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习惯于的将一些事情连起来说，就如发生在嬴政身上的“焚书坑儒”事件。但实际上，这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首先“焚书”运动发生在公元前213年，而“坑儒”则发生在公元前212年，即“焚书”事件之后的一年；其次，上文我们已经说明“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钳制社会舆论，是带有强烈政治目标的运动，而“坑儒”则是嬴政发起的以打击报复为目的的运动。两次初衷不同，目的迥异的事件被人精心改造之后成了诋毁诬陷嬴政的政治利器，一伤千年，几无沉冤昭雪之日。
一、嬴政的“坑儒”运动
秦始皇嬴政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於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
秦坑儒谷
根据《史记》关于“坑儒”事件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坑儒”运动的原因：
1、侯生卢生诽谤嬴政刻薄寡恩，刚愎自用；求仙药不得担心嬴政报复而逃跑。（在这我们不妨将侯生和卢生的话倒过来看，即二人因为苦寻仙药而不得，又糜费了不少钱财。担心秦始皇怪罪，却又不想背负背主的骂名，所以就先狠狠地批判嬴政一番，为自己的逃亡做开脱。笔者以为这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推测，因为如果嬴政果如他们所说，那么当初又何必毛遂自荐呢？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2、韩众、徐福等方士花费巨万求仙药，至今杳无音讯，令嬴政觉得自己被欺骗；
3、嬴政厚待侯生卢生等，但二人却诽谤他，败坏他的德行；
4、至今留在咸阳的诸生，妖言惑众，动摇人心。
综合以上四点，可见嬴政此时已然震怒非常。于是命令御史“案问诸生”而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被查获的犯禁者共计四百六十馀人。这里的“传相告引，乃自除”翻译过来就是：这些人辗转招供，相互揭发。可见当时从事“妖言惑众，煽动人心”的人并不在少数。而嬴政在得到确切证供之后，决定“皆阬之咸阳”，而这么做的目的则在于“使天下知之，以惩後”。希望这次运动能够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从而达成嬴政所希望的“欲以兴太平”的目标。
坑儒运动
至此，整个“坑儒”事件落下帷幕，被坑杀的只是那些欺蒙嬴政的“术士”，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儒生”的影子，但整个事件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发生了如此吊诡的转变呢？
其最直接的证据来自于嬴政长子扶苏劝谏“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中提到的“诸生诵法孔子”一句。专业人士认为“诸生”指的就是“儒生”。但请不要忘记“儒者皆号生”的习惯是才汉代才开始的，秦帝国时期的，我们是无法凭借“诸生”一词来断定其就是“儒生”的。另外，战国时期，方士也是可以称“生”的。比如著名的“安期生”。《夷坚志》中记载：“安期生，秦琅琊人。卖药海上，号抱朴子。秦始皇语三日夜，赐金璧，皆置去，留书以别。谓后千年求我于蓬莱山。秦始皇遣徐生和卢生入海求之”。由此可知，单凭“诸生”一词来判定被坑杀的是“儒生”是有欠妥当的。此外当然还有人以“诵法孔子”来正名被坑杀的是“儒生”。对此，笔者以为，秦帝国是崇尚“法治”的国家，儒家的“仁政”在秦国是没有销路的，再者儒生所以为谋生职业者，除了入朝为博士外，就是向孔子一样以教授生徒为生。而自“焚书”运动之后，民间几乎禁学，因为朝廷规定“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是断了大部分儒生的“活路”。他们因此而心生怨恨，煽惑黔首，指摘朝廷是极有可能的。此外面对生存的压力，使得失业的儒生不得不另谋出路，眼见得当时嬴政痴迷长生，方士诸生颇受宠信，于是也就改换门庭，学着方士的手段去嬴政那谋求生计。而他们之所能够顺利的获取嬴政的信赖？ 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儒家已经在吸收百家学说中之于己有用者，荀子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人物。换言之，即使在此次运动中真有儒生被坑杀，那也是一群有才无德的江湖骗子，是孔子口中的“小人儒”。因为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在发生“坑儒”事件之后，在嬴政身边依然活跃着一大批儒生。值此之故，笔者以为在此次运动中如果真有“儒生”被坑杀，那也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