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这首《登鹳雀楼》，用短短二十字，描绘了北国山河的磅礴气势和壮丽景象，因气势磅礴、意境深远，成为妇孺皆知的千古名篇，千百年来激励着人们昂扬向上。

王之涣登临的鹳雀楼，位于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西侧的黄河岸边，始建于北周。当时的北周权臣宇文护为守护蒲州这座事关关中安危的重镇，在州城以西的黄河东岸建造了一座戍楼，作军事瞭望之用，这便是鹳雀楼的雏形。因其视野开阔，登上楼顶则有凌空而小天下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嘴尖腿长、长颈赤喙、白身黑尾翅的白鹳（亦称鹳雀），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上，取其别名称鹳雀楼。

鹳雀楼

金元光元年（1222年），蒙古攻打蒲州。为延缓敌兵攻城，金军守将侯小叔下令焚毁鹳雀楼及附近的蒲州浮桥等军事设施，鹳雀楼毁于一旦。至明初，鹳雀楼故基犹存，后因黄河泛滥，故址淹没。现在的鹳雀楼为1997年开始复建，历时三年于2000年完工的仿古建筑，整座楼阁分为台基和楼身两部分，总高度达73.9米，是四大名楼中最高的一座。

大明天顺五年（1461年），代藩山阴王府千里迢迢地由大同迁居蒲州，虽然生活富足，却无缘一见这“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盛景。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一家族诞生的一位极度爱管闲事的贤王：第五代王朱俊栅。

朱俊栅，生年不详，为山阴僖顺王朱聪澍（音shù）嫡长子，代简王朱桂五世孙，生母僖顺王妃薛氏。

代藩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残暴，特别是始封君朱桂及其诸子。可实际上，代藩宗室也是贤良频出，安安分分过小日子的更是主流，首封山阴王朱逊煁（音chén）便是其中之一。

朱逊煁是代简王朱桂的庶四子，也是仗着自己是代王白月光，而在王府兴风作浪的徐小妾的次子，不过他身染“风疾”身体孱弱，没有参与王府的宫斗大戏。可能也正因此，被瓦剌入侵吓破胆的他，在朝廷主持迁移代藩宗室时，幸运的得到了上上签，迁居富裕的蒲州。

这次迁国，给后世子孙带来了莫大的福利，可也让他的老病体雪上加霜。成化三年（1467年）五月初九，山阴王朱逊煁薨逝，享年59岁，朝廷赐谥曰康惠。

代王府棂星门

许是被病体拖累，康惠王子嗣稀少，只有三个庶子，且降生很晚，居长的朱仕堸（音féng）都生于景泰七年（1456）二月，算是老来得子。

成化六年（1470）五月，15岁的朱仕堸承袭山阴王爵位。次年二月，西城兵马副指挥李会之女被册立为山阴王妃。

朱仕堸6岁随父迁居蒲州，天资聪颖，博览群书，精通周易太极之术。为人礼贤下士，食宿朴素，王府内外即便有人不小心冒犯了他，也不与计较，可以说毫无王爷架子，被时人尊称为贤王。山阴王府的谦恭贤德传承，正是起于他这里。

成化二十年初，朱仕堸生母康惠王夫人林氏、王妃李氏相继去世，按照惯例朝廷当各自派员赴蒲州赐祭五坛（古代举行祭祀、誓师等大典用的土和石筑的高台），给予治葬银三百五十两。也即朝廷需要出人出物，为林氏、李氏举行十次祭祀仪式，同时支援七百两白银助葬。

可当时三晋大地久经大旱，百姓陷入饥荒，民生艰难。故朱仕堸于当年三月上疏朝廷，婉拒赐祭，助葬银也降低到每人二百两。明宪宗见他如此贤德，很是欣慰，不过没同意，命照旧例置办。

“丙申……代府山阴王仕堸奏：‘生母夫人林氏，及妃李氏卒，例该赐祭五坛，治葬银三百五十两。今久旱民饥，乞免赐祭，其治葬银亦乞止给二百两。’命仍照旧例行。”（《明宪宗实录》）

