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0块钱，两条人命。法官依法办案惨遭杀害，凶手畏罪服毒自杀未遂。

——关于这个案子，我实在总结不出什么教训。

据官方通报，凶手党某，五十岁，未婚，骑电动车和汽车发生碰撞，轻微受伤，对方全责。

因赔偿无法谈拢，提起诉讼，索赔一万八千多元。

交通事故纠纷和婚姻家事一样，是最简单最容易处理的，有交警的责任认定书，有医院的病历和票据，有统计局统一发布的赔偿标准，法官只要根据证据算个账就行，基本没有争议。

王法官接手后，审查了全案证据，对党某提出的医疗费和施救费全额支持；同时发现，他住院29天，后14天都没有实际诊疗项目，因此对这部分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以及其他没有证据证明的财产损失予以驳回，最终一万八千多，判了九千多。

这个判决，从程序到实体都没问题，可以说谁判都一样。

即便一审支持党某诉求，被告的保险公司上诉，二审也会根据证据改判。

估计党某的律师跟他解释过这一点，因此他没有通过二审继续维权，而是将仇都记在了王法官头上。

毕竟如果不是王法官识破自己“假住院”，自己垫付的住院费怎么会打水漂呢？

可能有人觉得，为了9000块钱玩命，至于吗？

通报中写，党某的律师是通过司法局法律援助指派的，估计是无业人士或者低收入群体，经济状况不乐观，这9000元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笔天降横财。

通报发布前，也有人猜测，法官肯定偏袒了汽车车主，甚至有人猜测接受过对方贿赂。

这种人，等你下次碰到这种人，小磕小碰却在医院赖着不走多讹你成千上万，你就知道厉害了。再说，谁会为了9000块钱走后门？即便走了，法官也不可能为了9000块钱承担违法危机的风险。

还有人说，这个法官应该做好释法说理工作，让当事人更好地接受和理解判决结果。

这是正确的废话。

通报中提到，王法官去年一年审结了428个案件，一天一个全年无休都判不完。

要知道，审案不是开个庭、发个判决那么简单。

首先要组织调解，调解不成再开庭，开庭要仔细审查双方证据，看看有无伪造和证明力不足的情况，有些案子光证据就有几本书那么厚的A4纸，读一遍就要好几天。

写判决时还要搜集类案判决和最新的司法解释，与最新裁判规则保持一致，否则二审很可能会改判或发回重审——这一点与法官绩效考核直接挂钩。

同时，法院内部一直强调“快立快审快结”，一个案子从开庭审理到审结归档有严格期限——在这样的压力下，法官哪儿还有精力安抚那种胡搅蛮缠的当事人？

更何况，有些当事人的不满，根本就不是解释和安抚能化解的。

法律依据和事实道理，判决书里都写得清清楚楚，他们根本不是理解不了，只是无法接受判决结果不符合自己的利益。

比如党某，他就是无法接受自己讹人不成，垫付的住院费还打了水漂。

唯一能安抚他的结果，就是枉法裁判，硬把9000多元判给他才行。

但如果王法官真这么做了，是什么后果？

二审改判，她个人被追责都是轻的——以后其他无赖流氓都有样学样，受点小伤就把医院检查都做一遍，往医院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再拿着账单讹人，你愿意吗？

一份枉法裁判，往往是全社会买单，所以我们才说法官是正义底线的捍卫者。

还有人说，应该给法官加强安保，甚至是直接配枪。

实际上，法院安保已经是公检法司里最严格的了，不仅入院要接受严格安检，法庭还都有法警全天值守，只要法官需要，3分钟内即可赶到。而法官配枪则是无稽之谈，枪支管理的成本和枪支滥用的风险都是无法估量的，我们不能为了一些小概率事件耗费掉不成比例的社会资源。

其实本案让我想到了前阵子李晟医生被刺案。

凶手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单身汉，都是挟私报复无辜之人，都是作案之后畏罪自杀。

我倾向于认为，这种人早就想杀人了，也早就想自杀了，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拉人垫背。

因此，只要对方一点点自以为对不起自己的事情，注意我说的是自以为，他们就会毫无心理负担地举起屠刀。

跟这样的人你讲什么正义，讲什么公理？

不存在的。

他们只在乎眼前的利益能不能立刻得到满足，只希望社会按照他们的想法来运转，最好直接发钱发老婆来挽救他们失败的人生。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总结不出什么经验教训——

这种垃圾人，以前存在，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而法官，作为正义底线的捍卫者，天然要站在社会矛盾最激烈、最冲突的地方，与最黑暗、最丑恶的现实近身肉搏，他们如果后退，正义的底线也会跟着后退。

因此，我们能做的只有感谢和铭记。感谢王法官在每一个案件中依法裁判，它们见证了法律的公正；铭记王法官为法律事业披上的不朽荣光——您坚持捍卫的，我们将继续捍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