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延安，这片革命的圣地正处于艰难的抗战时期。一个化名沈辉的年轻人，以萧致平教授助手的身份悄然而至。他沉稳寡言，学习刻苦，很快就以优异的表现赢得了领导的赞赏。然而，谁能想到，这位看似完美的革命青年，竟是戴笠精心培养的特务＂大将＂。他不仅要为国民党搜集情报，更肩负着一项惊天的暗杀任务。在一个平常的下午，当他递出那支香烟时，谁能料到这个看似普通的举动，却暴露了他精心伪装的身份。毛主席敏锐地从这个细节中察觉到了异常，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就此展开。这个被称为戴笠之后又一位＂特务王＂的人物，他究竟是谁？他为何能在延安潜伏如此之久？他的真实使命又是什么？
早年经历与特务生涯的开端
1913年，在浙江仙居县一个商户家庭中，沈之岳出生了。这个山区小城虽然不起眼，但却因为地处浙东山区，是当时军阀混战时期的重要战略要地。沈之岳的父亲经营着一家杂货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这家店铺成为了过往军队采购物资的重要据点。
幼年的沈之岳经常在店铺里帮忙，耳濡目染间接触到了许多军政要员。这段经历让他对军事和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0年，17岁的沈之岳考入南京中央军校。这所由蒋介石亲自创办的军事院校，当时正处于培养＂黄埔系＂军官的关键时期。
在中央军校期间，沈之岳表现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他不仅在战术训练中屡次获得表彰，更在情报分析课程中展现出独特的天赋。当时的教官曾评价说，沈之岳对于细节的把握能力极强，往往能从零散的信息中找出关键线索。
1933年军校毕业后，沈之岳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他没有直接进入军队服役，而是进入了上海复旦大学深造。这个决定背后有着深远的考虑：当时的上海是各方势力角逐的中心，也是情报活动最为活跃的地方。
在复旦大学期间，沈之岳加入了学生运动。他组织了多次读书会，这些读书会表面上研究进步思想，实际上却在暗中建立了一个情报网络。通过这个网络，他掌握了大量学生运动的内幕信息。
1935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沈之岳的人生轨迹。在前往南京的火车上，他与当时的军统局特务处处长戴笠有了一次短暂的交谈。这次谈话中，沈之岳展现出的敏锐判断力和沉稳气质引起了戴笠的注意。
戴笠发现沈之岳具备成为特务的潜质：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日语，擅长易容术，最重要的是，他有着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随后，戴笠亲自安排沈之岳进入了浙江警官学校特训班。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情报搜集、密码破译、暗杀技术等特务必备的技能。
警官学校毕业后，沈之岳开始了他的第一个任务：打入上海的工人运动。他以煤炭工人的身份参与了多次罢工活动，获得了工人们的信任。这段经历不仅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卧底经验，更为他日后打入延安奠定了基础。
精心策划的延安潜伏行动
1937年底，在完成了上海地下工作的初步任务后，沈之岳接到了戴笠的秘密指令：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打入延安。这是一项精心设计的长期潜伏计划，军统局为他准备了一套完整的假身份材料。
为了让身份更具可信度，沈之岳首先在上海的进步团体中打下了基础。他以＂沈辉＂的化名，在上海文化界活动。通过参与文化沙龙和进步读书会，他结识了多位左翼知识分子。这些人后来成为他进入延安的重要推荐人。
1938年春，沈之岳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考察，获得了去延安的机会。他以萧致平教授的助手身份，随一个文化工作团前往延安。在长途跋涉的路上，他刻意与同行的进步青年建立了深厚友谊，为日后在延安的活动打下了基础。
到达延安后，沈之岳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表现出极高的政治热情和学习能力，很快就在同学中脱颖而出。他的笔记详实，发言准确，对马列主义的理解深入浅出，这些表现引起了教员们的注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沈之岳在军政大学期间，展现出了过人的组织能力。他组织了多个学习小组，帮助其他同学提高政治理论水平。这种表现获得了康生的赏识。康生当时负责延安的干部考察工作，他认为沈之岳是一个可造之才。
1939年初，在康生的推荐下，沈之岳被调入中央机关，担任收发员一职。这个看似普通的职位，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情报节点。通过处理往来文件，他能够接触到大量机密信息。同时，这个职位也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延安的高层领导。
