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五月初，因政治问题隐居瑞士的卓别林家传来电话“铃铃铃”的响声，管家接起电话。

“是卓别林家吗，我是新中国周恩来总理的代表，周总理现在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听闻卓别林先生居住在此，特邀卓别林一家一同吃饭。”

管家吃惊的向卓别林汇报：“先生，是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想邀您和夫人孩子赴宴。”

卓别林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嘴唇“哦”成一个大圆，因为他时常接到一些社会名流和西方上层人士的邀请，没想到这次是来自神秘而古老的东方大国的邀请，随即他便答应下来。

他的妻子和孩子十分兴奋，一家人对于这一场宴会的邀请都十分期待。那么周总理是怎么和卓别林联系上的呢？卓别林这位喜剧大师又是为何退隐山林的呢？

1954年5月6日，周恩来代表中国代表团邀请喜剧演员卓别林参加了晚宴。

卓别林和家人如约来到中国代表团落榻的屋子时，发现周恩来已经笑容可掬地站在门口迎接他们了：“哦，差不多半个世纪前，我已在电影银幕里见过您了！”

周恩来与卓别林握手，热情地赞扬了他的艺术才华，尤其提到了他刚看完的一部电影《城市之光》，这部电影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被这位天才电影艺术家将痛苦和幽默融为一体的高超艺术手段所折服。

早在二十世纪10年代卓别林第一次把他的喜剧片引进中国的时候，周恩来就已经看过了，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电影大师，给周总理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他知道卓别林因为从事激进的影视事业，被美国的反政府势力所迫害，被迫带着一家老小，离开生活了四十余年的美国，搬到了瑞士的韦威镇，隐居在一个僻静的小山庄，他就请卓别林一家来作客。

卓别林一开始很担心，问到目前正在召开的日内瓦大会，他很想知道，大会上关于印度支那和谈的议题，是否取得了进展。

日内瓦是二战结束后第一次中美会谈，也是自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在国际上举行的大国会议，因此，它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会议上争吵十分激烈。周恩来站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和维护国际秩序的立场上，对杜勒斯等人的战争策略和殖民、侵害手段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经过各方的通力合作，最终克服了重重阻碍，促成了印度-中国的和平协议。当周恩来平静地对卓别林说，“事情已经和平解决了”的时候，卓别林哈哈大笑。

卓别林曾经用影视作品来对抗法西斯主义，他认为周恩来是决定和谈的关键人物，他在日内瓦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周总理的领导能力和外交能力表示了敬意。

卓别林向周恩来确认，中国共产党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被迫转移到北方，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一支濒临崩溃的军队，突围而出，重振雄风，这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跟毛泽东一起经历过万里长征的周恩来，却是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坐在了他的面前确认了此事。

卓别林最后在惊讶中被说服了，带着他惯常的诙谐说，“您再也不需要走这么长的路了！”

会谈快到中午了，周恩来邀请卓别林一家吃午饭。席间，宾客们频频举杯，互相祝福。卓别林说，他虽非共产党员，却真诚地祝愿中国人民过得更好。

卓别林小酌一口茅台，一股热辣的辛味涌了上来。他说："这茅台酒才是我们男人喝的酒！"然后，他试探性地说："可否让我带一瓶回家做个纪念？"周恩来总理欣然同意，让人送来两瓶上好的茅台酒。

当周总理邀请卓别林品尝北京烤鸭时，他连连摇头，说：“我对鸭子有特殊情谊，所以从不吃鸭肉。”

周恩来一听，忙问为什么，卓别林神情庄肃穆地解释道：“我塑造的那个叫夏洛尔的流浪者，就是从鸭子那滑稽可笑的步伐中学来的。

我从那以后再也不吃鸭肉了。”中国东道主相信了他的话，周总理诚恳地向他道歉。

没想到卓别林换了个说法，用他特有的幽默语气说道：“但这次是个例外，因为这不是美国鸭子！而是中国鸭！”说罢哈哈大笑吃了起来。

饭后，卓别林兴犹未尽。他说：“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然后用一种很遗憾的语气说：“可惜我的一个孩子没有来，所以没有吃到中国美食。”

他这句话虽然是随口一说，但周恩来总理立刻吩咐手下的人，又拿出了一只烤好的鸭肉和一叠煎饼，让卓别林一家人拿回来，让那没能来的孩子品尝。这一幕让卓别林又惊又喜。

在为期七个小时的会谈后，周恩来还特地与卓别林一家三口一起拍照留念。当卓别林和他握手道别时，他又一次兴奋地说：“这一天，我将永生难忘！”

周恩来与卓别林

目送卓别林离开后，周恩来总理亲切地对随行人员说：“卓别林为人正直，他用同样的态度对待生活和电影事业，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巨匠！”

周恩来接见卓别林的新闻，次日即登上欧洲各大报刊的头版，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一时被人津津乐道，认为这是周恩来在外交上的一篇名作。

1989年4月16日，卓别林出身于英国伦敦，他的父母分别是剧团的歌手和舞蹈演员，这个家表面上热闹，但生活却很艰难，因为杂技团的工资十分微薄。

有一天，母亲要上台表演时，突然发生了意外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母亲疼的声音沙哑，说不出话来，根本没法上台。

剧团里的人都知道，小卓别林是个很会开玩笑的可爱孩子，所以情急之下把他推上舞台，以解燃眉之急。

谁知道这小子是个出类拔萃的天才演员，在舞台上逗得大家直乐，观众们都很喜欢他。

就这样，小卓别林的喜剧天赋逐渐得到了挖掘与开发，但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未来将面临怎样的艰苦生活。

