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陈伯达保外就医走出了秦城监狱，这时候，他还有大概七年的刑期。走出监狱之后，陈伯达被安置住在北京东郊，一栋六层楼高的民房里。

这个曾经的大人物，也惹来很多记者的目光，包括一些出版商也想来登门拜访，但都被陈家回拒了。

唯独叶永烈成为陈伯达晚年的唯一采访者，一来二去，这两人也就建立了难得的忘年之交。哪晓得，那一次访问结束之后，叶永烈回到了上海，仅仅过去了一周的时间，他就收到陈伯达在北京去世的消息。

1989年，九月初的北京依旧酷热难耐，那盛夏时分的热浪，在空气里转来转去，呼吸一口都冒着热气。

9月13号，就在陈伯达去世前的一个星期，叶永烈从上海来到北京。

陈家住在六楼，穿着短袖的叶永烈爬上六楼的时候，已经是汗流浃背了。这闷热的空气，包裹着每一寸肌肤，毛孔都感觉要被窒息了。

他整理了一下仪容，随即叩响了陈家的门。

有人从门上的猫眼看了看，那是陈家的儿媳妇张兰华。自打陈伯达出狱之后，儿子陈晓农就带着妻儿来到了北京，照顾着老父亲的晚年生活。因为家里还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因此，张兰华就辞去了工作，在家当着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

这一年多的时间，叶永烈从上海到北京两头跑，张兰华对他也是十分熟悉了，一看是叶永烈来访，就打开了门，将他迎了进来。

进到屋子之后，这屋子里居然比外面还闷热。

原来，陈家的窗户都是紧闭着的，没有一丝风透进来，很闷很热。对此，叶永烈也是见怪不怪了，他晓得陈伯达很怕冷，尤其是怕吹风，稍有一些风吹，他的身体就有些受不了。

叶永烈轻车熟路的走进陈伯达的书房，这小书房面积大约有个15平方左右，是他写作也是会见客人的地方。小书房的布置很简单，一对沙发、一张宽大的书桌和一个书柜，地上铺着淡绿色的地毯，别无他物了。

那书桌上照堆满了很多书籍，大多都是翻开的，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书桌上收拾出一个小空间，放着砚台、毛笔和一堆宣纸。

“你在练习书法吗？”叶永烈开口询问道。

“嗯，锻炼锻炼身体”

晚年的陈伯达，没有什么体育锻炼项目，也就把练习书法当作是一种锻炼了。

尽管是身处炎热的夏季，陈伯达此刻的穿着和季节格格不入，他穿着长袖衬衫，外面还套着一件中山装；蓝色的长裤子，墨绿色的袜子，一双圆口的黑色布鞋。头上依旧戴着一顶帽子，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不管是在哪个季节，还是在室内室外，他必定都戴着一顶帽子。

此刻的陈伯达，完全没有什么病容，谁能想到，这次会面结束之后，仅仅只是过去了一周，他就离开了人世，这命运顽皮起来，真的是没有丝毫的怜悯和情感。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叶永烈接着询问道。

因为陈伯达上了年纪，有些健忘，他的健忘是对近期发生的事或是见过的人，会记不起来，甚至是经常来家里给他看病的医生，他都会记不得。但是对于过往的那些回忆，他反倒是记得很清楚。

也难怪叶永烈会开口询问，是否还记得他。

陈伯达犹豫了几秒钟之后，恍然大悟一般回道：“啊！上海的叶永烈，我认得。”顿了一顿，他接着说：“我那篇小说还是你帮我找到的”

他口中的小说是21岁的时候创作的，名为《寒天》，这是陈伯达这一生唯一发表过的小说，1925年的时候发表在《现代评论》上。因为年代久远，陈伯达难以找寻自己当年的那篇小说，他自己也没有底稿，故而拜托叶永烈回上海之后帮忙寻寻。

叶永烈在上海给他寻到了这篇小说，陈伯达此刻提起这件小事，心里多少是有感激之情的。

一番短暂的寒暄之后，两人开始了访问，与其说是访问，不如说是一老一少，两个朋友之间的谈话更为贴切。

陈伯达说起了自己的家事，他说自己的母亲是个岛民，没有什么文化，父亲是私塾先生，自己打小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念书，父亲对自己的要求很是严格，有一次，他忘了是犯了什么错，父亲用鞭子抽他，那次打得很狠。以至于晚上的时候，母亲对着昏黄的油灯，给他擦拭伤口的时候，不自觉的流下了眼泪。

一说起往事，这个老人就打开了话匣子。

谈到自己初恋的往事，这个老人仿佛回到了青葱岁月，他的初恋叫褚有仁，也是他的发妻，两人相识于去莫斯科留学的火车上。一路上，两个年轻人有说有笑，约定到了莫斯科还要有联系。

他还聊起自己的青年时期的偶像是郭沫若，那时候的他籍籍无名，而郭沫若已经是个大名人了。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喜欢写一些诗歌的，自己还曾写了一首长诗寄给了郭沫若。没想到对方居然给他做了修改，而且还回复了，这让陈伯达有些喜出望外。可惜，这首长诗最后没有发表，原稿也找不到了。

两人谈了很多，中途的时候，叶永烈提了一个要求，想给他拍一张照片。

提这个要求的时候，叶永烈心里也反复思量了许久，因为他晓得陈伯达是个不喜欢拍照的人，而且对于拍照还有些抗拒。

叶永烈心里也想好了，如果被拒绝了应该怎么劝说，哪晓得他一提出来，陈伯达居然意外的就同意了。于是乎，叶永烈拿出相机，拍下了十来张照片。

拍着拍着，叶永烈又提出一个更加大胆的请求，他询问陈伯达是否可以摘下帽子。

这回陈伯达显然是拒绝了，但是架不住叶永烈的再三请求，陈伯达思虑了一下，最后还是摘下了帽子。当然，他之所以一直戴着帽子，并不是 因为自己是秃子，只是怕吹风，怕感冒，因此哪怕是炎热的夏季，也是戴着一顶帽子。

脱下帽子之后，陈伯达让叶永烈等等，他想摆一个姿势，于是乎，他戴起了老花眼镜，又顺手拿起茶几上的《人民日报》，姿势摆好之后，示意叶永烈可以按下快门了。于是乎，就是我们看到的下面这张照片，这张没有戴着帽子的照片，也是陈伯达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

两人的谈话，从炎热的下午一直持续到暮色来临。

眼见得天色将晚，叶永烈准备起身告辞，他询问陈伯达有什么需要自己帮忙的没。

陈伯达回复，希望他这次回上海之后，帮忙找一篇名为《论谭嗣同》的文章；如果在上海找到了，就把复印件给他寄送过来。

随即，叶永烈就离开了陈家。

哪晓得，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回到上海仅仅过了一周，叶永烈就得知陈伯达病逝的消息。原来是北京的天气骤然变化，一夜大雨过后，从酷暑毫无预兆的跑进了初冬，对于年轻人来说，无非就是多加几件衣服的事情，但是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而言，这就是一道鬼门关了。

老人的血管很脆弱，很难经得起气温的突然变化，陈伯达没有跨不过去这道坎。

他和叶永烈的那一次谈话，也成了两人最后的会面，叶永烈给他拍的那张脱帽照，也成了这个老人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