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清军攻入云贵昆明，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结束。
接到捷报，文武百官纷纷向康熙庆贺，但康熙却忧心忡忡。
在这场大战中，八旗兵的表现让康熙极为不满，尤其是勒尔锦、岳乐、尚善、喇布等满洲将军的怯战，让康熙不得不大力提拔汉族将领，如陕西提督赵良栋、平凉提督王进宝等率领汉军作战。
这让康熙认识到，八旗入关之后，生活优越，贪图享乐，结果导致武备废弛，疏于训练，战斗力大不如前。
为了遏制这种局面，在此后的几年里，康熙多次强调“讲武”、“习射”，强调武备。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强调“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亦不可无时。冬月行大围，腊底行年围，春夏则看马之肥瘠，酌量行围……围猎不整肃者，照例惩治”。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强调“满洲以骑射为本”，“考试举人进士，亦令骑射”。
康熙二十八年（1699年），他要求各地都统对当地驻防的满洲八旗“须亲加训练，每日习射，善射者录用”。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在一份谕旨中说道：“今天下太平，海内无事，然兵可百年不用，而不可一日无备”。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针对当时人重文轻武思想，又一次强调“武备断不可废”。
因为当时虽然内地已经承平日久，但边疆地区依然形势严峻，令康熙不得不多次强调武备。
康熙十四年（1675年），蒙古察哈尔布尔尼叛乱；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蒙古准噶尔部葛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威逼北京；
在黑龙江，沙俄也不断入侵，屠杀当地人民，修建碉堡。
面对这些威胁，为了维持国家统一，抵抗外来侵略，康熙一再加强武备，一再强调“勿以太平而忘武备”的思想。
为此，他在多方面加强武备措施：
行围练武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曾多次在北京附近的南苑、玉泉山、卢沟桥等地进行大规模阅兵，也曾到北京八旗驻防校场检阅满洲、蒙古、汉军等的操练情况。
从康熙四年（1665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几乎每年都要在南苑行围，南苑成了“人君练武之地”。
每次检阅前和检阅后，他都亲自率领诸皇子和侍卫进行骑射、步射。
除此之外，康熙在巡幸、行军或谒陵途中，多次检阅当地驻防八旗的的骑射和马步军操练。
检阅后，对于那些“步射俱优”的将领，一概嘉奖晋升，而对于那些操练疏忽、骑射低劣的官员，一律降职。
除了马步军外，康熙还操练水军。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从五台山回京，途径霸州（今河北霸州市），见这里水淀相连，“洪泽弥漫，一望无际”，便下令随行官兵进行操练。
“行围水淀中，用三浆船百只，分左右翼沿岸棹入。合围之际，水鸟群飞，鸟枪竞发，堕羽歼禽不可胜数”。
在行围练武最广为人知的，最具有政治军事意义的，还是承德避暑山庄的木兰行围。
在康熙的一生中，他曾到木兰围场四十次之多。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逝世前，六十八岁的康熙仍到木兰围场行围。
行围，名为打猎，其实是训练军队。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曾多次对大臣们说：“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围猎不整者，照例惩治”，在队伍、号令、纪律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即使是王公贵族，也要“严加管辖”。
除了驻防北京的八旗兵需要进行行围训练之外，外地的八旗兵也要分别来木兰行围，接受训练。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他对兵部下谕旨：“杭州、江宁、西安散出驻防满洲，闲居日久，恐出门不耐烦劳，嗣后每年于此三省内，不拘章京、骁骑校、比拟规定，选年少善骑射者，俱令四月到京，随至热河行围，每旗三人共二十四人，俱令于四月到京，随至热河行围。俟回銮时遣回本处，如此，既可娴习规矩骑射，而伊等之贤否亦见矣。”
此种做法被后来的雍正、乾隆采纳并成为定制。乾隆曾盛赞驻防官兵轮流到京参与行围，并具体规定各地驻防参加行围的日程和途中盘费。”
康熙之所以让各地的满洲兵丁参加行围，就是为了保持八旗子弟当年在关外以“骑射”起家的尚武传统，使“后世子孙，勿忘家法”，使国家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军队，维护统治，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康熙是一位勤奋的帝王，他自称：“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遑，未尝稍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耶！” 从加强武备这方面看，康熙的确深谋远虑，以谋万世。
武艺荒疏继任的雍正、乾隆等皇帝也一再强调八旗“皆恃骑射，益习弓马”，以保持战斗力。
但雍正在位时间短，乾隆喜好享乐，他们练兵、行围的次数逐渐减少。
在雍正时，一些八旗将领居然以骑马为耻，“出行皆乘舆”，“武艺日益荒疏”，与文官无异。即使在驻防之地训练兵丁，也不过是“以图塞责，不过闲谈饮茶而散”。
清雍正九年(1731年)，清朝与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泊作战，惨败。
到了乾隆时期，情况更加严重，八旗官兵的战斗力更加衰弱。
一次，乾隆亲自检阅八旗兵丁，测试“步箭”，结果大多数官兵“所射非不至布靶，即擦地而去”，“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让乾隆大发雷霆。
据《东华录》记载，到了清朝中期，八旗兵有“市井游贩之徒”,“冒名支粮”者,有“杀敌不力”而“抢劫民财勇猛”者,有“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縻饷”，遇战斗则“装死扮活,不肯出战”者，后来甚至发展到了盗卖军中盔甲器械。
八旗官兵的生活“日就华靡，饮食衣服无一不竞美艳，毫无节制。以致数月之用，罄于一日，数人之养，竭于一人，甚或饮酒看戏，游荡赌博。”
这种疏于训练的直接后果就是八旗战斗力急剧衰退，在战场上不堪一战。
在征讨大小金川时，清兵三千步兵围攻一个据点，金川兵百余人杀出迎战，三千人居然溃散。
一个小小的大小金川，让清廷打了12年之久，期间乾隆多次处斩作战不利的将领，并“急调健锐、火器营二千精兵”，用红衣大炮“昼夜霆击”，凭借火力和人数优势，才最终平定大小金川。
为了平定大小金川，乾隆先后共投入了近60万兵力，耗费了7000万帑币，历时七年之久，杀张广泗、讷亲、阿尔泰、温福四员大臣，战死将士达三万余人，杀抗命苗番两万以上。
而所平定之地大小金川，不过是四川省西北部的深山荒野，纵深仅仅二百余公里，人口不过数万。
到了嘉庆年间，爆发了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
为了镇压白莲教大起义，清朝政府动用了十六省的数十万军力，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的财政收入，使国库为之一空。
在战斗中，八旗、绿营等清朝正规军之腐朽暴露无遗，清政府被迫依靠地方团练镇压起义。
康熙的武备思想，最终如同鸦片战争中的坚船利炮的硝烟一样消散。
扩展阅读略论葛尔丹与康熙对战中的战术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