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作者榜#1980年华国锋被人检举，黄克诚大将坚持纪委一查到底，结局如何？
1977年，时光已经在黄克诚身上刻下近二十年的“靠边站”，在一些老同志的推荐下，他逐步走上了中央军委顾问的岗位。
回溯到革命战争年代，黄克诚以他那敢言耿直、实事求是的品质而闻名。在红军长征的征程上，他数次挺身而出，坚持提出不同的意见。
这种敢于坚持真理的品质，却也让他饱受几番起伏之苦。在长征的征途上，他从红三军团四师政委的职务一路被降为普通战士，直到长征结束后，才重新被重用。
在人民解放军的众多高级将领中，有不少是善于带兵打仗的，但要论战略眼光，鲜有人能与黄克诚相媲美。
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他是最早向中央写信的人之一，建议立即派遣得力干部和队伍挺进东北。这一建议并非空谈，黄克诚紧接着亲自率领所部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带领着3万多名战士进入东北，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中坚力量。
陈毅元帅对黄克诚的远见卓识赞叹不已，新四军七个师的八位师长无一不是文武兼备的英雄，这个集结着一批卓越军事人才的团队，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解放后，毛主席和黄克诚曾就四平保卫战的对错问题展开过一场对话。毛主席坦言：“四平保卫战是我决定的。”
黄克诚毫不回避地表示：“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主席则以非凡的气度回应：“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这番对话展现了彼此坦诚对话的胸襟和为事实真相而辩论的勇气。
1977年，时年75岁的黄克诚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在当时中央需要老资格的领导人出面“镇场子”的关键时刻，他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兼中纪委常务书记。中纪委的“一把手”是陈云，而黄克诚实际负责主持工作。
这一任命彰显了中央对于他卓越经验和威望的高度认可。黄克诚一开始并不愿意“出山”，因为他自谦自己“又老又瞎”，觉得实在难以胜任这一重要职责。
了解到黄克诚接任中纪委书记一职后，陈云运用了“激将法”，毫不客气地指出中纪委书记是个需要得罪人的工作，如果黄克诚怕得罪人，倒不如在家安心养老。陈云的直言直语使得黄克诚更加坚定，即便这把老骨头可能会因此而拼碎，他仍然决心将党的纪律和原则坚持到底。
在上任之初，黄克诚特地向陈云请教：“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抓什么？”陈云简练而明确地回答了三个字：“抓党风！”这三个字成为了黄克诚领导下中纪委工作的指导方针，为他在纪律监察工作中确定了明确的方向。
不久之后，《规定》出台，黄克诚得知实际主持总参工作的副总长杨勇在京西宾馆用公款请客的事情，为刚到总参的副总长张震接风，并送行李达和张才千两位副总长。尽管这次请客的开销并不多，仅为400块，黄克诚却毫不容忍，立即下令要进行彻查，无论涉及何人，都必须严肃处理，“谁出的主意谁出钱”。
四位副总长当时都没有想到，一次看似平常的请客行为竟然在中纪委引起了轩然大波。然而，对于了解黄克诚的人来说，他一向铁面无私，不容违纪违法，因此引起了轰动。
最终，杨勇向黄克诚做了检讨，并补交了饭钱。这件事情体现了黄克诚在纪律执行上的严谨态度，不分高低贵贱，一视同仁，坚持追求党内的清正风气。
这次事件中，有人建议将请客的费用平摊给四人，但黄克诚始终坚持让请客的杨勇自己承担。
他的决定不仅在细节上执行纪律，更是出于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刻认识。李达、杨勇、张才千等都是革命事业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老资格开国上将，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们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杨、李、张几位将军居中调度，为保卫国家安全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这让人们对于黄克诚对酒席费用问题的处理更加感到疑惑：对这样的老革命，少喝几杯酒难道就不可以吗？
特别是考虑到他们都是二野的老战士，黄克诚心知此事可能引发舆论风波，却仍然坚持对此事进行严肃处理，展现了他刚正不阿的可贵品质。
黄克诚深谙“风从头打起”的道理，他明白一旦纪律松懈，就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因此，他坚持防微杜渐的原则，领导中纪委对几件小事雷厉风行予以严肃处理。通过对这些违规违纪事件的严肃处理，党内风气得以肃清，违规行为的发生明显减少。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案例都得到了黄克诚的严肃处理。商业部部长因在丰泽园请客吃饭少付饭钱而受到中纪委通报批评；石油部因隐瞒“渤海二号”钻探船翻沉重大事故，部长被免职，分管副总理被记大过；化工部某副部长因私自收礼被撤销党内职务。
这些被处分的干部多为副国、正部、副部级，如果不是黄克诚坚持要对这些事情进行严肃处理，可能不会有如此迅速而明确的结论。
有了黄克诚的中纪委，各地反映的违纪材料不断增加，歪风邪气得到了整顿处理。这一举措在整个党内起到了强有力的震慑作用，加强了党的纪律和道德建设。
一天，黄克诚又收到了中纪委办公室反映上来的情况，三封信件涉及的事情显然比较重大，因此封皮上专门写有请黄克诚批示的字样。
黄克诚打开了信封，发现信件内容涉及了华国锋同志的一些问题，看来确实是一事非同小可，因此被送到他这里来处理。
