伊（即伊本路西德）的结合，为新时代的开始做好了准备。

当然还有不少其他推动欧洲崛起的因素，有些可能教科书里提过，有些篇幅有限，这里就不展开了。总之，导致欧洲崛起的因素有很多，哪怕文明这类以历史为舞台的策略游戏，都要设置科技树、政策树、资源、政策等元素模拟这一事件的发生，片面将其归于文艺复兴，就太简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