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娶不到老婆怎么办？他们会用这1招，延续了2000多年

在南北朝时期，一个令人揪心的社会现象悄然兴起。当时，浙东五郡因战乱频繁，军税沉重，许多百姓不得不典卖妻儿以求生存。这种被称为＂典妻＂的陋习，竟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从南北朝到民国，无数贫困家庭将妻子＂典当＂给富人，供其＂借用＂生子。表面上看，这是一桩各取所需的交易：贫困者得以维持生计，富人获得传宗接代的机会。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无数女性难以言说的痛苦与折磨。就像民国初年那位惨死于古井中的浙东少妇，她的故事揭示了＂典妻＂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命运，也折射出封建社会对女性人格的漠视与摧残。

南北混战引发的畸形交易

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侵扰，战火连绵不断。浙东五郡地处沿海，常年遭受军事威胁，朝廷为了筹集军费，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赋税负担。

在建元年间，朝廷下令浙东五郡每户需缴纳一千钱的丁税。这对于当时的普通农户来说，无异于一笔天文数字。面对沉重的税负，许多百姓被逼无奈，开始典卖妻儿来凑齐税款。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交易逐渐演变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到了唐宋时期，＂典妻＂已不仅仅是为了交税，更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民间习俗。当一个家庭陷入困境时，典妻成为他们最后的求生选择。

元朝统治者对这种现象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只要不影响社会稳定，这种民间交易无需干涉。于是在元代，典妻现象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随着典妻交易的普及，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逐渐形成。通常情况下，典妻的期限为三年，价格从几两银子到数十两不等。在这期间，妻子需要在富户家中生活，如果生下孩子，男孩归富户所有。

明清时期，虽然官府开始明令禁止这种行为，但在江南一带，典妻依然十分普遍。特别是在浙江的宁波、绍兴、金华等地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初期。

这种交易还衍生出了不同的地域特色。在辽宁，人们称之为＂搭伙＂；在甘肃，则被称为＂僦妻＂。尽管名称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将女性作为交易对象的陋习。

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与当时的经济结构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在农业社会中，自然灾害和战乱频发，底层百姓生存困难。加上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使得典妻成为一种被默许的生存策略。

典妻交易的规矩与各地不同

典妻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但在民间却形成了一套极为严密的规矩。在浙东一带，典当妻子的价格通常与土地的租价挂钩，一般是每亩良田年租的三到五倍。

过户之时，富户要准备一份详细的契约，写明典当年限、价格和双方责任。这份契约需要族长、里正见证，有时还要请来识字的私塾先生做中人。

在典妻期间，女子要承担生育义务。如果生下男孩，富户会给予额外的酬劳，一般是原定价格的三成。富户也要保证妻子的基本生活，包括衣食住行。

不同地区的典妻规矩也大不相同。江南水乡的典妻多以三年为限，期满后可以续典。山东地区则多以五年为限，且不允许续典。

辽宁的＂搭伙＂制度更为独特。富户需要每月支付一定数额的＂月银＂，相当于现代的租金。这笔钱直接交给女子的原配丈夫，用于维持其生计。

甘肃的＂僦妻＂则带有一定的对价性质。富户除了支付约定的银两，还要帮助贫困户承担赋税，甚至代为照料老幼。贫困户则要定期为富户提供劳动力。

在湖南湘西地区，典妻还和当地的赶场习俗相结合。每逢赶场日，有意典妻的人家会带着妻子到集市上寻找＂买主＂。这种做法虽不登大雅之堂，但在当地却司空见惯。

山西晋中一带的典妻更讲究＂门当户对＂。即便是典妻，也要考虑双方家族的身份地位。富户若是商贾之家，就不会接受农户的典妻，以免遭人耻笑。

到了清朝中期，典妻制度出现了新的变化。一些地方开始实行＂分期典当＂，即将典当期限分为数段，每段结束后重新议价。这种做法给了贫困户更多的回旋余地。

随着时代变迁，典妻的形式也在不断演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互典＂现象，即两个贫困家庭互相典当妻子，以节省开支。这种做法在民间被称为＂换妻养家＂。

典妻价格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多个因素。年轻貌美的女子价格较高，生育能力强的更受欢迎。若是带有一技之长，如纺织、刺绣，价格还要上浮两成。

在一些偏远山区，典妻还与当地的风俗习惯相结合。比如在贵州苗族地区，典妻必须经过＂问卜＂仪式，请巫师占卜吉凶。若占卜结果不佳，这桩交易就会作罢。

这些繁复的规矩和地域差异，反映出典妻制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演变。虽然形式各异，但本质上都是一种非人道的交易，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诸多弊端。

