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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编辑 |滔滔历史
徐向前元帅，原名徐世昌，1901年11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军事领导人，他的成长经历充满了艰辛与奋斗。从贫困家庭出发，徐向前经历了不平凡的青年时代。
徐向前的求学之路并不顺利，1917年由于家境贫困，他不得不辍学，成为一名杂货店学徒，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他依然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1919年春他考入了山西国民师范速成班，开始了新的求学旅程。经过两年的努力，他顺利完成学业，并于1921年毕业。由于他在教学中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和反封建理念，先后在阳曲县和五台县的河边村任教期间，都因思想激进而被校方辞退。
1924年4月他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并顺利毕业。刚毕业的徐向前被编入孙中山的卫队，随队前往韶关参加北伐誓师。几个月后的11月，他顺利毕业，并在黄埔军校第三期继续深造，加入了入伍生第1营，担任副排长。
在军队中的表现也很突出。他很快被提升为排长，战斗表现受到上级的高度评价。此后他调入了国民第二军第6混成旅，历任教导营教官、司令部部参谋和第2团团副等职务。
1926年11月徐向前随部队到达武汉，在这里他担任南湖学兵团指导员。这段时间他深入接触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参与了大规模的军事训练与筹备工作。1927年3月徐向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将个人的命运与中国革命的进程紧密联系起来。
1939年初李先念带领160余人组成的鄂豫挺进纵队，从河南确山竹沟镇出发，开始了向鄂豫交界的四望山进军的艰难旅程。他们在此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并成功整编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使这一支初步建立的队伍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有战斗力的力量。经过艰苦努力，李先念和队伍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拓展了根据地的范围，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发生后，该部队被正式编入新四军第五师，中央政府任命郑位三同志为该师的政治委员，继续加强了组织建设。
由于地处敌后，该部队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局势。鄂豫皖地区的地形错综复杂，且敌人逐渐增强了对该区域的控制力。第五师始终顽强抗战，打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最终发展成为一片相对完整且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8月第五师已逐渐形成了强大的抗日力量。
这一地区毗邻武汉，靠近平汉铁路，处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地。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迅速沿平汉铁路北上，部署了第41、47、55、68军以及第59、66、92军，逐步推进至武汉、豫西、豫南地区，意图抢先占领重要的城市和交通要道。与此同时五师的防线压力逐渐增大，国民党军队似乎准备从四面八方包围五师。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逼，五师分散在不同地区开展游击战，但由于鄂豫皖地区复杂的地形，使得五师暂时无法集中兵力形成一个机动作战能力强大的野战兵团。郑位三和李先念深知，鄂豫皖作为抗战的关键战略区域，必须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更为强大的抗敌拳头。他们与王树声、戴季英等领导人讨论后，决定采取统一指挥的方式，发挥出更强的作战能力。
郑位三和李先念建议中央设立鄂豫皖中央局，全面统一该地区的党政军工作，以整合周边部队力量。经过中共中央的充分研究与论证，1945年8月12日党中央正式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局，并任命郑位三为代理书记。之所以选择由郑位三担任代理书记，是因为中央已经决定派遣徐向前同志前来鄂豫皖，主持全面工作。徐向前的到来，给鄂豫皖根据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徐向前与郑位三、李先念、王树声等人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徐向前早在1929年6月就进入了鄂豫皖根据地，担任红31师副师长。带领着拿着大刀、红缨枪等简陋武器的农民武装，他一步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在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中，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使得这支队伍在艰难的条件下逐渐壮大。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正式成立，徐向前被任命为总指挥，开始带领这支力量进行全面抗战。
