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保卫战对于太平天国而言，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一战的失利决定了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命运。而对于曾国藩来说，这一仗却堪称是他军事生涯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其谋略之深远，布置之周密，处处都散发着中国传统军事哲学的光辉，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古代军事史的巅峰程度。即使是放在整个世界军事史上，像这样大巧若拙、重剑无锋的实际战例也不多见。
近代以后的中国历代兵家对于曾国藩安庆之战的构思与谋划无不赞叹，并且认真体会研究，希望从中获取教益。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并且分析一下曾国藩安庆之战的过程，看一看他到底高明在何处。
（一）
安庆之战实际上是曾国藩顶着巨大的压力来打的，而这压力之大，是一般人根本就无法承受的。
1860年安庆之战开篇之际，恰好就是太平军击溃了江南大营，大举进攻江浙之时。苏南与浙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在当时提供的税收却占了清廷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丢失江浙对于清廷来说，是完全无法承受的损失。因此，当时上至咸丰皇帝，下至地方官员，都一致要求曾国藩立即率兵援救江南，先把安庆放下再说。
1860年6月8日，咸丰帝给曾国藩下达上谕，明确地指出：“……现在常州岌岌可危，无锡又有贼踪，可以径犯苏城，江南大局几同瓦解。曾国藩接奉此旨，即统率所部兵勇，取道宁国、广、建一带，径赴苏州，相机兜剿，以保全东南大局，毋稍迟误！”
咸丰的上谕说得如此明确，连进军的路线都给规定出来了，由此可见，他是真的急了。
如此严旨，换成另外的任何一个人都会不敢不遵，然而，曾国藩就是不去！
当然，曾国藩也没有干脆地一口拒绝，他总要给皇上留点面子。表面上他还声称自己已经移驻皖南的祁门，将率领鲍超、张运兰所部增援江南。实际上，鲍超、张运兰的任务是阻止皖南一带的太平军增援安庆，根本就没打算去江浙。只有曾国藩自己到达祁门，算是做了个姿态，表明自己正在遵旨而行。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接连给皇帝上疏，力陈进攻安庆的重要性，实际上要求咸丰放弃江南，全力支持他打安庆。
在这种情况下，咸丰不得不做出让步，再次发出上谕：“如果安庆一城指日可复，该督不妨先克安庆，沿江而下，乘金陵贼众空虚之时，直捣巢穴。”
咸丰实际上是给了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如果……不妨……”这些词实际上都是为了将来推卸责任的时候而用的。如果曾国藩这一仗打败了，咸丰正好可以把责任全都推到曾国藩的头上。
到了八月份，更严峻的考验又来了，英法联军开始进攻北京。咸丰帝连老窝都要保不住了，自然又会连下严旨，催促曾国藩北上救援。
然而，曾国藩还是以各种理由推诿延宕，就是不出兵。为了打安庆，他连皇帝本人的死活都不管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执意要打安庆这一仗承担了多么大的风险，同时，我们也能意识到，如果这一仗打败了，等待曾国藩的下场将是什么。
曾国藩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统统一把“梭哈”，押上了赌桌，就赌安庆这一仗他能获胜。
像他这样一向老成持重的人，这一次竟然如此的果决，不给自己留丝毫的退路，只能说明一点，他经过反复的考量，确信安庆之战必定获胜，所以他的态度才会变得如此坚定。
这同样也说明，曾国藩的勇气和胆识也都是第一流的，在当时无人能及。而这正是一个大军事家必备的素质。
（二）