弘治十六年（1503）十一月，山阴王朱仕堸薨逝，享年48岁，朝廷赐谥曰端裕。

涑水河夕照

端裕王仅有二子，嫡长子名朱成鍪（音móu），一早受封山阴王长子。弘治十一年（1498年）十二月，朱仕堸奏称自己久患痼疾，请求让长子代理府事，获得恩准。弘治十八年（1505年）十二月朝廷传制册封其嫡长子为山阴王，按时间推测正式袭爵当在正德元年。

朱成鍪自幼聪慧，熟经书，通大义，继承了父王的琴画之艺。为人至孝，端裕王尝患痈疽，他衣不解带的侍奉在侧，毒疮溃烂后以口吮之，且每天焚香祈祷上苍，乞求以己身相代。

袭爵后继承了端裕王谦恭谨慎的处事态度，不喜奢华，不仗势欺人，侵占蒲州百姓田地财物，每逢大旱会亲自斋沐祷神求雨，因此被百姓称颂为“德王”。

平素醉心文学，以琴画修身养性，多次上疏求书，明武宗、明世宗曾赐予《孝顺事实》、《为善阴隲》、《明伦大典》等书，其用以蓄书的书院也由明武宗赐名“进德”。对外礼贤下士，凡遇有德之人，必以礼待之，因此深受士大夫敬重。

嘉靖十四年（1535年），山阴王朱成鍪薨逝，在位30年，《弇山堂别集》称享年48岁，可按照实录相关记载推断当属误记，实际寿数当在五十往上。鉴于其生前优良的表现，朝廷给予了“荣靖”这个盖棺定论。

端裕王次子、荣靖王之弟镇国将军朱成鉴，也以精于读书、节孝尊上著称。他精书画、通医道、善古文，取《易经》用晦之意号晦轩，著有《晦轩集》。

嘉靖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朝廷传制册封荣靖王嫡长子朱聪澍（音shù或zhù）为山阴王，长子夫人薛氏为山阴王妃，据此可断定正式袭爵时间当在次年。这位第四代山阴王并无多少事迹存留于世。据《明史·诸王表》记载，他薨逝于嘉靖三十四年，朝廷赐谥曰僖顺。以谥号而言也当是一位贤王。

接下来便轮到本文的正主第五代山阴王朱俊栅闪亮登场了。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七月，朝廷册封朱俊栅为山阴王，长子夫人李氏为山阴王妃。

朱俊栅笃信佛教，能吟诗论禅，在其题写的“净土寺记”中云：“予早岁读儒书，二十曰道典，三十阅释典，乃知释其上乘也。……净向余乞寺名，予命名曰：净土。且鸣道纪绩勒石。”（清乾隆《永济县志》）

永济普救寺

常赴栖岩寺、万固寺、普救寺等寺庙与高僧参禅论道，刊刻佛经、论十余种，发掘并支助了有“佛门鲁班”之称的佛名高僧妙峰大师（法名福登）。

崇信佛教的同时，朱俊栅也没将本府的谦恭贤德给丢了。他为人乐善好施，崇文尊礼，明神宗曾给他的书院御赐额名“乐善”，赐予《四书五经集注》等典籍。

与历代山阴王不同的是，多了一个好管闲事的性子。

天顺五年（1461），浩浩荡荡从大同迁居蒲州的，除山阴王府外，还有其五弟朱逊燂（音tán）的襄垣王府。与谦恭贤德的山阴王府不同，抵达地处秦晋豫“黄河金三角”核心宝地的蒲州后，变得喧嚣不已。

朱逊燂因幼年失持，照料不善，年纪轻轻便掉光了牙齿，生活质量堪忧。迁国一通折腾，直接要了他半条命，刚到蒲州就卧床不起。襄垣王长子朱仕㙺（音guì或kuí）为此上疏请求朝廷派御医为父王治病。此举自然可以称孝，奈何在他这里求医只是搭头，主要目的是奏请由自己代理襄垣王府事。

“父为子纲”，朱逊燂才是王府的主人、话事者，让长子代理府事，只能由他提出，朱仕㙺自己提议是以子凌父。明英宗因此认为他意图“乘父之病，夺其禄位”，特地下敕书对其进行训诫。

