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杨得志上将调任山东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在杨得志将军上任之后，在湖北荆州江陵县的一名老人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新闻，他对于济南军区并不了解，可是对于新上任的司令，却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坚信，如果杨得志将军站在他的面前，一定会认出他是谁。
在1934年红军长征的时候，杨得志将军担任红一师师长，红一师是长征的主力，完成了许多后世令人震惊的任务，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飞夺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就是红一师红一团作为主力完成的艰巨任务，在飞夺泸定桥的时候，涌现出了18勇士，而其中的一名勇士，就是红一团的团长。
而在1971年，看着报纸上的杨得志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而激动不已的这名老人，就是这名团长，这名老人，就是杨得志当年十分重用以及看好的主力团长“侯礼祥”。
按理来说，当年担任过红一团团长，并且在红军长征中担任如此重要主力角色的侯礼祥，他在建国之后，按照同时期的同志平均职位，他至少都是一个正军级职务，军衔至少是少将，即便是中将都是非常合理的，可惜的是，这个时候的侯礼祥不仅没有任何职务以及军衔，身上还背着“反革命”的标签。
这些事情让他非常苦恼。
这么些年来，他一直都想摆脱贴在身上的这些标签，他想过办法找到自己的老领导们，只可惜的是，因为那个年代通讯手段的不方便，侯礼祥一直都受挫，直到1971年，他在报纸上确定了老首长杨得志在山东济南走马上任，他这才有了明确的目标。
他决定，只身前往山东济南，找到老领导去完成平反。
侯礼祥从湖北北上济南的路途非常坎坷，他当时正处在“劳动改造”的处境之中，所以身份非常不方便，可是对于他来说，走过长征道路的他，在确定了一个目标之后，不管处境多么艰难，道路多么险阻，他都能够依靠着自己的毅力走到那里，侯礼祥虽然说是一个老人，但这也只是表面看起来。
出生于1912年的他，这一年才59岁，连60岁都不到，侯礼祥从家乡辗转到了武汉，济南，一路上乘船还有扒火车，因为口袋里面没有钱，他便风餐露宿，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波折，他终于到达了济南军区大院。
来到了军区大院的时候，警卫员看着眼前这个浑身邋遢的老人感到奇怪，于是上前拦下了他：
“你是谁？有什么事情来到这里”。
侯礼祥看到眼前神采奕奕的军人感到非常亲切，于是敬了一个礼回答道：
“警卫员同志，我想找你们的司令员杨得志，我是他的老部下，当年也当过红军，你通报一下杨得志司令，就告诉他我是侯礼祥，他会知道我是谁的”。
侯礼祥虽然浑身邋遢，可是敬礼的姿态以及言语中的从容不迫，让警卫员有了认可，作为杨得志的警卫员，他这些年也看到了一些老红军前辈确实会从各种各样的地方找到老首长，这些红军老前辈们过去都因为不同的事情从而离开了队伍，可是他们曾经的付出都是真实存在的。
警卫员让侯礼祥在大院门口稍等，然后进去通报，只不过杨得志刚好去视察工作了，并没有在军区大院，侯礼祥得知之后，只能连忙告谢警卫员，然后略带遗憾的离开了大院门口。
而当杨得志回来之后，警卫员立即上报这个情况，听到一个邋遢的老红军，以及侯礼祥这个名字的时候，杨得志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可以想象到，侯礼祥这一路来绝对不简单，更重要的是，他跟这名老部下已经失联多年，现在对方能找到这里来，一定遇到了什么事。
杨得志让警卫员们快点找到侯礼祥，他对警卫员们承认了侯礼祥的身份，当警卫员们知道那位邋遢的老人竟然是当年飞夺泸定桥的“红一团团长”的时候，立即感到肃然起敬，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了侯礼祥。
当侯礼祥看到老师长杨得志的时候，他的眼眶不禁湿润了，杨得志也同样如此。
生怕侯礼祥要走，杨得志攥着他的手说道：
“你今天一定要留下来吃饭，跟我一起吃饭”。
杨得志立即带着侯礼祥吃饭以及换衣裳，杨得志非常激动地问侯礼祥这些年到底怎么样了，从九年前侯礼祥写过一封信给他和杨勇之后，就没有了消息，说起这一些，侯礼祥也只能是摇头叹息。
而侯礼祥会变成这副境地，跟一连串的误会有着很大的关系。
