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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编辑 |滔滔历史
上官云相于1895年2月26日出生在山东省商河县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他的父亲上官维曾以务农为生，但家境一直较为贫困。上官维后来转行从事古瓷生意，凭借自己在瓷器鉴赏上的才华和眼光，逐渐积累了财富，家境开始有所改善。上官云相的母亲王氏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主要依靠纺织补贴家用，生活虽然艰辛，但充满着传统的勤劳与节俭。上官云相是家中长子，除了他之外，父母还有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
在他的童年时光，家中虽无显赫的背景，但父母始终注重对孩子的教育。上官云相在家乡的村塾开始了求学之路，随后，他拜前清秀才刚庭为师，接受了更多的私人教学。由于上官云相显露出出色的才华，阎家一位名叫阎树芝的女子也因此成为了他的妻子，阎家塾师对他寄予了极高的期望，认为他将来必定有所成就。
随着学业的进展，上官云相决定投身军事，进入了更为系统的军事院校。在1910年他考入了山东陆军小学，开始了正式的军校生涯。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于1914年进入了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三年后的1917年，他凭借出色的成绩考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该校第六期步兵科的学员。上官云相在这期间获得了扎实的军事基础，还结识了许多未来的知名军事人物，如顾祝同、余汉谋和叶挺等。特别是与余汉谋的关系非常密切，二人在军校时常相互切磋，因亲家关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8年6月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启动了“第二次北伐”，目的在于统一中国北方的各大军阀，平津地区迅速落入蒋军控制之下。蒋介石决定对孙传芳的余部进行重组，孙传芳的旧部在张家口被改编为陆军第四十七师。为确保军队的效能，蒋介石任命了王金钰为副师长。王金钰曾在孙传芳麾下担任盐运使，军事经验丰富，蒋介石的信任使得他很快升任为第四十七师的师长。与此同时王金钰邀请了上官云相担任该师的第一四一旅旅长，开始了上官云相在蒋军中的重要角色。
1929年第四十七师先后移防至徐州与漯河，确保了重要战略要地的稳固。10月蒋介石为加速北方统一，指令上官云相率部参与讨伐冯玉祥。紧接着，在11月上官云相带领一四一旅攻占了偃师，并迅速推进至洛阳，这一系列战果迫使西北军撤退至陕州。上官云相因战功卓著获得了蒋介石的亲自嘉奖。这次战役让他赢得了蒋介石的高度信任，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在军中的地位。
到了1930年3月蒋介石对上官云相的评价愈加重视，晋升他为第四十七师师长。同年5月，蒋、冯、阎的中原大战爆发，第四十七师隶属于第三军团，在平汉线和陇海线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这期间，上官云相展现了出色的指挥才能，在作战过程中屡屡带领部队取得胜利。7月，蒋介石亲自为上官云相设立了新的职位，任命他为第九军军长，负责指挥第四十七师与第五十四师。冯玉祥的孙殿英部在毫州附近对蒋介石军队构成威胁，上官云相迅速指挥第五十四师攻占毫州，成功稳住了蒋军的后方。
随着战局的变化，1930年8月冯玉祥军发动总攻，上官云相和他的部队在宁陵、柘城地区与冯军展开激烈交战。在短时间内，蒋军的阵地一度出现崩溃，但上官云相凭借果断的指挥稳定了局面，重新稳住了整个战线。随后，蒋军开始反攻，第九军被编入左翼军序列，由刘峙指挥，上官云相率部沿平汉路北上，并在10月6日进入郑州，成功切断了西北军的补给线。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中原大战最终落下帷幕。
1931年因病，上官云相被调离一线，先后担任了军事参议院参议和国民政府参军等职务。蒋介石对上官云相的重用并未减弱。1931年1月面对军内的变化，上官云相接替顾祝同成为第二师师长。随着局势的发展，蒋介石决定加强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原第九军军长王金钰因战败辞职，上官云相迅速赶到南昌，申请重返第九军军长一职。经过批准，他重新担任了第九军军长，兼任了“剿匪”第五路军总指挥，肩负起更重的责任。
1932年蒋介石决心通过围剿红军来彻底削弱其在中央苏区的力量，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上官云相被任命为右翼集团军总指挥，指挥第三路进击军。在这一时期，他领导第五十四师与第四十七师由永丰出发，向南村推进，并成功占领了良村和莲塘一带。在8月7日红军利用地形优势成功包围并歼灭了第四十七师的两个团，造成了上官云相部的严重溃败。此时他决定重建第四十七师，并将部队开赴蚌埠进行整训。
1933年3月随着淞沪抗战的结束，蒋介石指派上官云相率领第四十七师投入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在这一轮作战中，上官云相表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率部占领了蕲水和英山，并深入霍山进行会战。1935年当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上官云相被急调进行追击。蒋介石命令他和部队修筑黔北公路，封锁红军的后路。同时他继续加强对中央红军的追击，指挥部队从豫鄂进入川陕交界地区，开赴绥阳、綦江一带，力图遏制红军的势头。
随着1936年上官云相因军工贪污案件暴露而辞去职务，他前往欧洲进行军事考察。1937年初上官云相返回中国，并被任命为豫鄂陕边区主任，驻守襄阳。尽管职位发生变化，但抗战爆发后，他不到两个月便重新回到了军事指挥岗位。
