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5日，张学良携妻子于凤至前往杨宇霆家中，为庆祝杨父的七十大寿。尽管未收到正式邀请，张学良此举意在修补与杨宇霆日益紧张的关系。然而，宴会现场的冷遇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杨宇霆的冷漠态度，以及宾客对其到来的漠视，使得张学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视与排斥。

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矛盾，根源可追溯至张作霖时代。杨宇霆作为张作霖的重要助手，曾策划“奉军秦皇岛劫械”，极大地增强了奉军的实力。然而，杨宇霆与徐树铮私吞军械一事，虽一度引发张作霖震怒，但最终仍被宽恕并委以重任。杨宇霆的自负与张学良的年轻气盛，使得两人关系在张作霖去世后愈发紧张。

杨宇霆的傲慢与不敬，不仅体现在日常交往中，更在重要决策上挑战张学良的权威。在“东北易帜”的关键时刻，杨宇霆公然反对，甚至在公开场合羞辱张学良，导致后者尊严受损。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与常荫槐擅自提议成立铁路督办公署，无视张学良的领导地位。面对挑衅，张学良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最终在帅府的老虎厅内，杨宇霆与常荫槐遭到了执行枪决的命运。

杨宇霆的死亡，不仅震惊了东北，也令其他政界人士警觉。孙传芳的逃离，反映了张学良行动带来的震慑效应。虽然张学良事后对杨、常两家表示了人道关怀，但此次事件无疑加深了东北政治格局的动荡，也为未来的权力斗争埋下了伏笔。

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故事，是一场权力与尊严的博弈。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人的抉择与行动往往决定了命运的走向。张学良在维护尊严与巩固权力之间寻找平衡，而杨宇霆的傲慢最终成为了他的致命伤。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无论在何种情境下，尊重与理解总是化解矛盾、维系和平的关键。

张学良与杨宇霆的故事，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恩怨情仇，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权力更迭与个人命运交织的缩影。在权力的游戏中，尊严与智慧同样重要，而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考验着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