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和李嘉诚:不同背景下的不同道路

慧颜苏苏 2025-03-30 18:20:57

李光耀和李嘉诚代表了这波最早的“出海”浪潮中,亚太社会的两大截然相反却殊途同归的发展路向——外贸和外资。

3月23日是李光耀十周年的忌辰。从2015年李光耀撒手人寰以来,亚太社会乃至世界的国际关系,早已大为变化。

每当谈到新加坡的时候,不少人会将之与香港对比;而当中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将李光耀和“李超人”李嘉诚先生作比较。虽然二人只相差五岁,但李光耀和李先生成长于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这或许是决定二人性格的因素之一。李光耀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他毕业于新加坡最著名的英校莱佛士书院,并在战后负笈伦敦政经学院;而李先生虽然同样出身书香门第,但囿于国破家亡的动荡背景,只能从钟表学徒做起。

因此,但凡关于李光耀的只言片语,往往都会显示出他在处事上的坚定信念——这种直言不讳有时甚至会为李光耀带来一些麻烦;而李嘉诚的语句,则多数以双关语显出他的温和委婉、圆滑灵活,势必将解读留给世人,以求不落话柄。

但这显然不妨碍两人成为挚友知音。李嘉诚2023年李光耀百年冥诞,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的心声,是二人关系最好的写照——“如果你明白当时亚洲的复杂背景,经济又有多艰苦,才能体会到他的挑战:‘要在没选择的现实中,为未来创造无限可能’,听起来好容易,但实践起来实在很不简单。”

李嘉诚所谓“亚洲的复杂背景”,指的是二次大战以后,亚太社会的积贫积弱。当时一方面对日抗战刚刚结束,满目疮痍,本土资本消磨殆尽;另一方面,冷战竹幕旋即横亘亚太,战火频仍,经济基础并不稳固。要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经济,唯有“出海”,也即做外国生意一途。

李光耀和李嘉诚恰恰代表了这波最早的“出海”浪潮中,亚太社会的两大截然相反却殊途同归的发展路向——外贸和外资。

一方面,李嘉诚则代表那些承接外商订单需求的本地供应商。当时中英关系错综复杂,投资环境也难以称得上稳定,因此外国产业资本对香港望而却步实在是人之常情。因此,当时在港投资外商不多,外商在港往往多贸易,少投资,以求更大的灵活性。

不过,当时港人倒也不算一穷二白:不少从事纺织业等手工业为主的内地企业主避乱而来到香港,带来一些资金和技术。50年代,港商开始接单生产塑胶花——“串胶花”早已是一代港人的精神回忆。而李嘉诚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素有“塑胶花大王”的尊称。这种“接订单”的历史一直延续至今——只是随着改革开放,从香港一隅,扩大到整个珠江三角洲,乃至整个中国。

事实上,李光耀对此洞若观火。他在他的回忆录《经济腾飞路》中讲述了他对香港的两个观点:一方面,“新加坡当时没有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但另一方面,“约有一两百万难民潮水般涌入香港,裹挟着大批来自中国最杰出的企业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

因此,反过来在另一方面,李光耀代表那些积极招商引资的政府官员。从1965年新加坡独立,甚至更早的时候以来,新加坡一直视招商引资为头等大事。李光耀在《经济腾飞路》中提到,他在1969年的時候从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哈佛经济学教授)那里学到“在海空运输可靠又廉宜的有利条件下,要把工业转移到新的国家是可能的事——只要有关国家的人民遵守纪律、接受训练学会操作机器,政府又能保持稳定和高度的办事效率,方便外国企业家前来”。

李光耀显然在接下来的年份中将此奉为圭臬。他认为,新加坡需要吸引欧美和日本的高科技企业到新加坡投资设厂——而重点应该放在船舶修理、金属加工、化工、电气设备四个领域。事实证明这四个领域是正确的——直到今天它们都在新加坡生根发芽,兴旺壮大。

我们说完了李光耀和李嘉诚所在地方的社会背景的差异,是时候回望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向了。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总体遵循着李嘉诚的模式——当时深圳经济特区搞“三来一补”,蛇口工业区的发展,都是依靠港商在香港接单,再交由内地工厂生产的模式。这种模式显然是“胶花”模式的翻版,只是买卖双方有所变化。当然,90年代随着中新建交,中国也开始学习李光耀和新加坡的投资模式吸引外资——苏州工业园区是最典型的例子。两种模式共生共存,互促互进,四十余年终有如此成就。

投资和贸易绝不冲突;它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体两面。笔者之所以提到这两件事情,是因为两者特点不同,因此在不同环境的适用性也不同。正如李嘉诚专访中随后一句“用今日的眼光看历史,好多时候不尽公平”一样,在本国资金捉襟见肘,但对外关系安定的年代,吸引外资是最好的方法;然而,在本国资金尚可,对外关系却波谲云诡的年代,吸引订单反而要灵活得多。

事实上,李光耀撒手人寰这十年来,世界的经贸环境早已大不相同。与二十年前中国入世,欧美国家就对华投资放松管制相比,如今欧美企业对华的产业投资以及其相关的技术转移,甚至乎民众普遍的观点意识,均已愈发保守。

然而,中外各国的贸易总额却有增无减,甚至哪怕是中国对美贸易,金额都已大有提高。如果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囿于规模,而只能有所取舍的话,对于中国内地而言,促进贸易和吸引投资,两者是完全可以,并且应当兼顾的。

因此,不论如何,实事求是、广结善缘始终是这两位传奇人物的共同点。正如李嘉诚写给李光耀的悼词“果敢磊烈、持守相本、风度庄严、平易近人”一样,无论是订单还是投资,与人为善而正直,始终应当是最重要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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