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冯玉祥站出来讲道：“咱们党内像汪（精卫）先生那样学识渊博，还有胡（汉民）先生那样对总理忠心耿耿的老同志，都是值得尊敬的。蒋先生嘛，既有长处也有短处。想当年，我和蒋先生曾结拜为兄弟，发过誓要同甘共苦、永不背叛，可最后咱俩还是刀兵相见了。我在这儿提议，大伙儿不妨动动手、动动嘴，把这三位带到总理的墓前去，让他们好好反省认罪。”
1929年的时候，蒋冯战争打响了，冯玉祥的手下韩复榘投靠了蒋介石。冯玉祥的部队想消灭韩复榘，但冯玉祥说：“韩复榘这家伙跑了，以后说不定还会回来的。要是把他伤得太深，他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冯玉祥想让韩复榘把那支最厉害的手枪队派给他做保镖，但韩复榘不乐意。冯玉祥就说：“你现在都当上主席了，多风光啊！家里有人看着，出门也有人保护，哪还顾得上我呀。得了，我这边没人保护，你就把你的队伍派来给我站岗吧。”韩复榘不敢不从，只好答应了。
1931年，韩复榘去一个县里看看情况。早上上班时，一个科长早早就到了，可县长却迟到了。韩复榘见状，立马提拔那个科长当了县长，而把原来的县长降为了科长。其实呢，那个科长之所以能早到，是因为他前一晚打麻将打了个通宵，直接从赌场奔到了县政府。这事儿后来就成了个笑话，说“一场麻将打出个县长来”。
在蒋冯战争那会儿，韩复榘投靠了蒋介石后，跟手下人讲：“蒋委员长和他夫人待我特别好，还夸我是北方的打仗高手。但我一到冯先生（玉祥）那儿，不是挨批评就是挨骂，感觉自己连他儿子都不如呢！”
蒋介石想知道韩复榘的情况，就派了个特务假装成“算命先生”去接近韩复榘。韩复榘很信这些，老爱找人算命看相。那个特务骗取了韩复榘的信任，给自己起了个名叫“青天鉴”，顺着韩复榘的意思，经常给他解梦、算命。最后，蒋介石靠着这个“青天鉴”，把韩复榘骗到开封给杀了。
中原大战结束后，石友三转身投了张学良的门下，但没多久，他又闹腾起来，想背叛张学良。为了给自己壮胆，他搞了个扶箕请仙的把戏，得到的仙语说：“老鼠盯着老虎，老虎病了没力气，老鼠们就开始嚣张，老虎反而被老鼠欺负。”石友三觉得这是大吉大利的兆头。刚好那时候张学良生病住院了，石友三就认为这是仙语里说的“老虎病了没力气”，于是头脑一热，起兵反对张学良，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
石友三特别喜欢养马，早在当团长那会儿，他就养了好几匹骏马，还给它们起了名字，像“大白龙”、“黑风”、“菊花青”和“歪蹄”这些。他对马照顾得很周到，每天都让人给它们刷洗得干干净净。到了夏天，他还会给马穿上马衣，只露出眼睛和耳朵，免得蚊蝇叮咬。要是马有点儿脏或者有臭味，他就会把负责的马夫打得满地找牙。而且啊，他手底下管马的“弼马温”职位，全都是他的亲戚在干。
在中原大战之前，冯玉祥在一次军事聚会上，对孙殿英讲道：“殿英兄弟，我特别佩服你的那股子革命劲儿。咱俩可是铁哥们儿，好战友！在跟清朝对着干的时候，我干的是明面上的活儿（就是把溥仪赶出去），而你干的是暗地里的（挖了清朝东陵的墓）。”
大家谈论冯玉祥时说：“挨棍子、罚跪、当面斥责，这些都是冯将军暗地里记功劳的方式。一个人受的罚越多，他升官就越快。”
陈公博在他的回忆里提到：听说冯玉祥管军队管得很紧，不过每次他派来汉口的人，都会大肆嫖娼赌博。
冯玉祥去俄国看了看情况，碰到斯大林，听他说要跟日本拉近距离，立马就向斯大林发问了。斯大林解释说：“这只是外交上的一些策略。”冯玉祥听了后说：“那你咋不早说呢？你们这样做，不就像是在背后搞小动作吗？”
冯玉祥在湘西当镇守使那会儿，有个意大利神父偷偷藏了个犯了法的天主教徒。冯玉祥拿着他的大官印对那神父说：“你们护着坏人，不守我们中国的规矩。那我这官印也没啥用了，不如给你，你来管中国的事儿吧！”说完，他就带着大家喊起来：“天主教堂护着坏人！天主教堂藏坏蛋！”神父一听害怕了，赶紧把犯人交了出来。
西安华清池是个有名的老地方，从唐朝就一直保留着，杨贵妃曾在这儿沐浴。池子旁边有条长椅，贵妃也曾在上面歇息。骊山、宝塔、楼阁、宫殿，到处都能找到杨贵妃的影子。当年冯玉祥带兵驻扎西安时，特意在长椅和宝塔上刻了孔子的道德训诫，提醒大家要“别沉迷酒色”。
西北军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有墙的房子，他们都会在墙上写满各种政治口号和古代智者的名言。就连士兵们的衣服上，也都缝着白底红字的布条。