三封信中详细提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华国锋同志在年初到江苏省视察工作时，相关部门过早地对道路两边进行了管控，不允许其他车辆通行，导致一些职工上班迟到。
第二封信提到有人将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坐过的椅子送到博物馆展览，认为这样做不妥当。最后，第三封信则反映了华国锋同志的故乡山西省交城县修葺了他的故居，并计划建造一座纪念馆，引发了一些人对于搞个人崇拜的担忧，认为不利于党内风气。
面对这些问题，黄克诚并没有急于做出轻率的决定，而是认真思考之后，认为在维护党内团结的基础上需要妥善处理这些事务。
黄克诚在湖南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上曾是华国锋同志的直属上级。这一点让他对华国锋的历史背景有一定了解。
面对三封信件中反映的问题，黄克诚深思熟虑后决定先行沟通，而不是急于做出处理决定。他亲自动手，提笔修书一封，向华国锋同志说明了具体情况，并详细解释了中纪委的态度和处理原则。在信中，他表示根据中纪委的基本规定，这一事务应当先派人下去进行调查，随后再决定具体的处理意见。
在信中，黄克诚还特意鼓励即将前往三地进行调查的纪委同志：“你们要大胆调查，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这样的表态是为了给纪委同志在面对可能的压力时提供充分的支持，确保他们能够充分展开调查工作，而不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当时，华国锋同志担任着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因此纪委下去调查必然面临一定的压力。如果黄克诚不表态，下去的同志可能会因为所涉人物的高职位而感到束手束脚，无法有力开展调查。因此，黄克诚的表态为纪委同志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坚定的支持，确保他们能够独立公正地履行职责。
黄克诚并没有预料到的是，调查组的人员甚至还没有启程，华国锋同志的回信就已经到达中纪委。这一意外让黄克诚感到意外，但当他打开信纸并仔细阅读后，心中便立即释然了。
原来，华国锋同志的回信对中纪委提到的三件事逐一作了明确的回应。首先，他表示对这三件事情都有所了解，并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处理措施。
对于第一件事，他明确表示已经听说并已处理。关于江苏省委在他视察时“清道”的问题，他已经给江苏省委打电话批评，要求省委确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对于第二件事，即有人将他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坐过的椅子送到博物馆展览，他表示已联系中央党校的负责同志，要求撤下这把椅子，并明令以后不得搞这种特殊化的行为。
第三件事涉及华国锋故乡山西省交城县修葺他的故居和建造纪念馆的问题。他表示，交城县修的不是他的房子，而是他哥哥的房子。尽管如此，他还是表示应当立即停工，并明确表示纪念馆更是不要再修了，以免浪费公共资源。
这一系列的明确回应展示了华国锋同志光明磊落的作风，对于黄克诚而言，他深为感佩。因此，黄克诚随即打电话通知中纪委的调查组，让他们不用再出发了，因为问题已经得到了合理而妥善的解决。
为了让全党同志学习借鉴，黄克诚提议将华国锋同志的回信刊登在中纪委主办的《党风党纪》刊物上。这样的做法旨在弘扬党内风清气正的精神，让广大党员更好地理解和借鉴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和原则。
1980年7月底，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明确要求各地停止修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
此外，对那些缺乏重要意义的领导同志个人活动和讲话也提出了限制，强调要更多地宣传马列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突出工、农、商、兵、知识分子为四化奋斗的成就。
在这一时期，受到华国锋同志的指示，主要媒体减少了对他个人活动的报道，并撤下了他的大部分题词。华国锋同志在这个时候强调了要以身作则，深居简出，保持朴素的本色，过着淡泊名利的生活。他的这一作风也符合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方针，即“少宣传个人”。
在这一时期，黄克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与他的革命历程相得益彰。在80年代初期正确评价毛主席和思想的过程中，他的意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黄克诚发表的关于毛主席的讲话稿整理发布时，他对总政治部的同志提出了特别的叮嘱：“修改稿中把称谓‘毛主席’都改成了‘同志’，我不习惯，从感情上过不去，还是‘毛主席’好！”
黄克诚在中纪委常务书记的职位上辛勤工作了近7年的时间，直至1985年9月因病情加重而卸任。此时，他已经双目完全失明，不得不住进医院。
1986年12月底，黄克诚不幸逝世，享年84岁。他一生以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作风为人所知。在他临终前，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没有选择出国移民，也没有涉足官场或商业，而是选择从事较为低调的专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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