可深入调查之后却发现，朱仕㙺寻求代理府事有其不得已的原因，朱逊燂乃父代简王朱桂一样与嫡长子反目成仇，老三朱仕堲（音jí）和老四朱仕埭见大哥与父王关系不睦，遂起了夺嫡之心，在老爹面前诋毁朱仕㙺母子。弄清前因后果，明英宗再次降敕，对朱仕堲、朱仕埭兄弟俩进行了措辞严厉的警告。

莺莺塔

天顺六年（1462）襄垣王朱逊燂去世，享年53岁，朝廷赐谥曰恭简。成化元年（1465）九月，朝廷册封朱仕㙺为襄垣王。受当年夺嫡之争影响，朱仕㙺与朱仕堲的关系变得势成水火，成化年间相互攻讦不断，明宪宗多次从中调和都未起到作用，关键二人屁股底下都不干净。

终于惹得明宪宗痛下狠手，将三兄弟统统废为庶人，朱仕㙺父子被押解进京羁押，朱仕堲一家子返回大同交由代王朱成錬管制，朱仕埭、朱仕塕被发配襄垣恭简王坟园守墓。

朱仕㙺三兄弟鹬蚌相争，最终却让不争不抢的老五朱仕坯当了渔翁，大哥被废后，朝廷授命他以本爵镇国将军的身份管理王府事务。这理宗的活计一干就是一甲子。

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其子辅国将军朱成鍨通过贿赂明世宗身边红人礼部尚书严嵩的手段，让已是“鲐背之年”的朱仕坯获准袭封襄垣王爵，绝封长达65年襄垣郡国再次复国。只可惜，朱仕坯无福消受，未等到朝廷册封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享年91岁。不过其身份还是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按照郡王的规格给予治丧待遇，并赐谥曰安惠。

嘉靖二十年（1541年）十二月，其嫡长子朱成鍨以辅国将军的身份被册立为襄垣王，次年正式受封。

山阴、襄垣两王府同处一城，迁居之初关系和睦。成化二十年（1484年），第二代山阴王朱仕堸因为朦胧奏请，协助已经被废的朱仕㙺、朱仕埭子女获得爵位，遭到皇帝切责，并被革除一半禄米。

“革山阴王仕堸禄米，及辅国将军成凿等封职，降敕切责之。先是，代王成錬与仕堸成凿以庶人仕㙺、埭子女妄奏请封，已封成鉷、成鎕为镇国将军，成鍜、成钫为辅国将军，第八女为延安县主，第二妹为遂溪郡君，第三妹为长乐郡君。至是，礼部以初失觉察检举待罪。”（《明宪宗实录》）

其后，朱仕坯以本府宗室赴山阴王府行礼多有不便为由，将礼仪事务收归本府，双方多少有了裂痕。待朱成鍨袭爵，以贤著称的朱俊栅对这位为非作歹的伯祖很看不上眼，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初，朱成鍨去世，其曾孙襄垣王曾长孙朱充煌受命摄理府事，袭爵之事几乎板上钉钉。然而襄垣王府镇国中尉朱俊撬与朱充煌存在矛盾，唯恐对方袭爵后对自己不利，遂上疏指控先王属于冒封，当查革。

蒲津渡遗址

朱俊栅同样上疏弹劾朱充煌，请求依照新制定的《宗藩条例》 “查革冒封”条执行。此举引起更大的纷争，两府宗室纷纷入局。面对如纸片般飞来的奏疏，明世宗大为光火，一面诏令鸿胪寺收紧对各王府讦愬等项私事的管理，一面命山西巡按御史前往蒲州查证朱充煌冒封事宜。