1941年1月初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指令下，发动了“皖南事变”，这是一次令人痛心的背叛。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大义，选择了将火力对准曾经并肩作战的同胞。新四军的约7000名战士在这一事件中惨烈牺牲，其中包括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高级将领，而新四军军长叶挺也在谈判过程中被扣押。对这一罪行负责的是蒋介石、何应钦和顾祝同，还有直接参与镇压新四军的上官云相，他是第三十二集团军的中将司令，成为了这一惨剧的执行者。
上官云相因“剿共”有功，得到了蒋介石及顾祝同的高度嘉奖，他获得了一纸表彰令，还得到了五万元法币的奖金。这一“功绩”并未能让他获得国民的尊重，反而使他成为了全国人民共同讨伐的公敌。
1942年春，重庆召开了参谋长会议。会上第三十二集团军的参谋处长武之棻提出要把“围剿”新四军的战绩纳入报告，以此来展示战功。他认为这会得到上官云相的喜爱，因为曾听到上官云相在“皖南事变”后炫耀，说这次行动是“一个理想的作战指挥”。出乎他的意料，上官云相却明确表示：“不要列入报告，不要在会上提及。”他转向参谋长徐志勖，解释道：“这次是内战，国民政府发动的剿共行动理应隐藏在阴影中，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说，毕竟我们是在民族大义面前犯了错。”上官云相并未因此而被轻视，反而被提升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然而他内心的矛盾并未得到缓解。
这个“副”字的官职，在上官云相看来不过是一个安慰奖，是对他甘心追随蒋介石的“反共”立场的奖赏。即便如此，他深知自己在蒋介石和顾祝同心中的地位，远不如那些直接掌握兵权的高层，如冷欣等人。蒋介石并没有真心将他视为核心力量，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杂牌”的武器来使用。
1945年5月21日为了进一步激励上官云相的“反共”热情，蒋介石特别在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上授予他一个中央监察委员的头衔。这一头衔虽然让上官云相兴奋不已，仿佛看到了“扶正”的希望，但实际上，这只是蒋介石继续利用他的工具而已。仅仅两天后，上官云相便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再次指挥部队对新四军的苏浙军区发动攻击。尽管他试图在战场上占便宜，但这次却没有再如以往那样顺利，反而因为指挥不力，遭遇了失败。
随着抗战的胜利，上官云相并未因此获得应有的荣耀，反而因为长期在反共摩擦中耗尽了战力，逐渐失去了在蒋介石心中的重要性。蒋介石和顾祝同通过提升他为副司令长官来减少他在实际战斗中的权力，至此上官云相的实权已被彻底削弱。
不久之后蒋介石决定将他调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一战区被视为一个“杂牌”的集合体，其他副司令如陈继承、高树勋等人都是在蒋介石的亲信圈中拥有实权的人，而上官云相则在这个“杂牌军”中只是一个空有名分的官员。没有实际兵力指挥，他的命令也无法得到执行。
1946年上官云相为了寻找机会重新崭露头角，向孙连仲自荐担任第十一战区天津指挥所主任，成功获得批准后，他带着雄心勃勃的心情来到天津张园，建立了自己的指挥机构，打算指挥冀东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反共内战。他很快发现，自己的地位和指挥能力并不被黄埔系的军队看重。来自黄埔系的九十四军和六十二军对他毫不敬畏，他连最基本的修建防御工事的命令都无法顺利实施。他尝试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来施展权威，却发现这些老兵们根本不买账，反而让他显得愈发落寞。
面对这种局面，上官云相急于寻求更多的军事实权，甚至向蒋介石要求自兼天津警备司令，然而蒋介石未作回应，反而为他增加了一个“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让他专注于修筑防御工事。对他来说，这一命令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从一个活跃的军事指挥官变成了一个“安抚”职务的代名词。
1947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展开战略反攻，国民党在多个战场上的溃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上官云相本以为天津只是后方，最多安排一些部队守备就可以了，然而局势迅速变化，他不得不继续扩充防线，并加强天津周边的防御工事。但随着战局逐步失控，他对战局的前景已经丧失了信心。
到了1948年面对即将爆发的天津战役，上官云相决定以“养病”为由，匆忙辞去副总司令职务，逃到上海。在上海，他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但他始终意识到，自己早已没有了任何实际的政治或军事影响力。就在蒋介石实施孤注一掷的计划时，上官云相选择了逃离，一直保持低调。
在蒋介石败局已定之时，李宗仁邀请上官云相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提供薪金，但他明确表示不会再冒险上任。很快，蒋介石的失败不可避免，随着中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上官云相也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
1949年3月在形势变得越发不利的情况下，上官云相决定提前离开香港，前往台湾。他早已为此做好了准备，在九龙的豪宅里，他与昔日的部下渐行渐远，开始过上了避世的生活。
1969年上官云相在台北去世。他的去世本应是一个平静的结局，命运似乎依然对他没有丝毫宽容。据悉，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墓地竟遭到盗掘，成为了历史的又一讽刺。墓地被破坏，仿佛象征着上官云相一生中犯下的错误与暴行，也最终被不可避免地揭开。在他所经历的所有事物中，似乎只有这场墓地盗掘能够象征他一生的结局。正如他在生前所做的一切，无论他如何尝试掩盖，最终仍然是历史的惩罚和无情的审判。
参考史料：《皖南事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解放战争全记录》（四川人民出版社）、《商河文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济南市商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