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古代皇帝们有庙号、谥号、年号等多种称呼。通常情况下，唐朝以前的皇帝多以谥号称呼，如汉文帝、汉武帝。唐朝以后的皇帝多以庙号称呼，如唐太宗、宋太祖。明清两朝的皇帝多以年号称呼，如嘉靖帝、康熙帝。今天我们就试着用一篇文章搞懂中国古代皇帝的庙号、谥号、年号和它们的区别与发展。
庙号制度始于商朝，是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中被祭祀供奉时使用的名号。这里简单讲一下古代的太庙制度，太庙是古代君主用来祭祀供奉先祖的场所，各个朝代有不同的称呼，夏朝称“世室”，商朝称“重屋”，周朝称“明堂”，秦汉以后称“太庙”。殷商时期，为了纪念那些对国家有大功的君主，创立了庙号制度，获得庙号的君主可以享受子孙万世的祭祀供奉，而没有庙号的君主，神位会随着世代的更替进行毁迭。
最初的庙号只有“太、高、世、中”四类，且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创立基业曰“太”，功高者曰“高”，世代祭祀曰“世”，中兴者曰“中”）。商王朝17世31王中，获得庙号的也只有六人，“祖有功，宗有德”，合为祖宗，万世供奉。既然庙号并非人人皆可得，商朝的君主该怎么称呼呢？答案是直呼其名，不过这个名字不是本名，而是日名。
夏商时期，人们还保持着原始的太阳崇拜。相传古代天上有十个太阳，它们分别叫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合称天干，每天有一个太阳照临人间，十天为一个轮回，如此循环往复。商族部落崛起后，将君主视为人间的太阳，于是形成了以君主出生时所处的太阳日取日名的习惯，甲日出生的就称某甲，乙日出生的就称某乙，因此殷商世系，报丁起全系日名。例如商汤王，子姓，本名为履，成为君主后称天乙，死后上庙号商太祖，配享万世。
商太祖 汤
周王朝建立后，废除了庙号制度，改用谥号体系。谥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不再局限于君王，无论是周天子还是诸侯，死后都可以加谥号；二是谥号有很强的评判功能。有功有德的加美谥，例如周文王、周武王、周宣王，昏聩残暴的加恶谥，例如引发国人暴动的周厉王，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英年早逝或意外死亡的加平谥，以表达哀思怜惜，例如即位仅三个月就去世的周哀王、被兄弟杀害的周思王。也正是从周朝开始，人们形成了以谥号称呼君主的传统，直到则天大帝横空出世，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周武王 姬发
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建立帝制后，认为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的恶习，于是将其废除，所以我们的政哥既没有庙号也没有谥号。刘邦建立汉朝后，在继承秦制的同时，也恢复了商朝的庙号和周朝的谥号制度，所以刘邦的头衔为汉太祖高皇帝。
两汉29帝中有14人曾获得庙号，由于太、高、世、中四个正统庙号不够分配，人们便结合谥法又新增了一批庙号。不过这个时候人们还记着“祖有功，宗有德”的古训，就连延续了文景之治、平定七国之乱的汉景帝都没有庙号，所以有一些名不副实的庙号在后来被削除。第一次是光武帝刘秀推翻新莽复兴汉室后，以王莽乱政的名义，削去了汉元帝、汉成帝、汉平帝三人的庙号。第二次是东汉末年，董卓以“无功德”为名削去了汉和帝刘肇、汉安帝刘祜、汉顺帝刘保、汉桓帝刘志四人的庙号。因而两汉29帝中只有七人有庙号，他们分别是太祖高皇帝刘邦，太宗孝文皇帝刘恒，世宗孝武皇帝刘彻，中宗孝宣皇帝刘询，世祖光武皇帝刘秀，显宗孝明皇帝刘庄，肃宗孝章皇帝刘炟。
