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iss Zhou
前言：或许是某种巧合，就在第50个国际电信日到来之际，5G之星火正逐渐点燃。大家不再怀疑，第五次移动通信技术变革能够为经济就业和产业创新带来动能，带动价值万亿的GDP和千百万的就业机会。5G生态链各方也已走过技术“春耕”，携手产业“芒种”，期许“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应用丰收，对5G牌照的发放翘首以盼。
20年前，正是3G发轫之始，业界对“新一代”通信技术的态度毁誉参半。对这样一个新生事物，质疑“技术不够成熟”者有之，批评“没有商业模式”者更有之，某种程度上，3G是顶着舆论重压走上历史舞台的；10年前，4G浮出水面，相似的剧情也曾重复上演；但当下这两年，当5G大门即将开启，剧情却悄悄发生了逆转。虽然大家还无法完全精确地预测5G将创造出什么，但是已经没有人怀疑5G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
5G将融入生活、赋能商业、改变社会，为世界制造惊喜，这已经是业界一致达成的共识。有《南华早报》刊文“5G将改变我们永远的生活方式”；也有《外交政策》宣称“5G简而言之是21世纪经济的中枢神经系统”。毫无意外的，在今年的第50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致辞中，国际电联秘书长也对5G描绘了憧憬，“即将到来的5G标准，特别是在与人工智能结合之后，将支持一系列我们将很快视为理所当然的新应用：从自动驾驶汽车到更为安全的智慧城市。”
这些乐观判断的背后，有一系列权威调查的预测作为支撑——5G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放眼全球市场，据IHS Markit的《5G经济》研究报告，到2035年，5G将在全球创造12.3万亿美元经济产出。全球5G价值链将创造3.5万亿美元产出，同时创造2200万个工作岗位。
在中国市场，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5G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提出，5G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将开辟移动通信发展新时代，加速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进程，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预计2030年，5G将带动中国直接经济产出6.3万亿元、经济增加值2.9万亿元、就业机会800万个；在间接贡献方面，5G将带动总产出10.6万亿元、经济增加值3.6万亿元、就业机会1150万个。
正是这样的全新机遇，推动5G成为中国多部门、多地的共同行动计划。相关部门、运营商、芯片厂商、终端厂商、乃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都在上紧发条，整个5G生态正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态势。
5G“春耕”，政策“撑腰”的链式反应
此次新一代移动通讯革命，中国与全球是同步的，从而赢得了时间窗口，取得先机。
因此，5G在中国受到高度重视。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加大5G推进力度，为5G发展奠定了基调；另一方面，产业链布局5G如火如荼——运营商的建设工作全面铺开，芯片厂商早早做好技术储备，终端厂商加大应用终端的投入。
具体从政策层面看，“十三五规划”中，将5G技术描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的增长点”。今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到要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包括下一代通信网络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
无独有偶，1月2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在2018年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发布会上表示，工信部高度重视推动5G发展，将继续秉承开放、合作、共享的理念，与全球产业界一起努力，共同推动5G芯片和终端的成熟，加快5G网络的建设进程，加大5G应用的推进力度，争取让广大用户早日用上5G终端，享受5G各类应用。
除了主管部门从上到下的高度重视，以及政策上的倾斜，各地方也是积极情绪高涨。截至4月26日，国内至少已有16个省区市打通5G电话，多个地方政府陆续发布5G产业规划、行动方案及优惠政策，公布5G基站建设计划，并开始推动针对5G的应用和产业布局。各地力争上游，开拓5G建设的繁荣局面。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印发《北京市5G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19年-2022年）》，要求到2022年，北京市运营商5G网络投资累计超过300亿元，实现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副中心、重要功能区、重要场所的5G网络全覆盖。
再如上海市。上海市市长应勇表示，上海已建设500个5G基站，成为全国首个5G试商用城市，并与中国联通签署了《深化5G网络建设和创新应用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上海正加快推进5G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先后出台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政策举措，积极探索5G在制造生产、交通运输、教育医疗等众多领域的应用。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张建明透露，2019年上海将积极推动建设超过1万个5G基站，实现中心城区和郊区重点区域的全覆盖。
