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按钮，方便以后持续为您推送此类文章，同时也便于您进行讨论与分享，您的支持是我们坚持创作的动力~
文 |编辑 |滔滔历史
1898年周福成出生于沈阳，1927年5月周福成被任命为东北陆军第6旅第17团团长，驻守河南一带。此时北伐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而周福成所在的东北军，正处于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军事困境中。
起初周福成与归附国民革命军的靳云鹗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靳云鹗原是东北军的将领，但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下，转而支持国民革命军。两军对立，战斗异常激烈，周福成的部队在数次交锋中逐渐吃力，甚至在面对来自国民党军队第四军的强大压力时，周福成所率领的东北军部队处于明显劣势。这一时期东北军的战斗力不断削弱，指挥体系也显得有些松散，许多将领未能在变化的局势中找到应对之策。面对国民革命军的强大进攻，东北军最终败北，周福成和他的部队不得不撤退到直隶地区进行整训。
撤退后的周福成并没有选择简单的退守，而是着手重新调整部队，力图在不利的环境中恢复战力。这一阶段，他密切关注国民革命军的动向，并在紧张的时局中积极谋划，等待着新的机会。周福成的反应，表明了他在艰难的环境中寻找生存之道的智慧——既不盲目对抗，也不轻易放弃。他深知，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在未来的变局中占得先机。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福成时任53军116师师长，随着53军军长万福麟一路南下，参与了抗战的重要战役，直至最终投入了武汉会战。严格来说53军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糟糕。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并非单一，而是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
东北军自“九一八事变”后失去了故土，接连遭遇排挤与冷眼。曾经自信而强大的东北军，此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气势和士气，许多军官和士兵都心生倦怠。在这种低迷的精神状态下，尽管部队装备精良，但缺乏足够的战斗意志和决心，最终导致了屡屡失利。战争归根结底，是靠“士气”支撑的。当军队的战斗精神瓦解，再强的武器和兵力也难以发挥应有的效能。
部队的水土不服也是一大困扰。53军在抵达武汉后，面对的是与北方截然不同的环境和气候。许多士兵因气候变化而生病，非战斗减员的数字甚至超过了战斗减员，极大地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此时，53军的其他部队也未能幸免于此困境，西北军的部队同样遭遇了类似的问题。但即便如此，其他部队在面对同样的困难时，依然能有不错的表现，这使得53军的低迷表现更加令人失望。
作为一位老成的军头，万福麟在战斗中时常采取保守策略，试图保存实力，而非全力以赴。这样的战略在某些情况下或许能延续生命力，但面对战局的巨大压力时，未能及时做出适当反应。当战争到了最关键时刻，万福麟终于“破釜沉舟”，下定决心与敌人死拼。
1938年10月随着日军波田支队逼近阳新，53军的退路几乎被完全切断。眼看再退就会陷入武汉的绝境，万福麟决定孤注一掷。在这一战中，虽然万福麟以“滑头战术”见长，但他却能在绝境中爆发出令人惊讶的斗志。为了不让敌人轻松推进，53军采用了非常规的战术——“一地一战”，每到一地只战斗一天，随即撤离，转而在新的地方继续战斗。与此同时部队被分散成小股，以打乱日军的节奏，不断从侧翼和后方发起攻击。这种游击战术虽然消耗了大量的兵力，但却也成功打击了敌军的进攻势头。
在这场苦战中，53军面临日军的猛烈进攻，需要应对波田支队的反击。敌军试图用燃烧弹来摧毁53军的小股部队，但波田支队的判断失误——因为10月湿气尚重，燃烧弹未能顺利起火，反而使得烟雾更加弥漫，为53军提供了掩护。这场战斗持续了近一周，最终53军虽然被迫撤退，但成功地迫使日军暂停了进一步的进攻。
这场战斗虽然惨烈，但53军也因此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战斗力。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53军的130师在战后损失惨重，剩余兵力不足三分之一，但这场胜利依然为部队赢得了些许尊严。
随着战局的发展，53军的内部问题逐渐显现。在武汉会战中，原本下辖六个师的第53军，其规模和作战能力大大缩水。尤其是在武汉会战爆发后，53军的第91师被临时抽调至其他部队，导致军队编制更加臃肿，内部资源紧张。此时军队指挥层级的混乱与冗余也开始暴露出来，部队的战斗效率直线下降。
会战结束后，由于战役暴露出的指挥结构问题，部队内部开始精简。许多非战斗性职能被压缩，军事指挥体制重新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万福麟被调离，并且成为了第20集团军的副总司令，虽然这一职务事实上并不具有实质权力。随着万福麟的离开，周福成接过了53军的指挥权，然而他所面临的却是一个已然衰败的部队。