汉朝以孝治天下，所以汉朝皇帝的谥号前面都有一个孝字，两汉29帝中除了几个早夭的幼年天子，大多都是美谥，不说文帝武帝这样的明君雄主，就连汉成帝、汉桓帝这样有极大污点的也能混个不错的谥号，真正称得上恶谥的仅有汉灵帝一人，谁让他自己不争气又赶上了黄巾之乱。另外作为亡国之君的汉献帝，虽然“献”这个字作为谥号本身是个美谥，但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很难不让人怀疑是曹魏在挖苦讽刺。而蜀汉政权给汉献帝的谥号为“愍”，“在国遭忧曰愍，使民悲伤曰愍”，用在汉献帝身上可以说是十分贴切的。
汉孝献皇帝 刘协
曹魏代汉后，“始受封”的魏武帝曹操作为实际上的开国君主，庙号太祖，“始受命”正式称帝的魏文帝曹丕，庙号高祖，虽然曹操确实配得上太祖的庙号，但也算开了生前未称帝，死后追尊庙号的先例。而魏明帝曹叡则作了个更坏的示范。庙号和谥号一样，都是死后由后人评定的，但曹叡却毫不羞耻地在生前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烈祖的庙号，成为曹魏万世不祧的三祖之一。
魏太祖武皇帝 曹操
这里有一个“祧”的概念，展开和大家说说。“祧”字本意指远祖之庙，古人讲天子七庙，说的是天子要祭祀供奉一祖、二祧、四亲七位先祖，一祖指的是始祖，二祧指的是两位功德卓越保留在太庙中不迁的远祖，四亲指的是父亲、祖父、曾祖、高祖四位直系父祖。除了一祖二祧，四亲之庙是要随着世代的更迭进行替换的，每当新主即位，就会有一位血缘最远的先主从太庙迁入远祖之庙，这个过程就叫“祧迁”。虽然各朝各代的宗庙制度不尽相同，但只要能称“祖”，就能享受万世不祧的殊荣。这才促使曹叡在生前就给自己定下了“烈祖”的庙号，只可惜曹叡费尽心思选了个好庙号，却没选好托孤之臣。
魏烈祖明皇帝 曹叡
晋武帝司马炎建立晋朝后，他所面临的情况比曹魏还要复杂，最好的太祖给了生父司马昭，稍低一档的高祖给了祖父司马懿，自己作为开国皇帝只能仿照光武帝刘秀的旧例定为世祖，而在晋朝建立过程中同样功不可没的司马师为世宗，毕竟不是父子，司马炎肯给个世宗已经很厚道了。永嘉之乱东晋建立之后，庙号的水份越来越大，东晋11帝中，有六人享有庙号，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勉强算个中兴之主，给个中宗的庙号还算贴切，但当了一年皇帝就忧惧而死的简文帝司马昱也配称太宗？
晋太祖文皇帝 司马昭
而到了南北朝，庙号更是成为皇帝的标配，什么“祖有功，宗有德”，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别管是什么类人生物，只要能坐稳皇位并保证是自己的儿子即位，都能混个庙号玩玩，其中称太祖者有五，高祖者有六，世祖者有六，太宗者有三，高宗者有五，世宗者有三。曾经用来评定一个人是非功过的谥号，也在这一时期脱实向虚，成为粉饰吹捧皇帝的“面子工程”。
这里补充两个有意思的案例。
永嘉之乱时，匈奴人刘渊在北方称帝自立，以“汉之外甥”的名义，宣布继承两汉和蜀汉的法统，给刘阿斗加上了“孝怀皇帝”的谥号，同时尊昭烈皇帝刘备为烈祖，于是太祖刘邦、世祖刘秀、烈祖刘备就这样尴尬的坐在了匈奴人的太庙中。刘渊自诩为汉室后裔，但很明显他的子孙们并不这么认为。族子刘曜即位后，以刘渊立汉庙是“以从民望”的权宜之计为由，毁汉庙，以冒顿单于和刘渊为祖，“拨乱反正”，并将国号改为“赵”，即前赵。
另一个案例是北魏。拓跋珪建立北魏后，一口气追尊了代国时期整整二十八代先祖为皇帝，其中庙号称祖者就有三位。所以后来汉化组组长孝文帝上线后，不得不重新评定庙号，代国三祖的庙号被削除，道武帝拓跋珪的庙号改为太祖，以正开国君主之名。统一北方的太武帝拓跋焘加世祖庙号，万世不祧。同时为了凸显孝道，给自己的短命父亲加了个显祖的庙号，而孝文帝自己则被后人尊为高祖。如此一来，北魏也凑出了自己的四祖。
进入隋唐后，庙号恢复到以往一祖多宗的常态，出现多个“祖”的话，一般是追赠的先祖。例如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为高祖文皇帝，其生父杨忠尊为太祖武元帝，隋炀帝杨广没有庙号。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为高祖太武帝，其生父李昞为世祖元皇帝，祖父李虎为太祖景皇帝，曾祖李天赐为懿祖光皇帝，李世民以下二十帝，庙号全部称宗。