此外，深圳的前海自贸区已经成为全国首个5G网络全覆盖的自贸区。2019年深圳将建设第一批2000个5G基站，率先在福田CBD北部区域进行覆盖。5G生态上，将打造智慧机场、福田地铁枢纽等5G体验区。
值得注意的是，对5G的先行先试，已经成为各地发展的默契。上述提到的16个省份，从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去年4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曾公布的12个试点城市的名单，同时也“超越”了去年三大运营商公布的18个城市的试点计划。
一年之际在于春，5G抢跑之势跃然纸上。
生态“芒种”：运营商、网络、终端三驾马车，跃过技术落地藩篱
5G要繁荣，网络和终端是前提。实际上，协同运营商、芯片厂商、终端厂商等生态体系力量早已提前填好了答卷。
1、网络层面
三大运营商正在积极布局5G试验网，在各大城市建设5G基站，积极开展5G外场测试，并获得试商用和商用条件，使我国5G建设在“快车道”上加速前行。此前，我国提出2018年大规模试验组网，并在此基础上于2019年启动5G网络建设，最快2020年正式推出商用服务。
在5G网络架构方面，中国移动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牵头32个关键标准项目，牵头开展的5G网络架构标准成为首个中国公司主导制定的全球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架构；规模试验方面，中国移动目前在5个城市开展网络规模试验，在12个城市进行了5G业务示范试验网建设，围绕31个应用场景建设5G应用示范；另外，在5G应用创新方面，中国移动成立5G联合创新中心，建成22个实验室，汇聚400多家成员，成为国际领先的融合创新平台。
中国联通则在三周前正式发布了“7+33+n”5G网络部署，即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雄安这7个城市城区连续覆盖，在33个城市实现热点区域覆盖，在n个城市定制5G网中专网，搭建各种行业应用场景——此次5G开网标志着中国联通的5G网络已经具备商用条件，在走向规模化部署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大步。中国联通同天还成立了“5G应用创新联盟”，并与多家国际知名运营商和数字服务供应商共同开启了“5G国际合作联盟”，共探5G漫游产业合作模式，共助5G漫游产业链发展。
中国电信也已经建成了以SA（独立组网）为主，SA/NSA混合组网的跨省跨域规模试验网，在北京、杭州、深圳、成都等17个城市开展了5G的创新示范试点，为5G规模发展积累经验。
不难看出，运营商的5G网络规划、部署、建设方面在全国形成了燎原之势。而为了进一步加速5G落地，面对NSA（非独立组网）和SA（独立组网）两组不同组网方式的特点，业界已逐渐形成共识，虽然SA将是未来的主流方向，但NSA将是5G大范围商用的“先头部队”。鉴于大多数运营商的思路是先利用NSA和4G基站将5G服务提上日程、等SA成熟后再进行全面转换，芯片厂商都在确保其5G芯片可以完成两种模式的顺利交接，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5G终端应用蓄势待发。
2、终端和芯片层面
截至目前，包括小米、三星、LG、OPPO、中兴、华为、一加在内的多家手机厂商均发布了5G手机，中国联通在4月23日这天公布了首批具备5G功能的6款手机终端、5款行业终端和4款模组产品，包括华为、中兴、OPPO、vivo、小米等品牌。在今年MWC展会上有一个“5G时刻”，高通总裁克里斯蒂安诺·阿蒙(Cristiano R. Amon)与全球的运营商、设备商和手机厂商一起庆祝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使5G的商用提前一年到来。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瑞士作为欧洲第一个5G商用的国家，已经有两个运营商都推出了5G商用服务，OPPO、小米等都为瑞士运营商提供了商用的5G终端。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樸近期在首届中国国际智能终端产业发展大会上表示“中国移动终端厂商的5G商用之路已经出发”。
终端厂商5G手机的蓄势待发背后，是芯片厂商挑起了大梁。而高通、华为作为核心主力，均已推出5G基带芯片，为5G手机厂商铺平道路，加速5G商用终端的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已经发布的全球首批5G手机中，除了华为采用自研巴龙5G调制解调器，其余5G手机都采用了骁龙855+骁龙X50的方案。回想去年1月，高通便与中国领先的OEM厂商宣布了“5G领航计划”，共同合作，支持中国的智能手机产业。从手机厂商的进展来看，合作已然初现成果。
世纪过半候“丰年”：发牌之际，5G商用指日可待
恰逢国际电信日走过半个世纪的时间节点，对于5G商用产业链早已准备就绪，产业界翘首以盼的只有5G牌照的发令枪声响了。
回望3G/4G时代，尽管当时的技术升级还伴随着争议，但是随着牌照的发放，进一步释放了国内电信市场的活力，对拉动相关领域投资增长、促进信息消费、拉动内需、实现国家创新战略等方面产生了重要意义，实际上印证了通信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的重大而积极的作用。
到了今天的5G时代，同样的游戏规则，却蕴含更大的市场潜能。
等待的时间或许已经不需要太长，工信部部长苗圩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国家将适时发放5G牌照，估计是今年某个恰当的时间点。而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等十部门印发的《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中也提到，要“加快推出5G商用牌照”。
或许这也是整个中国5G产业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