侯礼祥作为杨得志的得力干将，打仗一直都是冲锋在前，在1939年抗日的过程中，侯礼祥受过一次很严重的伤，这一次受伤，让他知道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到一线部队，为了不拖累组织，侯礼祥主动申请退役，当时许多人挽留他，希望他能留在二线工作，但是侯礼祥都坚决回老家务农。
他的觉悟很高，组织也同意了。
也是在当时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领导叶剑英的安排下，他被纳入了湖北的地下党组织，并回到了老家。
在1940年的时候，组织忽然想要将一名同志打入国民党的体系之内，而这名同志的任务非常特殊，除了进入国民党以外，还要进入日伪政府潜伏，以此来为我党获得重要消息。
身在湖北江陵老家的侯礼祥就被选中了，当组织询问侯礼祥遇见的时候，侯礼祥二话不说，立即安排好了家里，然后就到当地的党组织进行报道，组织对于侯礼祥的觉悟赞叹不已。
于是乎，组织下达任务，侯礼祥以“候文彬”的假身份，担任国民党伪联保主任，为我党提供机密情报。
就这样，侯礼祥忽然成为了百姓眼中的“伪保长”，百姓们对他非常痛恨，但侯礼祥知道自己的潜伏任务特殊，所以并没有什么怨念，在这么些年的时间里面，侯礼祥陆陆续续给组织提供过很多情报，建立了很多功劳。
而在解放战争结束之后，侯礼祥也到了回归组织报道的时候了，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上级断线了，因为国民党反动分子临时反扑，地下党组织受到了重创，大量的文件丢失，侯礼祥的工作本来就是保密度极高的“特务工作”，所以除了他的上级以外，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侯礼祥的真实身份。
没有真实身份，也就没有人给他作证，但是侯礼祥眼见的新中国起步的艰难之后，对不能回归组织这件事情也没有执着，他回到了老家之后，继续进行农业劳动，为的就是给国家减轻一点负担。
值得一提的是，侯礼祥的家里面曾经进过贼，他的党员证以及当年当过红军的干部证件，全部被偷走，这也就意味着，除了当年他极少数的战友以及领导以外，根本没有人能够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以及老红军。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人民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为了避免当时日本以及国民党方面的特务在新中国进行破坏，所以很多曾经跟日本伪政府有过关联的人都被进行的审查，当年被百姓恨之入骨的“侯保长”也同样被审查。
因为无法进行身份证明，侯礼祥被坐实了反革命的身份，而他也知道一些重要的工作经历，即便是这个时候都不能随便说出口，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侯礼祥给杨得志和杨勇两位首长写信，表明了自己的情况，希望两位首长能够回信帮他证明身份。
杨得志和杨勇得知后，立即回信给江陵县政府，证明了侯礼祥的身份，可问题是，两位将军都不知道侯礼祥后来潜伏进国民党的工作任务，关于这一段时期的事情并没有办法做出解释，所以当地政府收到了两位将军的来信之后，不仅没有给侯礼祥进行平反，反而还觉得他用尽浑身解数开脱。
这才有了在1971年，侯礼祥艰苦奔向山东济南的事情。
见到了杨得志之后，侯礼祥把这些年的情况给老首长进行说明，杨得志气愤不已，立即再写了一封信给江陵县政府，表明侯礼祥是真正的红军，是真正对无产阶级革命有贡献的。
这一次的见面，杨得志对侯礼祥招待到极致，侯礼祥也不敢再让军区破费，于是连忙提出要回家，杨得志再做挽留，侯礼祥都是坚持回家，杨得志只能从自己身上掏出200块钱给了这位老下属，让他回去之后有什么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自己。
当侯礼祥回到了湖北老家之后，再次拿出杨得志将军写的亲笔信交给当地政府的时候，当地政府对于侯礼祥的解释还是抱着存疑的态度。
一直到1973年，杨得志亲自跑到候礼祥的家乡江陵，为老部下证明身份，候礼祥初步获得认可，但他是否是伪装成日伪一事还需进一步核实，其实工作进行到这一步，并没有谁犯了错，要怪就怪当年的那些资料全部丢失，而小偷也把侯礼祥的重要证件全部偷走。
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当时任江陵县委书记的老领导，终于寄来了证明候礼祥身份的信件，至此，他的身份被证明是清白无误。
当时间到了1975年，这一切才尘埃落定，江陵县对侯礼祥的政治审查结束，决定恢复其老红军待遇。
侯礼祥这二十几年的坎坷之路，这才真正的走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