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当上海滩的汽笛声与黄浦江的波涛交织时，这座“冒险家乐园”迎来了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其中，法裔美国人白齐文的经历尤为特殊。他出身军人世家，父亲曾在法军服役，自己则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游历过美国西部、澳洲、印度，最终于1860年抵达中国。
此时的清朝正深陷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方，英法联军刚攻入北京，列强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攫取特权。白齐文嗅到了机遇——凭借军事经验，他加入了由美国人华尔组建的“洋枪队”，成为清廷雇佣的外国武装力量副统领。
洋枪队最初仅二三百人，但凭借先进火器，在对抗太平军的战斗中屡建奇功。1862年，华尔率部与太平军激战慈溪时阵亡，白齐文顺势接任队长，洋枪队也被清廷赐名“常胜军”。他在高桥镇、萧塘等战役中身先士卒，甚至负伤不退，一度成为清廷倚重的“洋将”。然而，这位“西部牛仔”式的冒险家很快暴露出致命弱点，狂妄自大、目无法纪，最终将自己推入深渊。
白齐文狂妄自大，自恃有战功，认为清廷离不开洋枪队；就嚣张跋扈，对中国人充满蔑视，曾公然宣称“中国人谁敢动我”。1863年时，白齐文因军饷问题与江苏巡抚李鸿章爆发冲突——他多次索要欠饷未果，竟率部闯入松江道台杨坊的府邸，殴打杨坊并劫走四万两库银。李鸿章震怒，当即罢免其职务，并下令通缉。
被革职的白齐文不甘心，他北上京城寻求美国公使支持，试图复职。但李鸿章态度强硬，甚至写信给总理衙门称：“白齐文桀骜不驯，若复用之，必贻后患。”复职无望后，白齐文铤而走险，于1863年8月带领数十名旧部劫持“高桥号”炮船，携大量军火投奔苏州的太平军慕王谭绍光。为表“忠心”，他改名“白聚文”，并协助太平军训练洋枪队。讽刺的是，这位曾为清廷效力的洋将，转瞬间成了太平军的“洋兄弟”。
白齐文投靠太平军后，并未获得预期信任。谭绍光虽以礼相待，却仅让他统领自己带来的几十名洋兵，未授予实际兵权。此时太平天国已日薄西山，天京（南京）被湘军围困，苏州外围据点接连失守。白齐文见势不妙，仅两个月后便向清军投降，并试图重返上海。美国领事为避免外交纠纷，强行将他遣送至日本横滨。
但白齐文仍未死心。1865年，他秘密潜回中国，企图投奔福建的太平军余部侍王李世贤。然而，清廷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他在厦门一登岸即遭逮捕。被押解途中，他嚣张叫嚷：“我是美国人，你们中国人谁敢杀我？”6这句话彻底激怒李鸿章。面对这个反复无常的祸患，李鸿章决定“以非常手段除之”。
如何处理白齐文？这对清廷而言是棘手难题。根据《望厦条约》，美国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清政府无权审判处决。但李鸿章深谙权谋，他表面承诺将白齐文移交美国领事，暗中却安排了一场“意外”。1865年8月，押解白齐文的船只行至浙江兰溪时突遇“暴雨”，船体倾覆，白齐文溺水身亡。清廷对外宣称“意外事故”，而美国领事明知蹊跷，却因早对白齐文厌恶至极，选择默许。
这场“溺毙案”的背后，是李鸿章对晚清外交困局的精准拿捏。他既避免与列强直接冲突，又彻底铲除了心腹大患。正如时人评价：“李鸿章之杀白齐文，不露痕迹而除大害，实为外交狠手。”
白齐文的经历，折射出晚清中国在列强夹缝中的挣扎。他的嚣张，源于清廷的软弱与列强的跋扈；他的死亡，则凸显李鸿章等官僚的务实与狠辣。更值得深思的是，白齐文两次叛变（投太平军、反复潜回中国）均未受严惩，直到触碰李鸿章底线才遭清算——这暴露了清廷法律体系的不完善。
洋枪队本质是清廷“以夷制夷”的工具，但其成员多为追逐利益的亡命之徒，忠诚度极低。白齐文之后，继任者戈登同样与李鸿章矛盾重重，最终因苏州杀降事件决裂。这些纷争表明，依赖外国武力维护统治，终究是饮鸩止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