6岁那年，卓别林的母亲因压力过大，身体状态欠佳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演员工作，只能用简单的针线活养家糊口。

但由于付不起租金，他们一家被赶出了房子，卓别林和哥哥被送进了感化院学校。

或许是这两个孩子过于乐观的性格并不适合这个压抑的地方，没多久兄弟俩就被转送进了附近的一所学校，在这里的孩子都是穷人与孤儿。

虽然法院将兄弟俩判给了父亲抚养，但父亲工作很忙，又新结了婚，根本没空管教兄弟俩，兄弟俩不得不开始了自力更生的生活。

更让人难过的是，第二年，卓别林的母亲因为与孩子分离太久，本就不佳的精神状态已经彻底崩溃，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而父亲也因为工作中出了意外而去世，俩兄弟彻底成了孤儿。

卓别林开始了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他做过杂货铺的伙计，做过报纸销售童工，做过擦玻璃的工人，还在游乐园里扫地，维持生计。

好在天生的喜剧演员天赋让他的生活有了转机，他在一个杂技团里被选为一个报童的正式角色，而后参加了一个相当有名的弗莱德.卡尔诺喜剧剧团，在那里当小丑。

1912年，23岁的卓别林跟随卜尔诺喜剧团去美国演出，所到之处欢声笑语，美国启斯东公司的老大塞纳特看到他的表演，对他赞不绝口，很快就与他达成了成合意，拍了他人生中第一部电影《暴风雨》。

于是，一个留着八字胡，戴着圆顶礼帽，拄着一根拐杖，穿一双大皮靴，一条肥大的裤子，走起路来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的矮个子形象登上了世界舞台，成为了世界电影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

几年后，卓别林拍了一系列短片，声名鹊起。赛纳特为自己的伯乐一般的聪明才智感到自豪，卓另林对自己并不满足。

他认为这些喜剧演员表演的手法都很肤浅，甚至毫无意义，演员们的狡猾、丑陋、轻浮，直接把观众厌恶的东西带到了观众面前，博得了观众的一笑，但他需要的却是观众们更默契的微笑和心灵上的共鸣。

因此他后续的电影开始探讨更深刻的话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深受民众的喜爱。

他被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接见过，英国女王还给他封了一个大不列颠帝国爵位的封号。他的电影平均每一部都拥有超过3亿的观众群，即使是现在，他的电影也是全球范围内极受欢迎的。

卓别林的“小人物情结”，以及他后期作品中的批判性写实，不为西上流社会所接受，也与好莱坞的创作理念相矛盾，即欢快、梦幻、粉饰生活，这都是和好莱坞背道而驰的。

《大独裁者》

因此，这位小小的电影巨人，不断受到来自西部社团的攻击。

卓别林在创作讽刺希特勒的喜剧《大独裁者》时，不断地从希特勒的美国支持者那里得到威胁的信件。

因为害怕在美国政府的上层还有希特勒的狂热份子，这会使电影前景变得不明朗，制片商向卓别林提出了要求，让他不要再拍这部电影了。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派出他最好的顾问和朋友，美国商业部长哈利·霍普金斯，去找卓别林。

罗斯福

霍普金斯劝卓别林让他不必在意这些威胁，不必担心政府的干涉，不必担心媒体的检查，他还说，总统很想看到卓别林的喜剧。

那次会面后，卓别林又重新开始他的工作。《大独裁者》在美国的首映与上映过程中表现良好，而罗斯福本人也十分喜爱此片。

卓别林以其在电影中的敬业精神和对尽善尽美而闻名，他对他所饰演的角色也是精益求精。

1925年，卓别林为了拍《淘金记》中的一场戏，连续三天不吃饭，不睡觉，吃皮鞋道具吃的胃出血。拍完这一场戏，他立马住进了医院。

不仅仅是这样，卓别林将对所有的演员都是一样的。一次，他请在《城市之光》中饰演一位瞎子卖花的女演员弗吉尼亚•切瑞尔把她的台词大声而缓慢地念出来：“先生，你要不要买花？”

但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所以这场70秒钟的戏，他不得不暂停了342次，一连拍了几天。卓别林并没有解释这一点，因为他知道，这对默片的重要性。

1947年，美国参众两院都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将卓别林驱逐出美国，并且禁止他的电影上映。

1953年，卓别林搬到了瑞士的洛桑，并告诉美国在瑞士的领事，他将不会再回到美国了。

就这样这位名噪一时的喜剧大师，开始了他晚年的养老生活。也就是在这里，他与周恩来总理见了一面，这一次的见面也成了一段佳话。

后来，卓别林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在瑞士的时候还常看中国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让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面对中国记者的采访，他说：“这部电影很好，我希望你们能多拍一些这样的电影。贵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我希望贵国能够把优良的文化传统好好地挖掘出来。”

1956年7月到1957年2月，中国杂技团体受邀到七个西欧国家，分别有英国，法国，瑞士，荷兰等。中国的杂技，在西欧国家引起了轩然大波，吸引了许多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前来参观。

当卓别林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和他的妻子急忙赶往巴黎。一场表演结束后，他对中国杂技大加赞赏，甚至亲自登台庆贺，并留下珍贵的影像给后世。

而这位传奇的喜剧大师对于中国的喜爱一直持续到了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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