说到安庆保卫战，不太了解历史的人脑海恐怕会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烽烟滚滚的安庆城头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搏杀。成群结队的湘军攀着云梯，冒着枪林弹雨向着城头进攻。城上的太平军拼死抵抗，双方伤亡惨重，城上城下横尸累累……
实际上，在所谓的安庆保卫战中，这样的场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只是在最后时刻，湘军才发动了对城墙的进攻，并且一举攻克。此前，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站在安庆的城头，连湘军的影子都看不到。
这正是曾国藩独特的攻城战术：不攻坚、不出击，隔而不围、围而不打，先剪枝叶、后取根本，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曾国藩认为：像安庆、南京那样的大城市，敌方势必防守坚固。你直接去攻城，那是正中敌人的下怀。除了给自己增添伤亡之外，不会有任何的收益。
因此，要打安庆、南京这样的地方，必须先扫清外围，断绝通往城内的粮道，围而不打，坐等城内粮草断绝，自然无法坚持下去了。你这时再去攻城，就可以瓜熟蒂落地轻松拿下了。
这正像德国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讲的：防御的概念是等待。一切的防御都是在等待：等待援军，等待敌方发生变化。如果你让防御者没啥可等待的了，那么其士气势必崩溃，进攻者可以一举获胜。曾国藩首先扫清外围的理念就是如此。
不过，像安庆、南京这样的重要城市，敌方势必全力救援。你又要围城，又要打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一边在全力围城，一边又要打击敌方的援军，那恐怕会造成自己的兵力不足，捉襟见肘。因此，曾国藩经过认真的思考，更进一步，干脆连“围而不打”都不搞了，而是搞“隔而不围”。
“隔而不围”就是连围城都不搞了，只是选择敌人城池之外的要点驻守，深沟高垒，轻易不会主动出击，主要是静候敌人来进攻。
这样做虽然根本无法使得城内城外的敌人断绝联络，但是，我拿着一把刀站在你家门口，你总不能不理睬吧？更何况，湘军占据的都是敌方的战略要点，会使得敌方非常非常地不舒服，一定会出兵或者请求援兵来打的。来打就好办，湘军依靠着深沟高垒，可以大量地杀伤敌人。如此一来，围城和打援两方面的任务实际上就都兼顾到了。
曾国藩这套奇异的攻城战术，实际上是一种攻势防御，或曰防御型进攻。湘军不是绝对地不进攻，而是进攻也像在防御。湘军的进攻总是慢得像乌龟爬，每前进一步都要再次修筑工事，深沟高垒，准备迎击敌方的反扑。这正体现了曾国藩作战思想的精华——结硬寨，打呆仗。
这种结硬寨打呆仗的作战方式让湘军从表面上看永远都处于防守的状态，然而，实际上湘军却是在进攻。如此奇妙的打法，充分地发挥了湘军战斗力强、士卒精锐的优点，同时又基本上掩盖住了湘军数量少、怕分兵的弱点。可以说是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却又打中太平天国方面的要害，通盘战略构思之精妙，不能不令人由衷赞叹。
在具体落实作战意图时，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经过反复推敲，制定了如下的进兵方案：
首先，湘军攻克了安庆东北方向的枞阳镇。枞阳镇与安庆之间有一个破岗湖相连，太平军的粮草和援军都可以先到达枞阳镇，然后从水路运抵安庆。因此，枞阳镇实际上是安庆的重要交通要道。但是，太平军对于此地的防御却颇为松懈。因此，湘军派人偷偷挖开破岗湖与长江之间的堤坝，湘军水师直扑枞阳镇。1860年6月20日，投降了清军的太平天国名将韦俊带兵一举将枞阳镇攻克。此后，韦俊率7000人在此固守，杨载福率湘军水师随时给予支援。安庆的一条重要通道就此被切断。
其次，湘军进逼桐城。枞阳镇虽然很重要，但是安庆还有桐城这么个后路可通，同时桐城的太平军防御坚固，一时半会儿是无法攻克的。曾国藩、胡林翼派出了多隆阿率领一万余名湘军进抵桐城附近的挂车河，实施典型的“隔而不围”策略。虽然，桐城和安庆之间并未完全断绝联系，但是，有多隆阿的部队横在这里，两地之间的联络已经变得很困难了。
