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后期，“不抑兼并”政策的弊端逐渐显现。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农民沦为佃农，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财税政策执行中也出现问题，商税征收存在贪污腐败，对商业活动过度干预，阻碍商业发展。
靖康之变后，南宋偏安江南。南方土地肥沃、水网密布，具备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南宋初期，为恢复经济，延续北宋部分政策，鼓励垦荒，对新垦土地给予优惠，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土地开发。但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兼并问题愈发严重，官僚、地主和富商利用权势与财富大肆兼并土地。政府虽有抑制兼并的意图，但执行力薄弱。例如，原本限制官员占田的“限田令”，在实际执行中，官员通过各种手段规避限制，将大量土地纳入囊中。地方豪强大族也与官府勾结，压低地价强买农民土地，致使大量自耕农沦为佃农，失去土地的农民不仅经济上陷入困境，还丧失了基本的社会地位。
南宋中晚期，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中，土地政策与财税政策陷入严重困境，对农业、农村和农民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成为南宋走向衰亡的关键因素。
南宋中期，土地兼并现象已愈演愈烈。随着政治腐败的加剧，官僚、地主和富商利用权势与财富大肆兼并土地。政府虽有抑制兼并的意图，但执行力薄弱。例如，原本限制官员占田的“限田令”，在实际执行中，官员通过各种手段规避限制，将大量土地纳入囊中。地方豪强大族也与官府勾结，压低地价强买农民土地，致使大量自耕农沦为佃农，失去土地的农民不仅经济上陷入困境，还丧失了基本的社会地位。
到了南宋晚期，土地兼并近乎失控。皇室、外戚带头兼并土地，形成庞大的庄田体系。如理宗时期，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初衷是为了回买大地主超额土地，作为公田出租以充军饷、平抑物价，但在实施过程中，却沦为对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残酷掠夺。不管土地肥瘦、价格高低，一律按低标准强制收购，许多中小地主因此破产，自耕农更是苦不堪言，严重破坏了农村的经济结构。
财税政策在南宋中晚期同样弊病丛生。中期开始，为弥补庞大的军费开支和维持统治阶层的奢靡生活，赋税种类不断增加。除了继承北宋的两税、商税等常规税种外，新增的经总制钱、月桩钱等杂税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经总制钱巧立名目，对各类交易征收高额税费，从日常买卖到田宅交易，无一幸免，严重抑制了民间经济活力。月桩钱则是为了供应军饷而设立，要求地方每月定额上缴，地方官员为完成任务，肆意摊派，不管百姓是否有能力承担。
南宋晚期，财税体系更是濒临崩溃。为解决财政危机，政府滥发纸币“会子”。由于没有足够的准备金，会子不断贬值，物价飞涨。农民手中的财富迅速缩水，卖粮所得难以维持生计，而缴纳赋税却需更多的货币，导致农民生活陷入绝境。同时，商业税征收愈发严苛，关卡林立，商人的经营成本大幅提高，商业活动受到严重阻碍，农村的商品流通也陷入停滞。
在土地与财税政策的双重压迫下，南宋中晚期的农村经济全面衰败。农民失去土地后，生产积极性受挫，农业生产大幅下滑，粮食产量锐减，饥荒频发。农村人口大量流亡，村落破败，曾经繁荣的乡村景象不复存在。而城市经济也因农村市场的萎缩和商业的凋零受到重创，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不安。
南宋中晚期土地政策与财税政策的失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腐败、官员贪污使得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严重走样，统治阶层的短视与贪婪，只图眼前利益，不顾民生疾苦。这些政策不仅破坏了经济基础，更动摇了南宋的统治根基，最终导致南宋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灭亡，为后世敲响了深刻的警钟。