尽管李唐王朝在庙号的选择上保持了相当的克制，但他们却把旺盛的精力和创造力都用在了谥号上，以至于把沿用了一千多年的谥号体系彻底玩坏了。
李世民死后，最初的谥号是“文皇帝”，但唐高宗李治即位后，由于自己多病，政事就交给了武则天处理。为了名正言顺，武则天发明了一个新制度：尊号。丈夫李治称“天皇”，自己则称“天后”，同时为了避免别人说闲话，武则天夫妇也把李世民和李渊的谥号一并改了，太武帝李渊改成了神尧皇帝，文帝李世民改成了文武圣皇帝。
武则天称帝后更是放飞自我，搞出了圣母神皇帝、则天大圣皇帝、天侧金轮大圣皇帝等一大堆尊号。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武则天死后，她的好孙子唐玄宗李隆基也是位好大喜功、贪图虚名的主，给自己搞了个“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的尊号。当然，唐玄宗也没有忘了祖宗们，高祖李渊加谥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李世民加谥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宗李显加谥为“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睿宗李旦加谥为“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
唐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李世民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皇帝的谥号就如老太太的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唐朝的谥号多数五到七个字，宋朝十六个字，明朝十七个字，清朝更夸张，有足足23个字。站在你面前的是，和硕宝亲王、长春居士、十全老人、诗人、牛皮鲜制造者、江南巡阅使、文殊皇帝、腾格里特古格奇汗、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爱新觉罗·弘历。
“清章宗纯皇帝” 乾隆帝
随着谥号的评价体系崩溃，庙号取代了谥号评定功过的功能，例如此前仅出现在谥号中的文、武，也被拿来用作庙号。因此，唐宋之后的皇帝们，在庙号的选择评定上格外重视。太、高、世、中四个顶级正统庙号中，由于出了后晋高祖石敬瑭、南汉中宗刘晟、宋高宗赵构这三位卧龙凤雏，直接导致这三个庙号被弃用，烈祖、显祖这些杂号的祖则默认用给追尊的先祖，太祖太宗成为开国皇帝和二代目的标配，世祖则用在了开创新世代的皇帝们身上，例如元世祖忽必烈，清世祖顺治皇帝。
这里再补充两个特例：明成祖朱棣和清圣祖康熙。这个我们分开来说来。
按照前面太祖太宗连用的惯例，朱棣夺了朱允炆的皇位后，庙号自然是太宗，而之所以后来变成成祖，这完全是八套帝君、杂毛老道干的好事。
武宗朱厚照无嗣而终后，嘉靖帝朱厚熜以外藩的身份继承大统，即位之初就闹出了大礼议事件。所谓大礼议，议的是嘉靖即位后，是否要更换父母的问题。按照惯例，嘉靖既然继承了皇位，就应该以明孝宗朱佑樘为父，表示皇位是从朱佑樘那里继承过来的。例如汉光武帝刘秀作为开国君主，为了大义名分，也要认八竿子打不着的汉元帝为父，亲生父母只能安排臣民代为祭奉。
但嘉靖出于各种原因，铁了心的要追尊自己的生父为皇帝，配享太庙，甚至为此杖毙大臣十六人，最终才心满意足的给生父兴献王朱祐杬加上了帝号，庙号睿宗。并且为了彰显外藩继统的正当性，嘉靖还将朱棣的庙号从“太宗”改成了“成祖”。其实按道理，“靖难救国”、迁都北京、开创永乐盛世的朱棣即便要称祖，也应该称世祖，可嘉靖想把“世”这个顶级庙号留给自己，明太宗朱棣就这样成了不伦不类的明成祖，自己则得偿所愿成了明世宗。
清圣祖这个就更奇葩了，这里不针对康熙帝本人，只是讨论圣祖这个庙号。历史上的确有过圣祖这个庙号，例如唐圣祖、宋圣祖，可唐圣祖是老子李耳，道家始祖，民间管他叫太上老君。宋圣祖则是人皇九人之一，在宋代是和玉皇大帝放在一起祭祀的，民间管他叫人皇天尊大帝。老话讲得好，尬吹就是黑，把康熙帝和这些羽化登仙的大佬放在一起也不知道雍正是怎么想的。只能解释为经历过九子夺嫡的雍正，希望通过尊崇其父皇，来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你看我对父皇多孝顺，皇位就应该是我的。
