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之死，证明了一个极具特色的道理：在我们的社会中为人处世，光合理还不够，还得合情。

无论是商鞅，还是韩非子、李斯，在后世时常会被冠以“刻薄寡恩”的标签，这实际上是史书中对法家的普遍评价。

这种评价，难道真的是源于儒生对法家的嫉恨、排斥吗？当然有这种偏见因素，但也并非全无道理。

纵观所有法家代表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思想主张，从结果来看，普遍是比较合理的。

大名鼎鼎的吴起，不仅是军事家，更是改革家，他在楚国严明法令、裁汰冗官、废除部分与王室疏远的勋贵，把节省下来的钱都用在练兵方面，让当时的楚国“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强大得令各国胆颤；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整顿吏治、加强君权，加强对官吏的考核和监督；整肃军队，重视训练，大大提高韩国军队战斗力；此外还鼓励开垦、发展制造业，兵器冶炼锻造技术尤其出众。他为相的15年间，韩国国富兵强。

至于最为知名的商鞅，那更无消多说，他推行了战国标杆性的变法，不仅打造起一个足以终结格局的强大帝国，更奠定了后世的统治框架。

李斯的同门韩非子，法家理论的造诣可谓登峰造极，秦王嬴政感叹：“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子对帝王权术、治国理论的阐述，被无数后世政治家视为宝典。

至于李斯，在一方面来讲，他也是对历史的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首先，他是秦灭六国的功臣。他劝说嬴政看准时机、痛下杀手，以建立统一的国家为目标，加速消灭东方六国的步伐。其后，他提出了具体、可操作的行动纲领：一边花钱在东方各国收买权贵、扶植“带路党”；一方面派刺客暗杀异己、铲除不配合者。以这两大软硬手段为基础，强大的秦军浩浩荡荡大举压上，嬴政只用了二十多年，就摧枯拉朽地覆灭各国、开创了全新的历史。

随后，李斯协助秦始皇建章立制，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明法度、定律令，对外征讨四夷......这些保证了大一统王朝成为现实的开创性工作，都有李斯的卓越功勋；尤其他当朝痛斥守旧派恢复分封制的主张，保证了秦朝没有开历史的倒车。

可以说，李斯是秦始皇的头号功臣，“千古一帝”的背后，也有接近“千古一相”的巨大付出。后世两千年大一统架构的奠定，李斯居功至伟。

但在合理结果的背后，却是在大部分人看来极不“合情”的另一面。

第一，法家的手段，都是相当狠辣、不留情面的。

法家的理论、政策之所以效率惊人，是因为精准地把握了人性的弱点。这一流派的核心思想，可以总结为法——严刑峻法、以奖惩为工具；术——帝王权术，以不可揣摩的手段操纵、驾驭臣子；势——强化帝王的威权，让臣民对其绝对服从。韩非子之所以被称为集大成者，是因为他的理论将这三大支流融会贯通、兼容并蓄。

我们可以发现，法家的主张，都是利用了人的动物性本能：趋利避害，对强大的力量心怀敬畏与恐惧。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普遍主张以严酷的手段驱使管理对象，甚至毫不迟疑地剥夺人们的生存权。

以商鞅为例，他“临渭沦囚，渭水尽赤”，连坐政策残酷、无理而又野蛮，军功爵制把人逼成杀戮机器......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十分迷信刑罚的威力，推崇以重刑去除刑罚；他认为，人都是有劣根性的，与其使用仁义道德慢慢教化，不如直接用严酷的刑罚来约束他们，令他们不敢去犯罪。

李斯当然跟韩非子没什么区别。为了统一六国，他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收买、刺杀双管齐下，让人性的丑恶得到充分的展示；为了打压那些提倡分封制的复古派，他提出焚书令，即使是为了统一思想，在客观上却也有残害文化的嫌疑；秦二世在位期间，李斯投其所好，越发加重刑罚，客观上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第二，他们的成功，却触碰了人心的大忌。

法家迷信奖赏的作用，同时他们自己也沉迷于帝王给予的奖赏。那些成功的法家变革者，无一不是位极人臣、尽享荣华富贵。

齐国的邹忌帮助齐威王富国强兵，但他本人也沉迷于权力，甚至走到与田忌斗得你死我活、影响到齐国整体利益的程度；

商鞅更是以毫不掩饰对财富、地位的迷恋。他奔赴秦国，本就有追求高官厚禄的动机；变法成功后，他“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对宰相大权毫不撒手；

李斯更是让人眼红，他的贡献得到了秦始皇的肯定，不仅职务上节节高升，稳步由长史上升为廷尉、由廷尉上升为丞相。同时，还成了秦朝皇室的亲家，他有多少儿子、都娶秦始皇的女儿；有多少女儿、都嫁给秦始皇的儿子。因此史书感叹：“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

可惜，这却触碰了人心的大忌。“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权位、富贵让人趋之若鹜、心驰神往，却也因此让其拥有者沦为众矢之的。人人都希望自己成功，已经在位的成功者，既是后继者的动力与目标，也往往被其视为拦路虎，必须除之而后快、取而代之。

更何况，那些法家代表人物最擅长的就是改革，而改革就意味着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新体系下获利的人自然欢欣鼓舞，而那些被剥夺特权、财富的旧既得利益者自然对改革者恨之入骨。这个时候，他们如果看到改革者高高在上、尽享荣华，自然气不打一处来。正是由于这个逻辑，历史上的改革家向来没有好下场。

李斯更是如此，

其一，仅仅焚书令这一条，就足以让他沦为士大夫群体的众矢之的；

其二，李斯的“富贵极矣”，是建立在无数旧贵族失去利益、特权的基础上；

其三，秦始皇死后，李斯投靠了阴谋家赵高，从此沦为助纣为虐、祸国殃民、害人害己的罪人。

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李斯的死几乎成了他逃不过的宿命。面临屠刀，他怀念当初牵着黄狗去上蔡东门打猎的美好时光；那些围观者，有幸灾乐祸的，有对其恨之入骨的，也有深感兔死狐悲的，但绝无为其说好话求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