典妻交易背后的人情冷暖

在民国初年的浙东，发生了一起震惊乡里的典妻惨案。当地一位姓张的农户，因连年歉收无力还债，将妻子典给富户王家。不料这位年轻的妻子在王家待了不到半年，就投井自尽了。

这起悲剧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据邻居们讲述，这位少妇在王家备受折磨，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还要伺候王家老小。王家对她百般刁难，动辄打骂。

在江西吉安，一位被典当的妇女逃回娘家，却被夫家人强行带回。途中她跳河自尽，临死前留下一封血书，控诉富户对她的虐待。这封血书被当地士绅投书到《申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典妻制度下的女性地位极其低下。她们既不是富户的正室，也失去了原配妻子的身份。在富户家中，她们要承受其他女眷的白眼和欺凌。

有的富户甚至将典来的妻子当作奴婢使唤。这些女子要承担最繁重的家务，从早到晚干活。一旦生了病，富户便会将她们遣送回原配家中，等养好了再接回来。

在山东的一些地方，被典当的妻子要戴特制的头巾，以示身份。这种头巾通常是青色的，象征着她们尴尬的处境。这些女子在集市上购物时，常常遭到其他妇女的指指点点。

典妻所生的子女命运更为坎坷。按照惯例，男孩归富户所有，女孩则归原配夫家。这种分割亲情的做法，给这些孩子带来终身的阴影。

在浙江绍兴，一位被典当的妇女生下双胞胎兄弟。富户只要了哥哥，弟弟则被送回原配家中。这对同胞兄弟，一个锦衣玉食，一个贫困潦倒，造就了一出人伦悲剧。

有些地方的典妻合约规定，如果妇女在富户家中死亡，富户需要支付一笔丧葬费。这笔费用被称为＂命价银＂，数额通常是典当价格的一半。这种规定变相鼓励了富户对典妻的苛待。

在湖南常德，一位典妻因不堪虐待逃走，富户不仅不退还典当银两，还要求原配赔偿违约金。这场纠纷闹到了县衙，最终以妇女被迫回到富户家中告终。

到了民国时期，一些开明人士开始抨击典妻陋习。他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典妻制度是＂人肉市场＂，呼吁政府取缔这种不人道的行为。

然而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典妻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的＂中人＂，专门为富户和贫困户牵线搭桥，从中抽取佣金。这些中人往往是当地有威望的族长或里正。

典妻制度的存在，反映出旧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它不仅摧残了无数女性的身心，也扭曲了正常的婚姻关系和家庭伦理。这种陋习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

典妻制度的没落与最终消亡

民国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典妻制度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抨击。进步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这一陋习对女性的摧残。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新的民法典，明确规定婚姻自由，禁止买卖婚姻。这部法律第一次从法律层面否定了典妻的合法性。

在城市地区，典妻现象逐渐消失。但在偏远农村，由于经济落后，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当地政府虽然明令禁止，但执行力度不够，使得典妻交易转入地下。

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彻底铲除典妻陋习。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从根本上改变了贫困农民的生存状况。

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全国各地成立妇女协会，帮助被典当的妇女重获自由。这些组织还通过宣传教育，消除人们对典妻的旧观念。

在浙江省，政府专门成立了清理典妻案件的工作组。工作组深入农村，摸排典妻情况，调解纠纷。许多被典当的妇女在工作组的帮助下，重返原配家庭。

1950年，新中国颁布婚姻法，从法律上彻底否定了包办买卖婚姻。政府还组织基层干部，挨家挨户宣传婚姻法，教育群众树立新的婚姻观念。

在一些典妻现象严重的地区，政府还采取了经济帮扶措施。通过发放贷款、提供就业机会等方式，帮助贫困家庭摆脱经济困境，从根本上消除典妻的土壤。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典妻现象在大部分地区基本消失。但在一些偏远山区，这种现象仍然零星存在。政府继续加大打击力度，对参与典妻交易的人进行严厉处罚。

典妻制度的消亡，标志着中国婚姻制度的重大变革。这不仅是法律的进步，更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

在一些曾经典妻现象严重的地区，当地政府还建立了纪念馆，警示后人。这些纪念馆收集了大量的典妻契约和受害妇女的遗物，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典妻这种陋习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实现经济独立，提高文明程度，才能真正保障人权。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曾经的典妻制度已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今天的中国妇女享有充分的婚姻自由，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人生。这种进步来之不易，需要我们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