在详实的证据面前，一切抵抗都是无力的。隆庆三年（1569年）二月，明穆宗下旨革去朱充煌的襄垣王曾长孙身份，改封辅国中尉，以本职管理府事。襄垣王府冒封案就此告终。

“改封襄垣王府曾长孙充煌为辅国中尉，管理府事。革镇国中尉俊梅为庶人，禁锢高墙。夺镇国中尉俊寔禄三之一。先是襄垣王仕既坐罪死国废，仕坯以夤缘冒袭，三传至充煌。会襄垣王府，及山阴王府诸宗互相告讦，下巡按御史验问，且得充煌冒封，及俊梅等骄纵不法状。故有是命。”（《明穆宗实录》）

俗话说“断人前途如杀人父母”。襄垣郡国被除封了，可两府的梁子也算是结下了，其后岁月里两府宗室视对方为仇寇，动不动就给世人表演一番什么叫宗室内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山西巡抚乔允升对宗室政策上疏建言，提出当“兼教刑之用”，用得方面教材中就有“惟蒲州山阴襄垣之交恶不解”之条。可见双方结怨之深。

朱俊栅要求以“冒封”查革襄垣王府，虽然有多管闲事之嫌，却也符合他一向的人设。

宠子狂魔明太祖朱元璋，因早年的亲身经历，称帝之后给予了宗室成员大量特权，以期让子孙后代不再受贫苦折磨。奈何自后洪武时代起，削藩成为朝廷的主流，先有建文帝暴力削藩，后有明成祖祖孙三代温水煮青蛙，用数十年时间将宗室的实权几乎给削了个干净。

自正统朝起，宗室们在严苛的藩禁禁锢下，基本丧失了出行自由，彻底沦为被当成猪养着的皇朝高级吉祥物，以至于被戏称为可怜的“囚徒”。百无聊赖之下，宗室们除专研文学、横暴乡里、贪婪盘剥给自己找点乐子外，就只能变着法生孩子，反正生下来有朝廷养着，无需自己费什么事。

黄河大铁牛

受此影响，明宗室人口开启暴增模式，从洪武初年的二三十人，坐火箭般的暴涨到嘉靖末年的二三万人，不足二百年间便翻了近千倍。受此影响，明中期以后宗室成为拖累大明财政的一大痼疾。

为此朝廷不得不屡屡给《皇明祖训》这部皇族的“祖宗家法”打补丁，以期减缓宗室成员的增长速度，削减对财政的影响，结果收效甚微。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素来以正色立朝，敢于严惩奸恶的御史林润上疏称：当今天下的税赋，每年供应京城开支的为四百万石，而供应各处宗室的岁禄竟需要八百五十三万石，山西、河南存留粮额连宗室岁禄之半都不到。他提出既然“天下无可增赋之理，而宗室蕃衍无休时”，使得“官司困于难供，宗藩病于不给”，干脆晓瑜天下宗室，汇集各方意见，，商讨出一个令大家都能接受的议案，交由陛下陈纲独断，定为万世不易之规。

其后数年，宗室多有建言。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二月，志在处理宗室问题的《宗藩条例》出台，多数沿袭了周藩南陵王朱睦楧的建议。不过其余宗室也提供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比如宁藩弋阳王朱多焜奏请停给宗室工价银，楚藩武冈王朱显槐奏请设立宗学，而“革除冒袭之王”的建议就出自山阴王朱俊栅之手。

《宗藩条例》的出台，让宗室对朝廷财政的侵蚀得以缓解，但毕竟是治标不治本，万历十年出台的《宗藩要例》同样如此。所以当张居正去世，明神宗亲政后，关于宗室改革的呼声再起，这次讨论触及到了宗室问题的核心——藩禁，很多人提议开放藩禁，给予中下层宗室正常人生活，以全面解决这一问题。

为此，明神宗于万历十一年四月，指派礼科都给事中万象春赴宗室人口众多的河南、山西、陕西三地，与地方官员及当地宗室商讨如此处置宗藩问题事宜。

各地宗室因身份地位不同，发表的意见也截然不同。比如万象春最先接触的河南宗藩之首周王朱在铤，就明确反对开放藩禁，认为此举“有干祖宗宪制”。

蒲州古城牌坊

由反对的自然也有赞同的。山阴王朱俊栅就是其中之一。

万象春按行三省议处宗藩事宜，回京后综合各方意见，形成十六条建议，命宗室再次讨论。

万历十四年（1586年）六月，朱俊栅奏称，万象春所提十六条意见中，可行者十款：议额禄、议催征、议余禄、议封爵、议城禁、议刑责、议选婚、议庶宗、议另城、议王官。他认为这些条目内容详切，直指革除夙弊、便利宗藩，可以即刻执行。