郑位三、李先念和王树声都曾是红四方面军的老部下，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郑位三在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中拥有极高的威望，长期担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并曾是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委员会的代主席。李先念曾担任红30军政治委员，跟随徐向前共同参加了西路军的征程。王树声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指挥员，先后担任了红31军、红9军军长，是徐向前的得力助手之一。
1946年6月当国民党军队对中原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时，突围问题成为了中原军区面临的巨大难题。在决定具体的突围方向时，王树声和王震两位副司令员的意见再次产生了分歧。王树声倾向于向鄂西北及陕南方向突围，认为该地地形较为复杂，易于组织游击战；而王震则主张向北突围，试图通过晋冀鲁豫军区获得支持，向敌人后方发动反攻。随着敌军的逼近，总部发来了急电，要求中原军区迅速组织突围。经过一番讨论后，最终决定由皮定钧旅佯装主力向东突围，其余的主力部队分成两部分，分别向不同方向突围。这样的决策虽然在短期内有效，但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战斗损失。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李先念在1946年初的建议显得更加合理。他主张留下一部分部队在鄂豫皖坚持游击战，这能牵制敌军，还能减轻其他战略区域的压力，并最终达成牵制敌军、保存有生力量的战略目标。由于李先念当时未能下定决心快速转移，这一犹豫在后期显得尤为致命。
中原军区所面临的第二个困境也是极为严峻的：国民党军二三十万的主力部队即将大举进攻，而中原军区仅有六万主力部队。尽管中原军区有王震领导的359旅等经验丰富的部队，但整体作战力量还是显得单薄。相比之下，国民党军队拥有多支装备精良、经验丰富的主力部队，如罗列率领的第1军、赵锡田率领的第10军、胡琏的第18军、宋瑞珂的第66军等，这些部队在装备、人数和战斗经验方面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即使中原军区动员了所有六万兵力，也未必能够抵挡住国民党军一个军的进攻，更不用说面对二十多个军的联合进攻。
如果徐向前能够及时抵达中原军区并主持工作，能否解决这两大困境，避免中原军区的突围发生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关于第一个困境，如果徐向前提前到位，他完全有能力迅速统一中原军区的指挥意见。李先念和王树声虽然有过争议，但他们都曾是红四方面军的老部下，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完全能够赢得他们的信任，协调一致地形成统一的战术决策。王震虽非红四方面军出身，但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一定会尊重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的到来能够有效统一军区指挥，也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果断决策，避免军区领导层的内部分歧。
对于第二个困境，徐向前面临的压力同样巨大。国民党军的进攻兵力远超中原军区，双方的差距一度令人感到难以逆转。徐向前的指挥能力是不可小觑的。从过去的战绩来看，徐向前无论是在红四方面军时期，还是在其他战场，都能够巧妙地调动兵力、因地制宜地采取策略，屡次化险为夷。即使在面对敌人压倒性兵力的情况下，徐向前也能找到合适的应对方案。假设他在1946年上半年到达中原军区，以下两种可能的走向将决定中原军区的未来。
第一种可能是，徐向前迅速整合中原军区的主力，带领六万兵力打出几场胜仗。虽然敌人数量众多、装备精良，但徐向前可以凭借自己的军事智慧，利用地形、游击战术以及兵力调动等方式消耗敌军力量，并使得中原军区的六万大军逐步形成战斗主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斗经验的积累和后勤补给的稳定，中原军区的力量将逐渐壮大，最终可能发展至十万甚至更多的兵力。虽然面临的压力依然巨大，但只要中原军区能够度过第一轮进攻，后续的局势将逐渐好转，最终有可能逆袭。
第二种可能是，在面对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时，徐向前可能会选择谨慎地调整战略，选择向其他战略区转移。历史上，红四方面军在面对敌军数倍兵力的进攻时曾多次进行战略性转移，确保有生力量的保存。如果在1946年6月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之前，徐向前做出类似决定，将部分力量成功撤离并向西转移，那么即使中原军区最终无法彻底打败敌人，也能够避免完全被消灭。通过转移到其他山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继续开展游击战，最终牵制了敌军大量兵力，为其他战略区减轻了压力，赢得了更多时间。
虽然中原突围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如果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更为果断的决策，或许能够避免过多的被动局面。在随后的战争中，中原军区成功牵制了国民党军二三十万主力，使敌军无法全力投入其他战略区作战，为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斗争和解放事业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