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抗战，中共特工国外执行＂统战带动情报，外事掩护情报＂
世人皆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敌后战场建立了众多根据地，却鲜有人知，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远赴重洋，在异国他乡为抗日事业奔走呼号。他们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进步青年，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竟然还有国民党军统局的特工。他们为何能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开展工作？他们又是如何在敌后与各方势力周旋，为抗日事业做出贡献的？
一、开辟海外战线：从上海到远东
1935年的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产国际远东局选择在此设立据点，并非偶然。租界的特殊地位，为各国情报机构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而中共特科在上海的情报网络，成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最重要的依托力量之一。
这一时期，中共特科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合作，首先体现在情报交换方面。中共特科通过在上海的地下党员，掌握了大量关于日本在华活动的情报。这些情报不仅对中共的革命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共产国际了解远东局势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33年春，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上海。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苏联特工理查德·佐尔格。佐尔格以《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活动，但他真正的任务是建立一个覆盖中国、日本的情报网络。
佐尔格在上海的活动，得到了中共特科的大力支持。张文秋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联络人之一。张文秋出身于书香门第，精通英语，在上海工作期间，她以英文教师的身份作掩护，为佐尔格提供了大量帮助。她不仅协助佐尔格建立了与当地进步人士的联系，还帮助其获取了大量关于日本在华活动的情报。
1935年秋，佐尔格离开上海前往东京。但他在上海建立的情报网络并未停止运转。这个网络中的许多成员，如张文秋等人，继续在上海开展工作。他们一方面为中共特科服务，另一方面也与共产国际保持着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1934年，国民党在上海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多名地下党员被捕。在这种危急时刻，中共特科展现出了非凡的营救能力。通过与租界当局的周旋，以及复杂的地下交通网络，成功营救出多名被捕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
这一时期，上海的地下斗争形势日益严峻。日本特务机关也在加紧对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上海活动的侦查。为应对这种局面，中共特科采取了更为隐蔽的工作方式。他们利用商业掩护，建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点，并开始着手将部分重要人员转移到香港等地。
到1936年底，随着日本侵略威胁的加剧，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但这一阶段中共特科与共产国际的合作经验，为后来中共在海外开展情报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布局东南亚：香港为支点
随着上海局势的日益严峻，中共情报工作的重心开始向香港转移。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内地与海外的理想据点。1938年初，潘汉年和廖承志先后抵达香港，开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地下工作历程。
潘汉年以《大公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在香港活动。这个身份不仅为他提供了合法的掩护，还使他能够自然地接触各界人士。他在香港建立的情报网络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以新闻界人士为主的公开关系网，第二层是由进步文化人组成的半公开网络，第三层则是最核心的地下情报员网络。