不过他对“限封爵”一款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规定宗室之子皆得受封，仅俸禄数目做出限制，郡王除长子外给五子俸禄、将军四子、中尉庶人三子，实属均俸禄的良法，但处于底层的中尉、庶人给俸人数太少，应该与将军同例，适当再添一子给俸。

至于议开业、议奏请、议报生、议报孕、议宗学、议仪宾，内容有所不同，应当再议。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四条意见：补偏费、怀幼、协法理、恤庶宗，即适当的照顾底层宗室，以免再出现人间悲剧，辱没天潢贵胄的名声。

礼部对此覆奏称，当下宗藩日盛，禄粮逐年递增，有司供给艰难，司农（户部尚书的雅称）每每以告罄相对，经言官建议，均禄、限封诸条应该因时变通，以为经久之计。就此问题已给各地抚按即各藩亲郡王条议，待集合各方意见后，再进行廷议。不过对均禄一事，各宗的条奏意见不一，此事额度多寡由户部职掌，宜令户部清查参酌。

而对中低层宗室而言，万象春的十六条建议，最重要的当属“议城禁”和“议开业”。“议城禁”便是开放藩禁，允许宗室自由行动，处于上层的宗王，甚至中层的将军，不可能获得这一权力。“议开业”，即开四民之业，允许宗室参与士农工商、各行各业。一旦这两条得以解禁，那么底层宗室便可与寻常百姓一般自立其食。实际上，相对于寻常百姓，底层宗室有着天然优势，受明太祖这位老祖宗重视教育的余荫庇佑，单识字率这一项，就完爆平民。

蒲州附近黄河河面

从朱俊栅的建言中可以看出，他对“议城禁”一款非常支持，认为廷可以放开宗室出入之禁，

至于是否开四民之业，也即“议开业”一款，内容有所疏漏，当再仔细斟酌。

当时改革已成为朝野、宗藩有志一同的共识，只是如何实施多有不同意见，此正所谓好事多磨。直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十一月，朝廷才对自奉国中尉以下的宗室放开了入仕之禁，允许他们入学应举。次年正月，郑世子朱载堉放开入仕之禁，上疏提出七条实施意见，以使之完善。只是宗室对是否走出安逸区，去搏一个有些缥缈的前程多有疑虑，直至大明灭亡，宗室进士也仅有十余人。

朱俊栅关于“均禄”、“恤庶宗”的提议也不是单只说说的。万历十五年（1587年）他上疏朝廷，为九名从凤阳高墙放回来的本府罪宗求名求禄。最终朝廷同意赐名，并给予每人每年十二石禄粮。

“乙巳……礼部覆：‘山阴王俊栅奏：高墙放回罪宗听滞庶生第二子乾哥等九名，乞要赐名求名粮。’得旨：准岁与名，粮十二石终身。”（《明神宗实录》）

万历十七年（1589年）九月，朱俊栅自称年老，奏请以山阴王长子朱充熙摄理府事。因《明实录》关于他的卒年记载中并未附生平简介，其生年不详，所以所谓的年老，到底年岁几何不得而知。

不过王世贞在其《弇山堂别集·太祖以下郡王宗系》中，对朱俊栅的年龄作了具体表述，称其年“五十三矣”。《弇山堂别集》关于宗王的年龄记载间或有误，但对在位宗王的记载想必不会出错。从宗王世系内容判断，《弇山堂别集》关于宗王内容的记载截止时间当在万历十年（1582年）左右。据此推测，此时朱俊栅年已花甲。是以朝廷准其所奏。

“山阴康惠王逊煁，简第四子，王蒲州，薨寿五十九；子端裕王仕堸嗣，薨寿（阙）；子荣靖王成鍪嗣，薨寿四十八；子僖顺王聪澍嗣，薨寿五十；子今王俊栅嗣尚在，五十三矣，多才艺，好佛法。”（《弇山堂别集》）

