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撕开这场全球变局的面纱，揭示三重危机：摇摇欲坠的国际秩序、以邻为壑的地区政策以及大国权力的重新洗牌。作者认为，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见证一个“美丽新世界”的诞生——在这个世界里，丛林法则取代规则秩序，强权政治重新主导国际关系。
各国政府则面临严峻抉择：是继续依附于日渐衰落的霸主，还是在多极世界中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无论选择如何，一个碎片化、多中心的世界格局已经不可逆转地向我们走来。本文由哈尼·冯德克利博士授权发布，由刘倬妍译成中文版，供读者参考，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丛林政治：美国全球秩序构建的崩塌文｜哈尼·冯德克利“世界各国终将意识到，与美国为敌，或将身陷险境；但若与美国为友，则无异于自取灭亡。”——此言出自亨利·基辛格（Henery Kissinger）1968年与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y）探讨越南战争时的一席谈话。
1 摇摇欲坠的国际秩序
唐纳德·特朗普在2025年重返白宫，可能标志着美国精心构筑的全球秩序体系开始土崩瓦解。这套被称为“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体系，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八十余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客观而言，这一体系既由美国主导创建，也主要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这套全球治理体系包含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其理论基础最初源于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那篇举世闻名的8000字长电报，随后他又以“X”为笔名，于1947年7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战略构想。
始于马歇尔计划，美国在1948至1951年间向16个欧洲国家慷慨解囊，提供了高达133亿美元的援助（按今日币值计算约合1500亿美元）。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间，美国于1945年主导创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双子星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分别肩负起平衡国际收支与提供发展援助的重任。到1948年，美国再接再厉，领导成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该协定后来在1995年被世界贸易组织WTO取而代之）。194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一个集体防御性质的军事同盟应运而生，其核心是通过第五条款（即“一国受攻击视为全体成员国受攻击”），为欧洲盟国提供了美国的隐性核保护伞。然而，时至今日，美国是否会信守其北约承诺，已经扑朔迷离。这种情况与美国对世贸组织的态度如出一辙——过去十年，美国通过拒绝委派代表参与世贸组织仲裁小组，使这一机构形同虚设。
特朗普重返白宫可能揭开国际关系的新篇章，其中大部分内容都将与过去八十年建立的国际纽带背道而驰。这种历史关系的转变预示着欧亚大陆乃至全球国际关系格局将面临重大调整，国际政治棋盘或将重新布局。最为明显的变化体现在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传统同盟关系，以及美国与其邻国之间的关系上。美国与传统盟友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根源主要在于经济层面。
首先，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肩负着全球防务的重担，这无形中为欧亚盟友释放了大量资源，使其得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实现经济腾飞。与此同时，美国却在过去半世纪陷入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失衡的泥潭。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这无异于让盟友“坐享其成”，因此正积极寻求美国盟友在军事开支上做出更大贡献。不言而喻，欧洲军费开支的大幅增加将为美国军工产业和整体经济带来高达5000至8000亿美元的巨大经济红利，堪称雪中送炭。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另一个核心支柱是解决美国积重难返的贸易赤字问题，其政府将贸易失衡归咎于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坚信通过关税手段可以纠正这种失衡状况。这一强硬策略已从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关税起步，而随着2025年4月全面贸易审查的临近，一揽子更为广泛的新关税措施也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2 以邻为壑