最后，湘军直逼安庆城下。曾国荃率领一万四千余湘军，直接来到了安庆城北的集贤关，在这里安营扎寨，修筑工事。但是绝不主动出击去进攻安庆。
另外，在皖南还有鲍超、张运兰的将近两万人的湘军，专门负责阻击太平军从皖南援救安庆。李续宜的万余湘军则被安排在了桐城与安庆之间的青草塥，作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接应各路兵马。
就这样，曾国藩就利用手中有限的兵力完成了对安庆的战略包围，同时也给来援的太平军摆下了天罗地网。
（三）
太平天国方面显然对于曾国藩的战略理解不深，在湘军进逼到安庆城下时，洪仁玕、李秀成等首脑人物依然忙着进军江南，就连根据地设在安徽的陈玉成也显然轻视了湘军的进攻，也跟着李秀成一起去横扫江南了。他们都认为：占领了江南地区再回头去救安庆，完全来得及。
然而，实际上就在湘军开始了对安庆的“隔而不围”之时，太平天国方面就已经失去了赢得这场战役的机会。真要想保住安庆，那必须从陈玉成三河大捷之后就开始着手与湘军的决战才行。
对于太平天国方面来说，此时只剩下了两个选择：要么派出所有的精锐主力，和湘军拼一个两败俱伤；要么干脆撤出安庆，保存陈玉成兵团的实力。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会有任何人想到这一步，就连湘军方面的多数人也不会想到。除了曾国藩等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定，这一仗胜负难料，太平军绝对有胜机。
太平天国方面照搬照抄了“围魏救赵”攻破江南大营的打法，让陈玉成李秀成合力进攻武昌，希望以此来调动湘军，获得战机。但是，这显然是不管用的。试想，曾国藩连英法联军杀进北京都不去救援，怎么可能出兵去救武昌？就算太平军占领了武昌，但是有湘军水师控制长江，后勤补给依然可以保持畅通。进攻武昌显然不会调动湘军的。
以往的史书在论及安庆保卫战时，都把李秀成没有与陈玉成很好地配合视为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然而，事实上，他们两个人即使很好地配合了，最多也就是和湘军打一个两败俱伤。如果他们两个主力兵团都打光了，那么即使湘军也失去了战斗力，清军也可以再次调集重兵发起进攻，失败的一方仍然将是太平天国。
现实中，只是陈玉成的兵团拼光了，李秀成的兵团保存了下来并且有所壮大，反而让太平天国多坚持了几年。
另外，陈玉成和李秀成没有很好地配合，责任也不全在李秀成身上，陈玉成自己也有责任。
1860年10月，当陈玉成率领大军，按照预先的约定，向着湖北进军之时，当他到达皖北境内后，忽然改变了主意，想要在皖北境内先打几个大仗再说。
陈玉成首先进攻威逼桐城的多隆阿，结果根本就打不动。他接着又去打枞阳镇的韦俊。韦俊在湘军水师的支援下，还是坚不可摧。陈玉成的进攻一无所获，反而浪费了五个月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他在皖北的行动，使得李秀成有了拖延不动的借口。李秀成见陈玉成并不进军武昌，于是自己也顺势改变了计划，灵机一动，把自己此次西征的主要目标改成了扩军。
李秀成随即向着皖南、江西以及湖北连续挺进。一路上征召百姓从军，队伍的人数迅速膨胀。但是李秀成并不与清军打硬仗，一旦碰上顽强的抵抗，他就会立即绕道而走。在祁门大营的曾国藩就是这样被他轻轻放过的。
现在很多史书都会对李秀成没有全力进攻曾国藩所在的祁门大营而惋惜，好像李秀成攻下了祁门，安庆之战就可以扭转一样。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李秀成并不知道曾国藩在祁门。其次，曾国藩在祁门的本意是瞒哄咸丰皇帝，做出援救江南的姿态，他是随时可以撤走的。如果情况危急了，他只要一走了之就是了。曾国藩也确实写了遗书，但那只不过就是为了预防万一的，类似于现代战争中上战场的将士都要写一份遗嘱的方式。
因此，陈玉成也好，李秀成也好，他们都没有打中湘军的要害，根本就没有办法扭转安庆战场的局面。
（四）
陈玉成和李秀成两大战略兵团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围着安庆转来转去，想要调动湘军，然而却根本就不能如愿。湘军根本就不为所动，继续慢腾腾地向着安庆爬行，虽然步履缓慢，但是每一步都坚实无比，安庆城的局面变得越来越被动，到了1861年的春天，安庆基本变成了孤城一座，形势很危急了。