尧王台

虽然退居二线，但他爱管闲事的心并未歇。

隆庆朝，因皇帝甘心当个橡皮图章，文官集团的势力急剧暴涨，万历初年张居正秉政又为此添了一把火。自万历朝起截止大明灭亡的一甲子岁月，是中国历史上文官集团的巅峰时刻，皇权暗弱，臣权主导大势。与文官集团斗争中惨败的明神宗，干脆躲入后宫不上朝，消极怠工三十年，以示抗议。不过双方的斗争并未结束，万历时期国本之争与梃击案，是皇权与臣权斗争的两大尖峰时刻。

两件事都与东宫有关。国本之争又称争国本，是指明朝明神宗册立太子的问题，由于中国古代历来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

明神宗对生母慈圣皇太后身边宫女出身的王恭妃很是淡漠，恨屋及乌对庶长子朱常洛也不怎么待见。与之相对的是皇三子朱常洵，万历十四年（1586年），宠妃郑氏生子，明神宗大喜，有意进封为皇贵妃。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就此拉开帷幕。

当时大明中枢分成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皇三子朱常洵。朝臣按照大明历来册立长子为太子的传统，多拥戴朱常洛。然而明神宗却对此无动于衷，甚至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的传言喧嚣尘上，遭到朝臣及李太后的极力反对。

围绕国本，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皇长子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而朱常洵被封为福王，此事才告终。期间朝臣喊出了“国朝立太子，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的名言，包括内阁首辅申时行在内的诸多朝臣，因争国本而落马。

在此过程中，身为宗室的山阴王朱俊栅，不顾宗室牵扯国本之争属于禁忌的惯例，也参与了一把。

中条山神潭大峡谷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二月，年已古稀的朱俊栅，上疏请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随疏还附带了一束自己的头发。

古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因此不管男女都蓄长发，擅自毁弃头发属于不孝，极少有人能担得起因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故随着时间流逝，削发（出家除外）被视作明志的一种手段。朱俊栅此举，意图很明显。

明神宗也是很有个性，直接将山阴王的奏疏丢到一边，懒得理会，更不屑于进行回复。

“丁卯……山阴王俊栅请建储位，剪发随本进献。不报。”（《明神宗》）

事实上明神宗并无打破惯例的想法，虽然不喜欢长子，但在他眼里依然是皇位的第一继承人，朱常洵母子只不过是其用来与朝臣博弈的工具人。朱俊栅参与其中更是大犯忌讳，好在明朝对待犯错宗室一向比较宽容，明神宗懒得在一个闲散宗室身上浪费力气。

从上述内容能看出，朱俊栅是一位爱管闲事的热心肠王爷，十分有社区大爷的既视感。同样，他也不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完美贤王，也有自己的脾气，惹急了也会干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恶事。比如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六月，年近古稀的山阴王，竟在一日之内将六名家奴处死，因此被罚俸二年。从《实录》的记载来看，此事与其次子镇国将军朱充脱不了干系。

“丙辰……以山阴王俊栅一日毙家奴六命，罚俸米二年，次子镇国将军充（完炅）革禄米三分之一。”（《明神宗实录》）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六月二十九日，山阴王朱俊栅薨逝，在位46年，享受大约75岁。不知道是为报复他擅自涉足国本之争，还是明神宗懒政，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朝廷才正式给他赐谥曰庄宪。此时朱俊栅已亡故16年。但不管怎么说，朝廷还是给了一个优良的盖棺定论，基本符合其生平所为。

山阴王府世系传承图

天启三年（1623年）六月，正式册封山阴王长子朱充熙为山阴王，去世时间不详，继任山阴王为其庶长子朱廷理，据《内阁大库档案》记载他于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降清。其后其孙辈朱鼎济袭爵，去世于永历三年（1449年）二月，这是最后一代山阴王。

而留在蒲州的山阴王府宗室，在明末大乱世之中，不是遭到屠戮，便是落荒而逃，散落各地，成为寻常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