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日本在1990年前后经历的经济起伏犹如一部生动且极具警示意义的教材，为我们理解不同经济阶段下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1990年以前，日本经济处于腾飞阶段，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民众信心爆棚，积极投身于炒楼、炒股以及各类商业活动之中，同时伴随着负债水平的不断攀升。那时，人们怀揣着对财富快速增长的憧憬，尽情地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中博弈，仿佛财富的增长会永无止境。然而，1990年房地产和股市的崩盘犹如一场噩梦降临，瞬间打破了这看似美好的经济幻境。许多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要么陷入了“负资产”的困境，要么原本以为丰厚的资产也变得寥寥无几。

为了保全身家性命，民众的行为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借贷去投资，而是纷纷开启了减债模式。无论银行将利率降得多低，态度多么殷勤，民众都坚决不再轻易举借外债，甚至只要有能力，就会马上归还之前所欠的债务。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十多年的漫长时光才逐渐完成。更为严重的是，这次沉重的打击让很多人的“野兽精神”荡然无存，心有余悸的他们从此对借钱投资、投机等行为望而却步。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传统的货币政策仿佛失去了魔力，变得毫无意义。降准降息本是刺激经济、鼓励借贷和投资的常用手段，此刻却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毫无作用。银行试图巴结借款人，期望能推动资金的流动，但民众一门心思减债的决心丝毫未被撼动。与此同时，由于企业亏损能够在未来7年用利润进行抵扣，再加上股市、楼市投机行为的大幅减少，使得政府税收收入锐减，而且其减少的幅度甚至超过了GDP的下降幅度。从1990至2005年这整整15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名义GDP累计仅增长了13%，但税收收入却从61万亿日元急剧下降到49万亿日元，财政赤字问题愈发严峻。

面对日本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各国专家们纷纷建言献策，然而其中不少建议却被辜先生认为是“胡说八道”。比如，有人建议日本加税来平衡预算，还有人倡导进行“结构性改革”。但在辜先生看来，这些建议并未切中要害。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特殊时期，财政应该采取更为进取的策略。经济兴旺之时，财政或许可以保持相对稳健的状态，而当经济陷入像日本当时那样的困境，货币政策已然失效，正是财政发挥关键作用的时候。就如同用绳子拉东西轻而易举，而想用绳子去推东西则是难上加难，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已无法有效推动经济前行，而财政支出则犹如有力的援手，能够拉住经济下滑的趋势。

辜先生明确表示自己并非凯恩斯主义者，只是在面对“资产负债表衰退”这种特殊情况时，才力主加大财政的力度。毕竟普通的经济萧条，尚可依靠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利率等手段来刺激经济复苏。但在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民众一心减债，出现“信贷的倍数下降”的状况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受阻，唯有依靠财政支出来抵消经济这种螺旋式下降的态势。

减税政策在此时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因为民众出于对资产保全和债务削减的迫切需求，往往会将减税所带来的好处直接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去增加消费或者进行投资，所以很难对经济起到有效的刺激作用。而加税显然更是不可行的办法，这只会进一步加重企业和民众的负担，让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

有些政府习惯盯住消费物价指数（CPI）来调控经济，日本的案例却表明这种做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1990年日本资产价格崩溃，可一直到1993年日本仍存在通胀现象，这充分说明通胀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经济的真实状况，尤其是在资产价格方面。民众在纷纷减债的过程中，关注的核心是资产价格的涨跌，而非通胀指标的高低。

回顾1990至2005年这15年，正是财政的积极刺激才让日本经济避免了更为严重的收缩。或许有人会质疑，既然财政刺激力度如此之大，为何日本经济还停顿了15年呢？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财政的强力介入，日本经济恐怕会陷入更深的深渊，出现难以想象的严重收缩局面。

从日本这段经济历史中，我们可以深刻领悟到，不同的经济阶段需要匹配不同的政策工具，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时期，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和独特作用不可忽视。它能成为稳定经济、防止经济过度下滑的中流砥柱，为经济的后续复苏和发展奠定基础，也为其他国家在应对类似经济困境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路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