周福成深知，如果不及时找到强有力的支持，53军的存在将面临极大的风险。于是，他选择了寻求与陈诚的合作。陈诚，作为蒋中正手下的得力干将，一直在力图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周福成的主动“示好”使得53军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了自身的编制和兵力。事实上周福成和陈诚的关系并非毫无根基。两人都是保定系的军官，尽管彼此毕业的班次不同，但这一共同背景使得周福成在与陈诚的交往中占有一定优势。
1940年2月随着第20集团军调至第6战区，周福成也随之进入了陈诚的指挥范围。尽管初期周福成并不完全确信自己的未来，但他的积极态度和“投诚”姿态为他赢得了陈诚的信任。最终53军成为了“土木系”中的一员，周福成的地位和部队的编制得到了相对的保障。
1947年4月随着内战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周福成应命赴东北参加国共内战。此时的东北，战局严峻，形势复杂。7月周福成被任命为第8兵团司令官兼第53军军长，同时兼任嫩江省省长，负责沈阳防卫。在这个关键时刻，周福成肩负的责任异常沉重，要指挥部队进行防御作战和确保东北防线的稳固。局势的变化远比他预想的更加复杂，战场上的局势迅速失控。
1948年春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周福成的职务再次增加，除了继续担任第53军军长外，还兼任了松江省政府主席和松江省保安司令部司令，进一步扩大了他的政治和军事责任。同年10月局势愈发紧张，周福成再次被任命为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面对沈阳的最终防御，他所带领的部队必须坚守至最后一刻。沈阳这座关乎全局的重镇，成为了周福成最重要的战场。
随着国民党军在东北逐渐败退，沈阳的防线也岌岌可危。蒋介石在1948年10月下达了一项严酷的命令，要求周福成在沈阳即将失守时，彻底摧毁兵工厂和所有军事资源，以防止这些重要设施落入敌人之手。为执行这一命令，周福成不惜采取极端措施。他亲自部署，将大量炸药埋设在沈阳城内的各个战略要地，包括军事设施、工厂以及军需物资的存储点。周福成的计划是，一旦沈阳失守，他将通过这些炸药摧毁城市的核心设施，阻止敌方的利用。
局势的发展并未如他所愿。随着第53军的士气日益低落，部分部队逐渐失去了战斗意志，开始有了动摇的迹象。周福成的副军长赵镇藩在这时劝他做出关键决定，提议他考虑主动起义，投降共产党的怀抱，以期挽回一线生机。周福成深知内战的残酷，他一度陷入两难之中。内心的忠诚与责任让他难以做出单独起义的决定，他不愿孤身背负背叛的污名。最终当他意识到大势已去，战斗无望，才决定逃离沈阳，寻求避难。
但逃跑的道路并不平坦。周福成在途中遭遇了阻碍，局势的迅速变化使他无法顺利脱身。随着战局的进一步恶化，53军的防线彻底崩溃，部队成员纷纷自行起义。无力再战的周福成最终在逃亡途中被俘，被俘后的他没有得到任何宽恕，直接被送往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1949年周福成获释后，他终于开诚布公地讲述了自己当年的决定：不愿单独起义，是因为深深感念卫立煌对自己的栽培和恩情。
抗战时期周福成的53军曾经为卫立煌所亲自栽培，这份恩情一直深深印刻在他的心中。卫立煌在战场上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了援手。在高黎贡山、腾冲等一系列关键战役中，卫立煌的信任和帮助让周福成得以在困境中坚持下来，并带领53军一次次取得战果。尤其是在与霍揆彰的权力斗争中，卫立煌毅然决然地站在了周福成一边，帮助他稳住了军心，最终使53军得以在战争中站稳脚跟。
这些年积累的深厚感情，使得周福成在后来的决定中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内战爆发后，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周福成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是否要为个人的生存而起义，抛弃曾经的恩师和同志，投向一个全新的政治力量？当时卫立煌与蒋介石的关系紧张，而周福成始终忠心耿耿，他无法背叛卫立煌，也不愿在这场历史的决斗中单独站队。
周福成的内心一直在矛盾与挣扎中煎熬。他在无数个漫长的夜晚，反复思考自己的未来。最终当他决定放下武器，走向投降的那一刻，他深知这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他明白自己的选择将永远无法回到过去，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政治舞台上，曾经的战友与上司，都会成为他无法跨越的鸿沟。
在他最终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周福成并没有完全释怀。他并不是毫无选择地走向投降，而是在看到各方势力都在纷纷投降之后，他才做出了放弃抵抗的决定。赵镇藩曾劝他起义，归顺共产党的阵营，但周福成一直无法放下卫立煌的恩情，最终他选择了逃离，在迷茫和不安中试图寻找一线生机。逃亡途中，他的心情极为复杂，既感到解脱，也充满了沉重与无奈。
参考资料
辽沈战役中，被俘虏的五个国军军长都是谁后来怎么样了. 庆阳政法
周福成. 中国小康网.
周福成就擒记（三）. 时代商报.
[第二战场]国民党第五十三军起义 周福成被俘. 央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