1939年春，一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在九龙尖沙咀悄然成立。表面上这是一家普通的茶叶店，实际上是中共在港情报网络的重要枢纽。这家店铺的经营者是一位姓李的老店主，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地下党员。通过这个联络点，大量情报得以安全传递到延安。
廖承志则负责建立与南洋华侨的联系网络。他以香港为基地，派出多名情报员前往新加坡、马来亚等地。这些情报员大多以商人身份活动，通过华侨社团建立关系网。其中，在新加坡的一个重要联络点就设在丹戎巴葛路的一家杂货店内。
1940年，日军的威胁逼近香港。中共情报系统开始着手建立备用联络线路。他们在澳门设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点，并开辟了一条经由越南的地下交通线。这些准备工作在香港陷落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情报工作并非仅限于收集军事情报。连贯在此期间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经济情报网，通过银行职员和商人收集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情报。这些情报对了解日军的战争准备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1941年底香港陷落前，中共情报系统在香港完成了三项重要工作：首先是将主要情报员安全转移；其次是销毁了可能暴露的文件材料；最后是建立起了新的秘密通讯渠道。其中最关键的是一部隐藏在深水埗某居民楼内的秘密电台，这部电台在香港沦陷后仍继续运转了数月。
香港沦陷后，中共的情报工作重心虽然转移，但香港建立的情报网络并未瓦解。许多情报员转入地下，继续在日军占领区进行情报工作。这个时期建立的海外联络网络，为后来中共在东南亚的情报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意想不到的合作：军统与中共
1941年末的菲律宾马尼拉，一场看似偶然的会面揭开了中共与军统合作的序幕。军统局驻菲律宾站站长张圣才主动与中共地下党员接触，提出了合作的建议。这个提议在当时显得极为突兀，但战争形势的严峻使得这种看似不可能的合作成为现实。
张圣才的＂投诚＂并非单纯的临时起意。早在1940年，他就通过香港的关系网了解到中共在海外的情报网络建设情况。日军的迅速南下，使得国民党在东南亚的情报网络遭受重创。军统局急需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来维持情报工作的延续。
合作开始后，双方首先在马尼拉建立了一个联合情报站。这个情报站表面上是一家华人开设的贸易公司，实际上成为了收集日军在菲律宾军事部署情报的重要据点。中共派出的情报员与军统人员开始了一段微妙的合作关系。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家兄妹的秘密电台工作。王氏姐弟原本是军统的电讯专家，但在得知他们与中共的合作后，主动请缨参与联合行动。他们在马尼拉城郊的一座废弃教堂地下室建立了电台，通过这个电台，大量情报得以传递到重庆和延安。
1942年初，日军占领马尼拉后，联合情报站转入地下。双方的合作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更加紧密。军统的掩护身份为中共情报员提供了额外的安全保障，而中共在华侨中的影响力则帮助军统扩展了情报来源。
这种合作很快扩展到其他地区。在新加坡，一个类似的联合情报网络也开始运作。军统特工利用其在英军中的关系，为中共情报员提供活动便利，而中共则协助军统建立起了覆盖马来亚橡胶园的情报网。
1943年，一个重要的突破出现在泗水。军统与中共的联合小组成功渗透进入日军的后勤补给系统。通过一位在日军医院工作的华裔护士，获取了大量日军兵力调动的情报。这些情报通过双方共同建立的秘密电台网络，传递给了同盟国。
然而，这种合作并非总是一帆风顺。1944年初，一次意外的日军搜查导致马尼拉的一个联合联络点暴露。所幸由于双方earlier建立的预警机制，重要人员得以及时撤离。这次事件后，双方开始采取更为谨慎的合作方式，建立了多重备份的联络渠道。
这种看似矛盾的合作持续到了战争结束。虽然双方各自怀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但在抗日这个共同目标下，军统与中共的海外情报人员创造了一段特殊的合作历史。他们共同建立的情报网络，为盟军在太平洋战区的作战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四、隐蔽战线：海外党组织的统战与情报工作
1942年初，在新加坡一间不起眼的咖啡馆里，几位来自不同背景的华侨正在进行一场秘密会谈。这家咖啡馆的老板是一位马来亚华侨，表面上经营着普通的餐饮生意，实际上却是中共在新加坡建立的重要情报联络点之一。
中共海外党组织的统战工作首先从华侨社团入手。在南洋，华侨社团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影响力。中共派驻的工作人员通过参与华侨社团活动，逐步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关系网络不仅为情报工作提供了天然的掩护，还成为了发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基础。