特朗普政府陷入了一个根本性的认知误区，其将关税视为对出口国的惩罚措施，却忽视了关税实质上是由美国国内消费者买单的税负转嫁。更为严重的是，政府对经济基本规律熟视无睹——国际收支长期失衡直接源于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结构性缺口。美国国内储蓄率偏低，迫使其经济体不得不依赖外国资本来满足投资需求，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美国自身宏观经济政策和税制安排所致。关税政策的实际效果不外乎推高物价、抑制经济增长，或两者兼而有之。
更为严峻的是，关税措施几乎必然引发贸易伙伴的对等报复，最终陷入亚当·斯密所警示的“以邻为壑”的恶性循环。众多经济学权威人士已经发出警告，当前的贸易政策取向令人不禁联想起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出台后引发的全球贸易战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惨痛教训。
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孜孜不倦地拆除支持美国的传统联盟与机构，另一方面也全力以赴地重组国内外治理结构，以期削减财政开支，提升公共资金使用效率。美国众议院最近提出的预算草案清晰勾勒出该政府财政规划的基本走向。该计划核心内容包括：未来十年削减1.5万亿美元联邦支出，其削减重点主要指向法定福利项目；与此同时，却增加军事开支，并推行规模高达4万亿美元的大规模减税政策。这一财政组合拳将使美国财政持续处于巨额赤字的困境之中。
与财政政策调整相呼应，马斯克先生领衔的政府效率部门（DOGE）雷厉风行，着手精简联邦机构、裁减冗员。他们首当其冲地关闭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自马歇尔计划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国国际开发署一直是美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主要渠道。然而，从宏观视角观之，这些削减举措规模有限，难以撼动庞大赤字，尤其考虑到联邦雇员薪资支出仅占总预算的约1.6%。美国国际开发署成为首个“祭旗”对象并不令人意外——外援项目在国内民意支持基础薄弱，在特朗普政府施政优先序列中位居末端，尽管其400亿美元年度预算与6.7万亿美元联邦总支出相形之下微不足道。
解决美国天文数字般的累积赤字困境，可能要依赖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解决方案。该方案源自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的学术论文。米兰提出的核心构想，即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实质上是一种仿效阿根廷模式的债务重组计划。该计划核心内容是要求美国国债持有者将手中债券转换为长期低息甚至零息贷款。作为交换条件，债券持有者将获得含糊其辞的美国金融市场优先准入权或安全保障承诺，或兼而有之。然而，此类债务重组安排通常只在国家面临违约危机或货币危机时才会出台。在当前情境下，美国能够向债券持有者提供何种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仍不明朗；同样，在没有实际违约风险或缺乏明确界定利益的情况下，这一计划的可行性也令人质疑。
纵观历史，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独特地位使美国坐享其成数十载，尽管这一地位在近二十年来呈现逐步弱化趋势。与此同时，美国凭借其开放多元的金融体系，成功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全球储蓄和投资资本，使其国力得到显著增强，即便其频繁使用法外制裁手段也未能阻挡这一趋势。若美国政府贸然强制重组其国债（这些国债长期以来被视为绝对安全的投资），并纵容美元贬值，则在美国对乌克兰政策急转直下以及单方面撕毁《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等条约义务的背景下，外国投资者对美方提供的金融市场准入承诺或安全保障能否予以信任，恐怕将是一个巨大问号。
尽管美国曾卷入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等诸多争议性军事行动，作为全球霸主，它总能化险为夷，将损失降至最低。然而，此次情势明显迥异于往常。在乌克兰和欧洲安全问题上，美国竟不顾颜面，对这个遭受侵略的弱小国家施加强权政治，逼迫其割让半壁江山的矿产资源，令国际社会瞠目结舌。放眼全球，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撕毁与周边邻国的经济条约，公然表达吞并加拿大的领土野心，图谋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战略要道，并对格陵兰岛提出主权主张。这一系列举措勾勒出一个奉行扩张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新型全球强权形象。美国正逐渐背离其历史性的全球领导角色，转而构建一个前所未有、变数丛生的世界新秩序。在这一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传统盟友纷纷寻找立足之地，老对手则蓄势待发，伺机而动；而那些区域性中小国家则在夹缝中求生存，竭力寻找适合自身的角色定位和战略选择，以便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新世界秩序中驾驭风险，把握机遇。3 大国命运：何去何从
