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包括《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在内的343项不平等条约，涉及割地、赔款、关税控制等条款。其中，《辛丑条约》规定中国需向11国赔付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近10亿两。至1912年清朝灭亡时，仍有巨额赔款未完成，这些债务成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沉重负担。
此外，列强通过条约控制了中国的海关、盐税等经济命脉。例如，海关税务司长期由外国人管理，关税收入被直接用于抵押赔款，导致民国政府财政自主权严重受限。
辛亥革命后，新生的中华民国面临“国际难题”。列强明确要求民国政府继承清朝条约义务，否则可能拒绝承认其合法性，甚至武力干涉。孙中山与袁世凯均意识到，若触怒列强，可能导致清朝复辟或列强扶持其他代理人。
1913年袁世凯为争取列强支持其政权，不仅承认清朝条约，还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进一步牺牲国家利益以换取外部认可。
民国初期的中国深陷内乱与分裂，北洋军阀混战、地方割据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军事上，中国缺乏现代化军队和武器，无力对抗列强的军事威胁。当时的中央政府认为：“若强硬废除条约，列强可能再次发动类似八国联军的入侵。”
拿日本来说，其通过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获得巨额赔款加速现代化，而中国则陷入“以战养战”的恶性循环，进一步拉大与列强的实力差距。列强通过掌控海关、盐税等核心财政收入，迫使民国政府持续还款。庚子赔款的担保品包括关税和盐税，这些税收由外国机构直接管理，民国政府无法自主支配。即便部分列强退还赔款，如美国将退款用于清华学堂建设，其目的仍是强化对华文化影响，而非减轻中国负担。
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如袁世凯、蒋介石）为巩固个人权力，选择与列强妥协。蒋介石在抗战初期仍向日本支付赔款，直至1938年才停止，部分资金甚至被日本用于侵华战争。段祺瑞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以停付对德奥赔款为条件换取国际支持，体现了利用条约体系谋求政治利益的策略。
民国政府至1938年共支付约6.5亿两白银，占总额的66%。一战期间，中国作为战胜国停止对德、奥支付，苏俄亦于1920年放弃剩余赔款。美、英等国则通过退款支持教育，实则意图培养亲西方精英。唯独日本持续索要赔款至1937年，甚至在侵华战争中利用这些资金增强军力，暴露了其“以华制华”的野心。
美国通过退款换取文化影响力，英国将退款用于保护文物和科研，而日本则赤裸裸地掠夺资源。这种分化反映了列强对华策略的不同：英美注重长期渗透，日俄则倾向直接控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推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这一转变的基础在于，国家的统一与军事的胜利，通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结束了分裂状态，具备了抵御外部干涉的实力。并且具备了意识形态的独立，新中国采取“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策略，摆脱了对西方列强的依赖。
反观民国政府，其经济依附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导致无法彻底反帝反封建。毛泽东曾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源于其经济地位的不独立。”
民国政府继承不平等条约的决策，是弱国面对列强霸权时的无奈选择，同时也暴露了其阶级局限性和外交短视。这段历史警示后人：国家主权的完整需以强大国力为后盾，而彻底摆脱殖民遗产需依靠彻底的社会革命与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