在印尼，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参与华文报纸的编辑工作，在舆论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报》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家报纸。这份报纸表面上报道普通新闻，实际上通过巧妙的编排和措辞，传递着抗日信息，同时也成为了收集日军动向情报的重要渠道。
1943年，在缅甸仰光，一个特殊的情报网络正在悄然形成。这个网络的核心是几位在当地经营百货公司的华侨商人。他们利用经商的便利，与日军驻缅甸司令部的后勤人员建立了业务往来。通过这些接触，他们获取了大量关于日军物资调配的情报。
在菲律宾，中共地下党员巧妙地利用了天主教会的掩护。一位化名＂约翰神父＂的党员，通过在教会学校任教的身份，成功建立起了一个覆盖马尼拉周边地区的情报网。这个网络不仅收集军事情报，还负责营救被日军追捕的抗日人士。
1944年中期，在泰国曼谷，中共海外组织开展了一次大胆的统战行动。他们通过当地的华侨银行家与泰国政府中的亲英派建立了秘密联系。这些联系后来为盟军在泰国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海外党组织的工作并非局限于情报收集。他们还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募捐活动支援国内抗战。在新加坡，一个名为＂南洋华侨筹赈会＂的组织，就是在党组织的推动下成立的。这个组织表面上从事慈善活动，实际上也承担着情报传递的任务。
海外党组织还特别注重发展年轻一代。在马来亚，他们通过华文学校建立了多个青年读书会。这些读书会不仅传播抗日思想，还培养了一批后来成为情报工作骨干的年轻人。其中，位于槟城的＂励志学社＂就是一个重要的培训基地。
到1945年初，中共在东南亚的海外党组织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的网络。这个网络通过统战工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这些社会基础又为情报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从新加坡到马尼拉，从仰光到泗水，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商铺、学校、社团组织，构成了一张复杂而有效的情报网。
五、特殊的战场：电台与密码
1942年的一个雨夜，在新加坡牛车水的某个阁楼里，一部秘密电台正在进行着紧急的电报发送。这部电台是中共在新加坡最重要的地下电台之一，由一对化名＂阿福＂和＂阿胜＂的兄弟操作。这座电台的设备全部隐藏在一个巨大的樟木箱中，箱子外表看起来只是普通的杂物储存柜。
电台工作人员采用了极为严密的工作制度。每次发报时间都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这个时段日军的无线电监测最为松懈。发报位置也经常变换，从牛车水到芽笼，再到直落亚逸，形成了一个流动的发报网络。其中最为巧妙的是，他们在多个地点都预先安装了天线，这些天线被伪装成普通的晾衣绳。
密码工作是另一个关键环节。1943年初，中共开发出了一套独特的＂双重密码系统＂。这个系统使用了两个密码本：一个是基础密码本，用于一般性的情报传递；另一个是紧急密码本，专门用于传递重要军事情报。这两本密码本的内容每月更换一次，更换的方式也十分讲究。新的密码本被印制在普通的账本纸张上，由专人通过海运商路传递。
在马尼拉，中共建立了一个培训电台工作人员的秘密学校。这个学校表面上是一家无线电器材维修店，实际上在店铺后面的隔间里进行着密集的电报培训。学员们不仅要学习电报技术，还要掌握复杂的密码编译方法。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活密码＂的使用方法，即根据当天报纸上的特定文字组合临时生成密码。
1944年，为了应对日军加强的无线电侦查，中共在东南亚的电台网络进行了重大调整。他们创造性地采用了＂接力发报＂的方式。同一份电报内容被分成多个部分，由不同地点的电台依次发送。这种方式大大增加了日军截获和破译的难度。
在泗水，一个独特的＂水上电台＂开始运作。这个电台设在一艘来往于爪哇海各港口之间的渔船上。发报时，渔船会驶入预定海域，利用海面反射无线电波的特性进行发报。这种移动发报方式，成功避开了日军的陆地监测网。
密码工作也在不断创新。1945年初，一种被称为＂商业暗语＂的新型密码开始使用。这种密码将军事情报伪装成普通的商业电报。例如＂大米价格上涨＂实际上是在报告日军增兵，而＂货物延期到达＂则表示盟军空袭成功。这种密码即使被截获，也很难引起敌人怀疑。
在新加坡沦陷期间，中共的地下电台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传递军事情报外，这些电台还承担着与国内组织联络的任务。他们建立了一个复杂的中转系统，通过多个电台接力，将东南亚各地的情报传递到重庆和延安。
战争末期，这个电台网络达到了最大规模。从曼谷到泗水，从仰光到马尼拉，十几个秘密电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报传递网络。这些电台不仅传递着军事情报，还承担着党组织内部联络、统战工作联系等多种任务，成为了东南亚地下战线上一支特殊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