近期国际格局虽已呈现动荡与阴云密布之势，然而中长期前景却更添变数。短期而言，美国大规模预算削减、关税壁垒及随之而来的贸易争端必将导致全球物价攀升，经济增长动能减弱，贸易往来萎缩。金融市场也将随宏观经济基本面转弱而呈现下行态势。中长期（五至十年）的不确定性愈发凸显，其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特朗普政府的施政举措，以及在此期间美国盟友与对手的战略应对。无论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和2028年总统大选结果如何，自二战结束以来主导全球的国际秩序和机构体系恐怕难以回归昔日常态。国际联盟，无论根基多么深厚，本质上均具脆弱性，其解体往往易如反掌，而重建则难如登天。在此变局之中，美国现有及前盟友很可能寻求构建新的联盟架构；众多中小中立国家将不得不审时度势，重新定位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与功能；而美国的战略对手也将因势利导，谋求新的战略空间。由此观之，一个更加多元化、碎片化的多极世界格局呼之欲出，这一新格局将由地缘政治因素、共同价值理念、文化认同以及经济互补性等多重变量共同塑造。随着信息技术持续突破地理藩篱，使全球社会日益紧密联结，我们有理由期待，这种更为紧密、高效的全球互联互通将为各国经济合作与和平共处提供坚实基础。在当今这个竞争白热化且相互依存度极高的世界格局下，特朗普政府大力倡导经济民族主义，同时借安全之名行重商主义之实，此举无形中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自保竞赛。各国审时度势，纷纷调整战略布局，构建不依赖美国的新型经济安全联盟。与此同时，美国推行的“损人利己”政策，很可能导致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望而却步。殊不知，一旦国际资本转向其他市场，美国若不做出重大让步，将难以重新吸引这些资本回流。美国或许正面临一个更为宏观的历史进程。纵观全局，当前美国GDP约占全球总量的25%，与马歇尔计划实施后1960年代一度高达40%的辉煌时期相比，已明显江河日下。军费开支居高不下，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军事冒险缺乏财政支撑，国内生产力持续下滑。这些因素共同侵蚀了美国的经济霸权，导致国际收支和财政预算长期处于赤字状态。美国不得不通过举债方式填补这些窟窿，债务规模已突破3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123%。国会与历届政府虽然口头上致力于解决赤字问题，但在削减开支、增加税收等实质性措施上却步履蹒跚，毫无建树。2025财年，美国仅公共债务利息支出就将超过军费开支，国会预算办公室更预测，这一数字在未来十年内将持续攀升，最终超过美国GDP的4%。这不仅解释了“海湖庄园协议”中提出的债务重组等匪夷所思的构想，更反映了美国国内的经济困境。社会分化日益严重，政治裂痕不断扩大，特朗普总统乘势而起，正是这种压力的症状表现。马斯克及其美国政府效率部大刀阔斧削减政府岗位，标榜提高公共部门效率，实则掩盖不了美国国力衰退的大趋势。受国防部长办公室净评估办公室委托，兰德公司的重磅研究《国家活力更新的来源》（The Source s of Renewed National Dynamis，迈克尔·J·马扎尔等著，2024年）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团队通过对历史的纵深剖析指出：“决定国家成败的根本因素在于社会属性，这些特质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本质，而非其外在建设或行为。”令人忧心的是，分析结果表明，美国正在丧失曾经成就其辉煌的诸多特质。研究进一步表明，尽管美国在多个领域仍具备扭转颓势的潜力，但它 “已经呈现出昔日霸主巅峰不再、竞争力江河日下的典型特征”。2025年2月28日，白宫办公室上演了一出外交闹剧。特朗普总统与万斯副总统在全球直播镜头前，毫不留情地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言语羞辱。目睹此情此景，世界各国领导人必将对类似的公开亮相三思而行。抛开对泽连斯基个人或乌克兰冲突的立场不论，这段画面都无疑将作为公共外交的反面教材，流传后世，以儆效尤。欢迎来到这个“美丽新世界”。*本文由哈尼·冯德克利博士授权发布，英文题目为"Politics of the Jungle: The Collapse of American Global Consruct", March 1, 2025. 如需转载，请联系后台。
Hani K. Findakly作者：哈尼·冯德克利北京大学卡塔尔国中东研究讲席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资深投资银行家。曾任世界银行首席投资官、北美阿拉伯银行家协会主席、中东研究所理事、阿拉伯美洲银行董事、联合国国际学校董事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技术发展私人融资委员会委员等。 FIN美乌闹掰后，欧盟的“新帝国计划”彻底藏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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