冯玉祥在去美国当“水利特使”考察时，狠狠地批评了蒋介石。美国的亲蒋派、“中国通”周以德就说冯玉祥是个不忠不义、为了利益啥都干得出来的“小人”。冯玉祥马上就在当地的《华侨日报》上写文章回应，说自己只对老百姓忠心，对那些独裁领导人不忠心，还说周以德根本就不懂中国。
冯玉祥当时在川北的顺庆守着，别的部队的人就嘲笑他的兵是“小辈军”。冯玉祥为了不让事情闹大，就跟自己的士兵讲：“他们叫我们小辈军，没事！等哪天上了战场，咱们瞧瞧，到底谁是老大，谁是小辈！”
冯玉祥在浦口驻军时，请所有军官吃饭。饭桌上，他说：“咱们得好好享受当下，今天每个人都找个姑娘玩玩吧！一人一个！”军官们听了都很吃惊。冯接着又说：“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啦！每人一个，一个一块钱，她们已经到了。”话音刚落，就进来一大堆乞丐。冯马上告诉大家：“这就是我给你们找的姑娘，你们每人给她们一块钱吧！她们都是咱们的乡亲，得照顾照顾！”军官们没办法，只好每人给了一块钱。
在国民政府的队伍里，有些委员没啥事干，却还抱怨月薪八百不够花。冯玉祥听到这事就说：“日本人打进山东，咱们中间连个敢出声的都没有。咱们连猪都比不上，猪吃了主人的食儿，还知道长了毛的肉不能吃。咱们凭什么拿着这么多薪水却不干活呢？”
冯玉祥在陕西当督军时，督军署旁边有店铺被抢了。他把管城防的司令和军法处的处长叫来狠狠批评了一顿，还给自己脚上戴了脚链，说抓到罪犯前绝不摘掉。这俩人吓得赶紧连夜去查案，结果当晚就把坏人给抓到了。冯玉祥下令把坏人拉到店铺门口，当场就给枪毙了。从那以后，治安情况好多了。
韩复榘在山东当老大时，老爱检查手下公务员的身体状况，身体棒的他就高兴，看着瘦弱的立马就让人卷铺盖走人。韩复榘的说法是，身体不行就像“活死人”，哪能干好公务员的活儿。
有一天，韩复榘审问了四个土匪。他发现其中一个土匪长得高大威猛，心里起了惜才的念头，于是就把他收编进了特务队。其他三个土匪看到这种情况，也纷纷要求“归顺效力”。韩复榘一听就火了，大声说道：“这像什么话，哪有那么多官位给你们当，拉出去毙了！”
韩复榘讲道：“现在啊，咱们中国的老规矩丢了不少，新风气又因为英美的影响受限制。比如说，穿衣打扮学法国，饮食习惯学英国，这真不对劲！李鸿章去英国时，跟英国人聊起结婚这事儿，问到底哪个国家的婚姻制度好。李鸿章说，欧洲结婚就像一壶开水，一开始热得不行，可时间一长就凉了；咱们中国的婚姻呢，像凉水壶，时间越久越暖和，始终是热的。咱们中国的离婚制度是从欧洲学来的，现在离婚的人太多了。我一直觉得，只要年龄相差不大，就得认了这门亲，好好过日子。”
有一次，军队请孙殿英上去说几句。孙殿英指着自己的鼻子，对台下的士兵们笑道：“大伙儿知道我是谁不？我就是孙麻子，或者你们叫我孙老殿也行。我在大伙儿面前不太会说话，说多了不好，说少了也不行。那些大道理你们的军长都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再啰嗦了。我是个粗人，也讲不来什么忠孝节义的大道理，所以我就不说了。”
抗战那时候，军统的特工文强在孙殿英手下干活。有一天，文强对孙殿英说：“大哥，你那庙会道能不能收我这个徒弟啊？我想拜你为师，今晚就给我传授点道道呗？”孙殿英笑着说：“老弟，你就别开玩笑了！我那套东西也就哄哄傻子、笨蛋啥的，哪能糊弄得了你这个有文化的人啊？庙会道那套对读书人可不好使。”
谷良民是韩复榘手下22师的师长，是个大老粗，一个字都不认识。有次，他在办公桌上瞧见一张名片，就问：“这是哪个家伙来找咱呀？”卫兵回答说：“师长，这是您自己的名片。”谷良民这才恍然大悟：“噢，怪不得看着这么眼熟呢！”
过了十多年国民党推广的新生活运动后，冯玉祥感叹，新生活搞了这么久，政治还是烂到极点，军事上一塌糊涂，贪污到处都是，文化也被破坏了。这就是新生活运动的结果吗？
1928年，冯玉祥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介绍他是这样的：冯玉祥可不是那种瘦弱的黄皮肤人，他身高有一米八多，皮肤黝黑，体格健壮，但为人很和善。他是个随身带着《圣经》的基督徒，枪法也特别准。他手下的私人武装有19.5万人，是全球最多的。这就是中国最强的人——冯玉祥元帅。
看来《时代周刊》也不那么准确，毕竟东北军和蒋军的人数，可比冯玉祥的军队多了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