从商周一直拉到明清，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庙号、谥号的发展，现在再来补充一下年号。年号，即古代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最初，人们习惯以君王即位的年次纪年，例如秦始皇在位37年，那么就以他即位第二年为始皇帝元年开始纪年，一直纪到始皇帝三十七年，然后等秦二世即位后又从元年重新开始纪年，如此循环往复。
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为实现大一统，先是修明堂、改正朔、易服色，后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总之要在各个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和皇帝权威，于是就创造了年号这一纪年方式。汉武帝在位54年，一共使用了10个年号，前六个年号六年一换，后四个年号四年一换，最后两年没有年号，人们以后元纪年。
自汉武帝后，年号成为最常用的纪年方式，每个皇帝登基后都会取一个新年号，以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和美好愿景，用字上一般讲究个“或取修美之称，或宣纪德化，或章明功烈”，如汉武帝的十个年号，听起来就很大气，寓意也很好。当然也有一些年号，在今天看来会比较奇葩，例如南梁武帝的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中大同......
汉武帝使用的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
由于改元是皇帝独有的权力，因而在历史既有一个年号用到死的皇帝，如汉明帝的永平、唐太宗的贞观，也有在位期间频繁改元的，例如武则天一家子。唐高宗李治在位34年，换了14个年号，武则天在位22年，也换了14个年号，再加上她弄出的那些离谱的谥号、尊号，足以看出武则天在名号这件事上有多在乎。或许武则天也明白自己做的这些是自娱自乐，不会有人认同，所以死前反倒看开了，让后人给自己立了块无字碑，当然也可能是名号太长太多写不上去。
抛开武则天这个奇葩不谈，正常情况下更换年号是需要条件的，例如天降祥瑞、迎来盛世、幼主亲政、皇帝新婚，或是出现天灾，爆发战争，国家发生重大变故等等。按照《中国历史纪年表》的统计，自汉武帝的建元至溥仪的宣统，中国历史上一共产生了500多个年号，其中绝大多数年号为两个字。
三个字的年号仅有三例，为王莽的始建国，南梁武帝的中大通、中大同。四个字的年号有11例，分别为汉光武帝的建武中元；北魏太武帝的太平真君；武则天的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宋太宗的太平兴国，宋真宗的大中祥符，宋徽宗的建中靖国，以及西夏的延嗣宁国、天佑垂圣、福圣承道、天安礼定、天仪治平、天佑民安。还有两例六个字的年号，为西夏的天授礼法延祚、天赐礼盛国庆。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以身作则，一生只用一个年号，在“祖训”的加持下，明朝的皇帝们也就不想在年号上多费心思了。杨慎在《丹铅总录》中就记有一句俗语：“乱主年年改号，穷士日日更名”，说明人们在当时已经达成了一个皇帝一个年号的共识。所以明清两朝的皇帝多以年号称呼，毕竟庙号和谥号都是死后才确定的，而年号则是百姓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也没什么忌讳，使用起来方便。唯二例外的是两次登基的堡宗朱祁镇，以及身兼后金国主和大清皇帝双重身份的皇太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