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7日，我军在进驻万寿山和五塔寺后，就此完成了对北平城的全面包围。
彼时，驻守城内的国民党军将领正是傅作义。
是战，是降？这是一个问题，傅作义不知该如何是好。
再者，武力对抗亦无胜算，傅作义似乎唯有一条路可走了。
就在这时，一个人为傅作义提出了建议，最终让傅作义下定决心和我党和谈，也直接促成了后来的北平和平解放。
而此人，正是傅作义之女傅冬菊。
一傅冬菊虽为国民党大军阀傅作义之女，然而，她却怀揣着一颗满溢革命热忱的心。
而她和我党的缘分，在其少年时期便已悄然开启。
1939年，15岁的傅冬菊来到重庆，进入了南开中学读高中。
就读期间，傅冬菊只要有空，就会去《新华日报》报社玩。
也正是在这个报社里，她遇到了周恩来，不仅被周恩来亲切接见，还为多年之后的北平解放埋下了一颗种子。
在《新华日报》社里，傅冬菊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和许多同志，深受感染，不久后就加入了我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号角社”。
可以说，此时的傅冬菊虽然只有十几岁，但已经是一名对革命抱有热忱的小同志了，而傅冬菊正式入党，就要到1947年了。
然而，早在1942年，傅冬菊就读于西南联大英语专业之时，就决然投身革命，旋即加入地下党组织，成为我党一名“据点”成员。
三年时光里，她于昆明投身于我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直至1947年11月15日，时年23岁的傅冬菊不辱使命，不负组织厚望，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数年间，傅冬菊除学业外，主要工作是在天津《大公报》担任编辑，借记者身份作掩护，为我党获取大量重要情报。
而在当时，因为国共内战，我党的许多同志都被逮捕，而傅冬菊利用自己是傅作义女儿的身份从中运作，成功营救出了不少同志。
与此同时，傅冬菊也借助身份，在和其他国民党高官的子女的往来中，把一份份重要情报传递到组织，为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到了1948年底，国民党大势已去，特别是北平城被我党重重包围后，傅作义满心不安，不知该如何是好。
而就在此时，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徐永昌突然来到北平，让傅作义很是惊讶。
徐永昌前来，意在传达老蒋之命，令傅作义率部南撤。
对于老蒋的命令，傅作义并没有立刻执行，因为同样是在这个时间点，傅冬菊再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傅冬菊回到了傅作义身边，并且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傅冬菊与傅作义影视剧照
当时，傅冬菊这样说道：我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
傅作义闻听此事后并未太过讶异，他在女儿的一次次举止间，早已猜到其身份。
他只是问道：你是聂荣臻派来的还是毛泽东派来的？
傅冬菊请示过后，表明自己是毛泽东派来的。
这个回答表明了我党的诚意，是全心全意想要和傅作义和谈，毕竟都是中国人，谁也不想兵戈相见。
随后，傅冬菊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为傅作义阐述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必要性。
期间她引用了北平作为古都有着太多的文化古迹，以及一旦开战必然会给百姓带来伤亡等论据。
从经济、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对战争所致后果予以深入剖析。
在傅冬菊的规劝之下，傅作义心中萌生出和谈的想法。
但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传递出了新的信号：老蒋诚邀傅作义率部南下，为将来的反扑保存实力。
此时的傅作义，内心已然有了与国民党划清界限、走向和谈的初步决心，自是不会理会蒋介石。
随后，傅作义便写了一封信，交由傅冬菊转交毛泽东，表达了自己愿意和谈的想法。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党与傅作义先后开展了两次谈判。然而，由于在某些条件上存在分歧，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直到1949年1月中旬，天津的和平解放，成了压垮傅作义的最后一根稻草。
与此同时，傅冬菊再度挺身而出。在家宴之上，她又一次向父亲阐述我党的主张与思想，竭尽全力说服傅作义。
当傅作义担忧被视作投降者来对待时，傅冬菊依循组织指示作出保证，这彻底消除了傅作义最后的顾虑。
1月16日晚间，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拜过把子的兄弟邓宝珊和我党领导同志会晤。
这次会晤中，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傅作义的部队将于21日出城接受改编。
21日，傅作义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接受改编方案，次日便在协议书上签字，这标志着北平正式迎来和平解放。
北平的和平解放，为其他城市的解放首开和平之先声。此后，众多城市兵不血刃，相继迎来解放。
三傅冬菊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谓促成这一切的关键功臣。她为组织作出诸多贡献，受到嘉奖自是理所应当之事。
但她选择回到了天津的《进步日报》报社，重新做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1949年8月，时隔半年，傅冬菊投身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她从北平奔赴云南，辗转征战，终于回到阔别十几载的昔日读书之地。
在这里，傅冬菊参与了《云南日报》的创办，为云南的解放事业也做出了不少贡献。
建国之后，傅冬菊进入了《人民日报》报社，先后在记者部和文艺部工作，在此期间，她参与翻译了许多外文资料，贡献也不少。
此后，傅冬菊便始终在《人民日报》报社工作，一待就是三十多年，直到1982年时，傅冬菊的岗位才迎来了调动。
虽为调动，却仍未脱离报社行业。这一年，她借调至新华社香港分社出任记者，同时兼任编辑部副主任。
虽然这年的傅冬菊已经59岁，年近花甲，两鬓也有了华发，但她依然投入了全部的身心，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件事。
时间来到1995年，72岁的傅冬菊离休了，结束了自己的工作生涯。
虽离开了一线，但她依然时刻关心国家大事，操心着百姓生计。
傅冬菊的丈夫名为周毅之，是一名越南归侨，同时也是《人民日报》派香港新华社首席记者，两人是在工作中结缘后走到一起的。
在傅冬菊离休的第二年，周毅之先她一步离去，夫妻俩有三个女儿，都在海外工作。
晚年时，傅冬菊的身体不太好，不多的退休金基本都用来吃药和雇佣保姆，她住在一间没有装修过的老房子里。
即便如此，傅冬菊依然和弟弟傅恒一起为“希望工程”捐款，并且在他们的努力下，成功在老家山西建设了两所希望小学。
2007年7月2日，傅冬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84岁的她因疾病缠身，在北京去世，走完了光辉灿烂的一生。
结语多年以来，傅冬菊很少在大众面前提起自己的父亲。
似乎在她看来，自己做的不过是一件平凡的事，是一个中国人都会做的事，实在不值得什么宣传。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出身不凡、但却一生“平凡”的人，她以平凡的身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
而这样的品质，正是万千革命志士们所拥有的、是我们孜孜不倦所追求的高尚。
参考资料：
1、傅作义与他的女儿傅冬菊——《统一论坛》 1998年第1期43-46,共4页
2、傅冬菊:在父亲身边做“卧底”——《天津支部生活》 2021年第16期16-17,共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