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沈之岳建立了一套精密的情报传递系统。他利用收发员的身份，将重要情报用特殊墨水写在普通信件的背面，通过可靠的渠道传递出去。这些情报主要包括延安的军事部署、人事变动等重要信息。
为了不引起怀疑，沈之岳还积极参加延安的各项活动。他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在南泥湾开荒种地；参与文艺工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担任记录员。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他的革命履历，也为他创造了更多接触高层的机会。
然而，最具风险的是他在1940年初接受的一项特殊任务。军统局要求他寻找机会接近延安最高领导层，为一项秘密行动做准备。为此，他开始频繁出现在一些重要会议和文艺活动现场，试图创造与高层领导接触的机会。每一次的出现都经过精心设计，既不能太过刻意，又要确保能被注意到。
延安潜伏期间的特殊任务
1940年春，沈之岳在延安的潜伏工作进入了关键阶段。通过在中央机关收发室的工作便利，他开始系统地接触各类重要文件。每天清晨，他都会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办公室，仔细记录需要传递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被他用特制的隐形墨水记录在普通信笺的背面，再通过预先安排好的交通员送往重庆。
在完成日常工作之余，沈之岳开始着手准备更为重要的任务。他利用参加文艺演出的机会，多次出现在中央首长经常出没的场合。在一次延安文艺汇演中，他作为后勤人员，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延安高层领导。这次接触让他掌握了领导们的一些日常作息规律。
为了建立一个可靠的情报网络，沈之岳在延安城区周边设立了三个秘密联络点。第一个联络点设在延安城南的一家小杂货铺，店主是他在上海时期就埋下的一个暗线。第二个联络点位于延安文艺工作团的排练室，他以帮助搬运道具为由经常出入。第三个联络点则隐藏在城北的一个农具修理铺中。
1941年初，沈之岳接到了一项更为机密的任务：在延安城区建立一个秘密电台。这个电台被巧妙地安装在一个地窖里，外表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储藏室。为了掩护电台的运行，他专门安排了三名交通员轮流值守，负责定时向重庆发送情报。
在执行这些任务的同时，沈之岳还需要保持正常的工作表现。他积极参与延安整风运动，在大会上作检讨发言，表现出积极改造的态度。这种表现不仅打消了组织对他的疑虑，还为他赢得了更多的信任。
1941年夏天，一个重要的机会出现了。延安即将举行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包括多位中央领导。沈之岳借助收发员的身份，提前得知了会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他开始着手准备一项秘密行动，这个行动的核心是在会议期间接近某位重要领导。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沈之岳精心设计了多个备选方案。他在会议场地周围踩点，研究了所有可能的进出路线。同时，他还收集了参会领导的作息习惯，包括吸烟品牌、喝茶习惯等细节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信息，都可能成为接近目标的关键。
然而，最危险的是秘密电台的运行。每次发报都冒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延安的警卫部队配备了先进的侦测设备。为此，沈之岳制定了严格的发报时间表，每次发报不超过三分钟，并且经常更换发报地点。同时，他还在电台周围布置了多重警戒，一旦发现异常立即撤离。
到1941年底，沈之岳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相当完备的情报网络。这个网络包括了文件传递、人员联络、情报发送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互不相识。这种分散的结构确保了即使一个环节暴露，整个网络仍能继续运作。
身份暴露与最后的较量
1942年初春的一个下午，延安城内一场看似平常的会面，成为了改变沈之岳命运的转折点。当天下午三时，在中央办公厅的一间会客室里，沈之岳例行向一位领导递交文件。按照惯例，他还随身携带了香烟，准备在适当的时候递上。
这支香烟里藏着一种特制的药物，是军统局特别配制的。这种药物无色无味，能在24小时内让人产生类似感冒的症状，既不会立即显现，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这原本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试探性行动，用来测试警卫的反应速度和医疗响应情况。