在这种情况下，年仅二十四岁的年青统帅陈玉成显然是异常的沮丧而又恼怒，他竟然想不到一个可以克敌制胜的办法。在绝望情绪的驱使下，陈玉成决定孤注一掷，集中所有兵力到安庆城下与湘军决战。1861年5月，陈玉成在黄文金、林绍璋等人的配合下，率领六万余兵力直取安庆，开始了关键性的决战。
这正是曾国藩希望看到的。他并不是单纯想要攻下安庆，利用围城的机会歼灭太平军主力兵团才是他根本的目的。为此，曾国藩放手让在前线的胡林翼指挥，同时还把皖南的鲍超部队调到了安庆参加会战。
5月1日，陈玉成大军杀到了安庆城北的菱湖（今安庆菱湖公园）。陈玉成希望通过菱湖打开一条通往安庆的道路，把援兵和粮草送进菱湖。然而，湘军早有准备，挖通水道，将水师开进了菱湖。双方在巴掌大的菱湖里展开了一场“海战”。
两军在菱湖展开激战的同时，处于外围的多隆阿、鲍超等部队迅速向着安庆集结。胡林翼打算利用优势兵力，将陈玉成兵团聚歼于安庆城下。
陈玉成见势不妙，立即放弃了菱湖，率军北上撤到了集贤关。
此时，湘军大队人马云集到了安庆城下。陈玉成见无隙可乘，只好暂时撤回桐城，重新组织兵力。临走前，他命令刘玱琳、李四福率四千余人留守集贤关。在集贤关筑起四座营垒坚守，随时准备接应援军的到来。
陈玉成的部队中最精锐、最有战斗力的就是五旗营，分红、黄、白、黑、青五色。其中红旗营战斗力最强，被称为“红猿”。刘玱琳就是“红猿”的首领。
陈玉成大军撤走后，5月20日，鲍超、曾国荃立即对集贤关发起了猛攻。由此可见，湘军不是不进攻，而是到了该进攻的时候才进攻。
两军在集贤关展开了激战，从5月20日一直打到6月9日，湘军损失巨大，而太平军则全军覆没，刘玱琳被俘杀，陈玉成失去了他最精锐的部队。
陈玉成过高估计了“红猿”的战斗力，轻率地将其孤军置于死地，这是陈玉成的一个重大失着。由于核心部队的被歼，陈玉成兵团的战斗力至少丧失一半。
（五）
集贤关之战后，湘军彻底完成了对安庆的合围。陈玉成急切地想要救援安庆，但是此时李秀成已经开始率领人马攻打浙江，完全指望不上了。最后，陈玉成只是得到杨辅清的支持。杨辅清一开始率军进攻安庆以西的太湖县，还是希望调动湘军，然而什么作用都没有。没有办法，到了1861年的八月，陈玉成和杨辅清合兵一处，共约五万余人，再次准备与湘军决战。
8月21日，太平军再次杀到了集贤关，开始对湘军的营垒发起了猛攻。陈玉成命令每位士兵都背负一束茅草，用来填平湘军的壕沟，在他的指挥下，太平军分成十余路开始了进攻。
曾国荃亲自指挥湘军对抗，枪炮齐发，太平军伤亡巨大。双方接连恶战了七天，到了8月27日，太平军才突破了湘军的第一道壕沟。
然而，此时已经来不及了。曾国荃早就着手挖掘地道，准备炸塌安庆城墙。到了9月4日，一切终于准备就绪。凌晨时分，安庆城北发生猛烈爆炸，城墙随即倒塌。湘军一窝蜂地涌进了安庆城内，安庆就此陷落。
见到安庆已经失陷，陈玉成和杨辅清只好停止战斗，收兵退出了集贤关。湘军乘势进攻，陈玉成的部队士气丧尽，一路连败。湘军9月7日占领桐城，9月11日占领舒城，还占领庐江、宿松、蕲州、池州、铜陵等地，陈玉成在安徽的根据地土崩瓦解。
以上便是安庆之战的全部过程，可以看出，整个战役完全都是按照曾国藩事先的设计来进行的，从始至终都充分地贯彻了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并且最终取得了完胜。而太平军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胜机，只能是一步步地走进曾国藩预先设置好的陷阱之内。对比一下开战之前，太平军与清军的整体态势，你会发现安庆之战的成果实在是令人惊叹。
安庆战役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军事杰作之一，它蕴含了深刻的智慧。不管是军事家还是普通人，认真领会这场战役的内涵，会让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中都受益匪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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