然而，当沈之岳掏出香烟的那一刻，一个细微的动作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那是一个职业军人才会有的手势：从右侧口袋抽取物品时，左手习惯性地微微后移，保持随时准备防御的姿态。这个细节虽然稍纵即逝，却被毛主席敏锐地捕捉到了。
紧接着的对话更加印证了毛主席的判断。当谈到最近的整风运动时，沈之岳对某些细节的描述与一般知识分子的视角明显不同，他的叙述中带有明显的军事分析色彩。这种表述方式与他自称的文化工作者身份极不相符。
就在当天晚上，延安特科就开始了秘密调查。调查人员首先对沈之岳的日常活动进行了细致梳理，发现他经常在固定时间到城郊活动，这些时间恰好与重庆电台接收到的某些密报时间相吻合。
特科还发现，沈之岳平时处理公文的方式也有异常。他总是提前到办公室，而且经常独自一人在收发室逗留。更可疑的是，某些重要会议的信息总是会以某种方式泄露出去，而这些信息都经过了他的手。
为了进一步确认沈之岳的真实身份，特科在他经常出入的几个地点安装了秘密监视设备。通过这些设备，他们发现沈之岳与几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人有着固定的接触模式。这些人分别是一个杂货店老板、一个农具铺的学徒和一个剧团的道具师。
1942年3月15日，在掌握了充分证据后，特科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首先切断了沈之岳的所有秘密联系渠道，同时派人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特科还在他可能的逃跑路线上布下了埋伏。
3月16日凌晨，当沈之岳正准备启动秘密电台发报时，特科人员同时对他的住所和三个联络点展开了突袭行动。在他的住处，搜查人员发现了一个精心伪装的地下室，里面不仅有电台设备，还存有大量密码本和情报记录。
在围捕行动中，沈之岳展现出了高超的反侦察技能。他先是通过预先设置的暗道逃出住所，然后利用延安复杂的地形，与追捕人员展开了长达四个小时的周旋。在这个过程中，他数次试图销毁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
审讯过程与最终结局
1942年3月16日中午，在延安城南的一处山崖下，特科人员最终将沈之岳抓获。当时他正试图销毁最后一批文件，衣服上还留有烧伤的痕迹。特科在现场收缴了一部微型照相机、两本密码本的残页，以及一支装有特制药物的钢笔。
审讯工作从3月17日开始，由康生亲自指派的专案组负责。审讯地点设在延安城郊的一处地下室，专案组采用了轮班审讯的方式。起初，沈之岳拒绝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坚称是因为整风运动中的思想问题被抓。
第一周的审讯并未取得突破。专案组从查获的物证入手，对比了沈之岳在延安期间的所有活动记录。他们发现，每当延安发生重大会议或活动时，重庆方面总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相关情报。这些情报的传递时间与沈之岳的活动轨迹高度吻合。
3月底，专案组在南泥湾一个废弃窑洞中发现了沈之岳的备用电台和大量文件。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他自1938年以来的情报活动。其中包括对延安防御工事的绘测图、重要会议的记录、各级领导的活动规律，以及一份完整的联络人名单。
专案组通过这份名单，进一步摧毁了沈之岳在延安建立的情报网络。他的三个主要联络点先后被捣毁，十二名情报员被逮捕。在审讯这些情报员的过程中，专案组逐渐还原出了这个潜伏长达四年的特务网络的完整运作模式。
4月初，面对确凿的证据，沈之岳开始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承认自己是军统局派驻延安的特务头子，代号＂延安1号＂。他详细交代了自己如何通过伪装成进步知识分子打入延安，如何利用工作便利窃取情报，以及如何建立和经营这个庞大的情报网络。
在随后的审讯中，专案组又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沈之岳不仅向重庆传送情报，还在延安重要会议场所安装了多个窃听装置。这些装置被精心隐藏在墙壁和家具中，若不是他的供述，很难被发现。
5月，专案组对沈之岳案进行了总结。根据查明的事实，他在延安期间共向重庆方面发送了超过200份重要情报，建立了15个秘密联络点，发展了20余名情报员。他的情报活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多次影响到延安的重大决策部署。
1942年6月，延安特别军事法庭对沈之岳案进行了审判。法庭认定沈之岳犯有间谍罪、破坏革命根据地罪等多项重罪。考虑到案件的严重性和恶劣影响，法庭最终做出了极刑判决。
1942年7月15日清晨，在延安城郊的一处山沟中，这起轰动延安的特务案件画上了句号。沈之岳案的破获，使得军统局在延安的情报网络遭受重创，也暴露出当时延安在反特工作中存在的诸多漏洞。此案后，延安加强了对重要机关、重点部门的安全保卫工作，特别是对人员身份审查和日常管理进行了全面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